還有“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這種官名，都是戰國的，前人已經說過了：這是第六件可疑。
梁先生其他的從老子履歷、從老子子孫世系、從老子與其他古書的比較、從老子一書所體現的思想以及由此思想所體現的社會情況所論證的若干條，縱然振振有詞，張先生仍然可以“辯才無礙”。只是這一條，張先生卻難以強詞奪理了，不能不說：
老子一書，有人考過其中文字多有竄亂。……前人已經見到“偏將軍”、“上將軍”是雜入之注疏，不成問題。
“偏將軍”和“上將軍”這種官名為春秋所無，僅通行於戰國，這一事實，誰也不能不承認。但為什麼卻出現於所謂春秋時的作品老子一書中呢?因此只能得出兩種結論中的任何一種。這兩種結論，一種是老子不是春秋時代的書，而是戰國時代的書。一種是老子一書多經竄亂。張先生只能在這兩種結論中任取一種，無法同時避免。“兩害相權取其輕”，於是被逼地承認了後一種。由此可以肯定，從語言史的角度來鑑定古書，方法是科學的，正確的論證是具有高度的說服力的。這裏不過是略舉一隅以見例吧了。古人也曾經偶爾運用過這一方法。譬如程廷祚的論證尚書大禹謨之為偽古文，便曾從“道德”兩字的詞義沿革來考察(見王先謙尚書孔傳參正卷三)。到後來，又有發展，如王靜安(國維)先生的考證商頌是宗周中葉以後的作品(見觀堂集林卷二)，郭沫若先生的懷疑尚書中的某些篇(見金文叢考中的金文所無考)，主要論證都是從語言上著眼的。從語言上著眼，不僅可以鑑別古籍的真偽，審定它的寫作年代，還可以從方言的角度考察作者的籍貫或者國別。前人也有運用這一方法的，如清人江永和郭沫若先生的論定考工記為春秋時代齊國的書籍(江說見其所著周禮疑義舉要，孫詒讓周禮正義卷七十四曾加徵引並且加了“江說近是”的案語;郭說見其所著考工記的年代與國別，最初發表於開明書店二十周年紀念文集中，後來又收入於天地玄黃中)，他們的論證既很堅強，因之結論自然正確。至於瑞典人高本漢(be-rnhardkarlgren)的左傳真偽考，雖然也是從語言上，尤其是語法上立言，表面看來很科學化，其實是從他主觀的假設上立論的。如果他那假設不可靠，也就是前提不可靠，結論自然難以站得住腳了。所以又當別論。
從前人考證列子的真偽也曾運用這一方法。如宋人黃震的日鈔說：“西域之名始於漢武，列子預言西域，其說尤為可疑。”馬夷初(敘倫)先生說：“穆王篇記儒生治華子之疾，儒生之名蓋漢世所通行，先秦未之聞也。”劉澤民(汝霖)先生說：“湯問篇引岱與、員喬、方壺、瀛洲、蓬萊，後三山始見於史記，就是神仙家騙秦始皇所稱的三神山。”這些論證都是相當強硬的。
列子是部偽書，這已經為一般學者所肯定;它是一部魏晉時代的偽書，也已經為大多數學者所肯定。但所有前人的論證，除開上文所敘述的以外，很少是從語言的角度來考查的。我這篇論文則是完全運用漢語史的知識來鑑定它的作偽年代。自然，我的結論是和多數學者所作的結論相符的，一致的。雖然在結論方面不能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上增加些新東西;但是，在方法方面，不僅僅若干詞的歷史沿革，語法形式的歷史沿革是作為我的研究心得而提出來的，最重要的是，這一篇論文可以看成從漢語史的角度來鑑定中國古籍的一個實例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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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瑞篇：“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
這一“數十年來”的說法值得注意。先秦沒有這種說法。先把先秦的說法舉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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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孟子公孫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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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又盡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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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於民生之不易……(
左傳宣公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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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又昭公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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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襄以來未之改也。(又哀公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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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之及今生民而來未嘗有也。(墨子兼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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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嘗見命之物、聞命之聲者乎?則未嘗有也。(又非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