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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说》原文赏析

时间:2022-04-07 14:16:18 文言文名篇 我要投稿

《师说》原文赏析

  《师说》是韩愈的一篇著名文言文,是针对门第观念影响下“耻学于师”的坏风气写的。下面是小编分享的《师说》原文赏析,一起来看一下吧。

  【原文】

  师说

  作者:[唐]韩愈

  古之学者(1)必有师。师者,所以(2)传道(3)受(4)业(5)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6),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7)终不解矣。生乎(8)吾前,其闻道(9)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10);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11)?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12)也。

  嗟乎!师道(13)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14)也远矣,犹且(15)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16),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17)。是故圣益圣,愚益愚(18)。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19)!彼童子之师(20),授之书而习其句读(dòu)(21)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22),或不(fǒu)焉,小学而大遗(23),吾未见其明也。巫医(24)乐师百工(25)之人,不耻相师(26);士大夫之族(27),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28)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29),官盛则近谀(yú)(30)。呜呼!师道之不复(31)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32)不齿(33),今其智乃(34)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yú)(35)!

  圣人无常师(36)。孔子师郯子(37)、苌(cháng)弘(38)、师襄、老聃(dān)(39)。郯(tán)子(37)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40)是故弟子不必(41)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42),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pán)(43),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zhuàn)(44)皆通习之,不拘于时(45),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46),作《师说》以贻(yí)(47)之。

  【注释】

  [1]学者:求学的人。

  [2]所以:用来……的,……的凭借.

  [3]道:指儒家孔子、孟轲的哲学、政治等原理、原则。可以参看本书上面所选韩愈《原道》。

  [4]受:通“授”。传授。

  [5]业:泛指古代经、史、诸子之学及古文写作,可以参看本书下面所选韩愈《进学解》中所述作者治学内容。

  [6]人非生而知之者:人不是生下来就懂得道理。之:指知识和道理。语本《论语·述而》:“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季氏》:“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孔子承认有生而知之的人,但认为自己并非这样。韩愈则进一步明确没有生而知之的人。

  [7]其为惑也:那些成为疑难的问题。

  [8]乎:于。

  [9]闻道:语本《论语·里仁》:“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闻,听见,引伸为懂得。道:儒家之道。

  [10]从而师之:跟从(他),拜他为老师。师之,即以之为师。

  [11]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哪管他的生年是比我早还是比我晚呢?庸,岂,哪。知,了解,知道。年:年龄。

  [12]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知识、道理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师存在的(地方)。意思是谁懂得道理,谁就是自己的老师。

  [13]师道:以师为道。即学道。道,这里有风尚的意思。

  [14]出人:超出(一般)人。

  [15]犹且:尚且。

  [16]众人:普通人。

  [17]耻学于师:以向老师学习为耻。

  [18]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因此圣人更加圣明,愚人更加愚昧。益,更加,越发。

  [19]惑矣:(真)糊涂啊!

  [20]彼童子之师:那些教小孩子的(启蒙)老师。

  [21]句读(dòu逗):也叫句逗。古代称文辞意尽处为句,语意未尽而须停顿处为读(逗),句号为圈,逗号为点。古代书籍上没有标点,老师教学童读书时要进行句逗的教学。读,通“逗”。

  [22]或师焉,或不(fǒu)焉:有的(指“句读之不知”这样的小事)请教老师,有的(指“惑之不解”这样的大事)却不问老师。“不”同“否”。此句翻译时应注意交错翻译,详见下文翻译。

  [23]小学而大遗:小的方面(句读之不知)倒要学习,大的方面(惑之不解)却放弃了。

  [24]巫医:古代用祝祷、占卜等迷信方法或兼用药物医治疾病为业的人,连称为巫医。《逸周书·大聚》有关于“巫医”的记载。《论语·季氏》:“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视为一种低下的职业。

  [25]百工:泛指手工业者。

  [26]相师:互相学习。

  [27]族:类。

  [28]相若:相象,差不多的意思。

  [29]位卑则足羞:(以)地位低(的人为师),就感到耻辱。

  [30]谀(yú):阿谀、奉承。

  [31]复:恢复。

  [32]君子:古代“君子”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地位高的人,一是指品德高的人。这里用前一种意思,相当于士大夫。

  [33]不齿:不屑与之同列,表示鄙视。齿,原指年龄,也引伸为排列。幼马每年生一齿,故以齿计马岁数,也以指人的年龄。古人常依年龄长少相互排列次序。本句反映封建阶级的传统偏见。

  [34]乃:竟。

  [35]其可怪也欤:难道值得奇怪吗?其,语气词,起加强反问语气作用。

  [36]圣人无常师:《论语·子张》:“子贡曰‘……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夫子,老师,指孔子。子贡说他何处不学,又为什么要有一定的老师呢!

  [37]郯(tán)子:春秋时郯国(今山东郯城一带)的国君,孔子曾向他请教过少皞(hào浩)氏(传说中古代帝王)时代的官职名称。

  [38]苌(cháng)弘:东周敬王时候的大夫,孔子曾向他请教古乐。师襄:春秋时鲁国的乐官,名襄,孔子曾向他学习弹琴。师,乐师。

  [39]老聃(dān丹):即老子,春秋时楚国人,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孔子曾向他请教礼仪。

  [40]三人行句:语本《论语·述而》:“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41]不必:不一定。

  [42]术业有专攻:学问和技艺上(各)自有(各的)专门研究。攻:学习、研究。

  [43]李氏子蟠:李蟠(pán盘),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年)进士。

  [44]六艺经传(zhuàn):六艺的经文和传文。六艺:指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儒家经典。经:两汉及其以前的散文。传:注解经典的著作。

  [45]不拘于时:不被时俗所限制。时,时俗,指当时士大夫中耻于从师的不良风气。于,被。

  [46]余嘉其能行古道:嘉:赞许,嘉奖。

  [47]古道:古代的从师之道

  [48]贻:赠送。

  [49]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之,代词

  白话译文

  古代求学的人一定有老师。老师,是可以依靠来传授道理、教授学业、解答疑难问题的。人不是生下来就懂得道理的,谁能没有疑惑?有了疑惑,如果不跟从老师学习,那些成为疑难问题的,就最终不能理解了。生在我前面,他懂得道理本来就早于我,我应该跟从他把他当作老师;生在我后面,如果他懂得的道理也早于我,我也应该跟从他把他当作老师。我是向他学习道理啊,哪管他的生年比我早还是比我晚呢?因此,无论地位高低贵贱,无论年纪大小,道理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师存在的地方。

  唉,古代从师学习的风尚不流传已经很久了,想要人没有疑惑难啊!古代的圣人,他们超出一般人很远,尚且跟从老师而请教;现在的一般人,他们的才智低于圣人很远,却以向老师学习为耻。因此圣人就更加圣明,愚人就更加愚昧。圣人之所以能成为圣人,愚人之所以能成为愚人,大概都出于这吧?人们爱他们的孩子,就选择老师来教他,但是对于他自己呢,却以跟从老师学习为可耻,真是糊涂啊!那些孩子们的老师,是教他们读书,帮助他们学习断句的,不是我所说的能传授那些道理,解答那些疑难问题的。一方面不通晓句读,另一方面不能解决疑惑,不通晓文句的去向老师请教,有疑惑不能理解的却不向老师请教;小的方面倒要学习,大的方面反而放弃不学,我没看出那种人是明智的。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这些人,不以互相学习为耻。士大夫这类人,听到称“老师”称“弟子”的,就成群聚在一起讥笑人家。问他们为什么讥笑,就说:“他和他年龄差不多,道德学问也差不多,以地位低的人为师,就觉得羞耻,以官职高的人为师,就近乎谄媚了。”唉!古代那种跟从老师学习的风尚不能恢复,从这些话里就可以明白了。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这些人,君子们不屑一提,现在他们的见识竟反而赶不上这些人,真是令人奇怪啊!

  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孔子曾以郯子、苌弘、师襄、老聃为师。郯子这些人,他们的贤能都比不上孔子。孔子说:“几个人一起走,其中一定有可以当我的老师的人。”因此学生不一定不如老师,老师不一定比学生贤能,听到的道理有早有晚,学问技艺各有专长,如此罢了。

  李家的孩子蟠,年龄十七,喜欢古文,六经的经文和传文都普遍地学习了,不受时俗的拘束,向我学习。我赞许他能够遵行古人从师的途径,写这篇《师说》来赠送他。

  【赏析】

  韩愈作《师说》的时候,有人以为是在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这大致是可信的。这年韩愈35岁,刚由洛阳闲居进入国子监,为四门学博士,这是一个“从七品”的学官。但他早已有名。他所提倡和不断实践的古文运动,在那一两年内,正走出少数爱好者的范围,形成一个广泛性的运动,他俨然成为这个运动的年轻的领袖。他用古文来宣传他的主张。维护先秦儒家的思想,反对当代特别盛行的佛老思想;提倡先秦两汉的古文,反对“俗下文字”即魏晋以来“饰其辞而遗其意”的骈文:这就是古文运动的内容。这个运动所以逐渐形成于唐德宗统治的后期,是有现实的社会条件的。它是为维护唐王朝的统一、反对藩镇割据的政治目的服务的。而这除军阀、大地主外,正是当时广大社会阶层的现实利益的要求。韩愈的积极努力,对这个运动的开展与形成,起了不断促进的作用。就古文来说,他不仅自己刻苦努力,从理论到实践,表现了优秀的成绩;更重要的是他不顾流俗的非笑,努力提倡,特别表现在给青年们热情的鼓励和指示。《师说》正是这种努力所引起的一篇具有进步意义和解放精神的文章。

  韩愈由于幼年的家庭教养和天宝以来复古主义思潮的影响,从青年时代起,就以一个传道的古文家自命。这也是他在科举和仕宦的阶梯上十年不能得意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他并不悔,还愈来愈有自信。最初他到汴州参加宣武节度使董晋幕府的时候(796—798),先教李翱学古文;由于孟郊的介绍,不久又教张籍学古文。后来逃难到徐州(799),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安置他在符离,又教一个青年人张彻读古书,学古文。张建封死后,仕途不通,到洛阳闲居(800—801)。向他请教的青年愈来愈多,他对青年们非常热情,奖励有加。他在《重答李翊书》中说:“言辞之不酬,礼貌之不答,虽孔子不得行于互乡,宜乎余之不为也。苟来者,吾斯进之而已矣,乌待其礼逾而情过乎?”为了“广圣人之道”,他以热情的、有礼貌的态度对待一切向他请教的青年,他认为这并不是什么“礼逾”和“情过”的问题。他回答许多青年的信,指示怎样做人,怎样作文。在韩愈看来,文章是作者的人格修养的表现,做人与作文应该是一致的。他进了国子监后,对待青年依然非常热情。

  韩愈这样不断地同青年后学交往,给他们奖励和指示,这是魏晋以后所没有的现象,当然要引起人们的奇怪,以至纷纷议论和责难。一切向韩愈投书请益的青年便自然地被目为韩门弟子,因而韩愈“好为人师”的古怪面貌也就非常突出了。但韩愈是早有自信的,他不管人们怎样诽谤,依然大胆地回答青年们的来信。他在《答胡生书》中说:“夫别是非,分贤与不肖,公卿贵位者之任也,愈不敢有意于是。如生之徒,于我厚者,知其贤,时或道之,于生未有益也。不知者乃用是为谤!不敢自爱,惧生之无益而有伤也,如之何?”他对那些恶意中伤的诽谤,表示愤慨,也为向他请教的青年担忧。《师说》的最后一段,声明写作的由来,说这是为了一个“好古文”“能行古道”,跟他学习的青年李蟠而作的。实际上他是借此对那些诽谤者来一个公开的答复和严正的驳斥。他是有的放矢的。

  在这篇文章里,他首先(第1段)肯定从古以来师对于任何人总是不可少的,因为人不能“生而知之”,谁也不能没有“惑”──茫然不解的东西。因此,他认为师并不是什么特殊人物,而是一种“传道受业解惑”的人。他还认为人人都可以为师,没有社会地位(贵贱)或年龄(长少)的`限制,只问他有没有“道”,有就可以为师,所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接着(第2段),他慨叹古来的“师道”久已失传。现在一般人,既不能“无惑”,又“耻学于师”,所以越来越愚蠢。然后列举事例,论证这种“耻学于师”的风气实在是愚蠢而奇怪的。他说有一种人,即士大夫,对于儿子,则“择师而教之”;但对于自己,“则耻师焉”:这就是他们的不明。又有一种现象,广大的各行各业的人,即“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以彼此相师为耻;而“士大夫之族”,如果有人谈到谁是师,谁是弟子,则大家共同非笑,问其理由,无非是年龄、地位云云,这又证明了他们的智慧反而在他们所瞧不起的巫医等等之下,这不是很奇怪吗?再看(第3段),“士大夫之族”所崇拜的“圣人”没有一定的师,孔子的师有郯子、苌弘等,这些人都“不及孔子”。而且孔子还说过,三个人里面,一定有一个人是他的师。因此,作者得到另一个重要的论点,师和弟子的关系是相对的,“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这就是说,弟子可以为师,师也可以为弟子。所以师和弟子的关系的存在,最后结论很简单,不过是因为“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的缘故。这也还是前文所提出的论点,即能者为师。

  由此可见,《师说》不仅严正地驳斥了那些愚蠢的诽谤者,更可贵的是提出了三点崭新的、进步的“师道”思想:师是“传道受业解惑”的人;人人都可以为师,只要具有那样的能力;师和弟子的关系是相对的,某一方面比我好,在这一方面他就是我的师。这些思想把师的神秘性、权威性、封建性大大地减轻了;把师和弟子的关系合理化了,平等化了,把师法或家法的保守的壁垒打破了。这些思想是和他后来发展的“道统”思想矛盾的。这些思想是具有解放精神、具有深刻的人民性的思想。这是唐德宗时代在相对的稳定局面之下,城市繁荣、商业经济发展的反映。

  因此,可以想象,这篇《师说》的流布,鼓舞和吸引了更多的青年后学,也因而招致了更多的顽固的“士大夫之族”的反对。实际上,韩愈也确乎因此官更难作,不断地遭到当权者的排挤。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贞元十九年(803),韩愈在监察御史的职位,第一次被当权的官僚集团赶出了长安,贬到阳山(今广东阳山),就是在作《师说》一年后。他这次被贬,原因可能很复杂,但照柳宗元所说,这篇《师说》至少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因为他由此“狂名”更大,为更多的顽固派所疾恶,更容易遭到莫名的排挤。然而韩愈在奖励后学这一点上,态度始终不变,只是到了元和以后,声势没有在贞元末年那么大就是了。到了宋代,有人为韩愈辩解,说他“非好为人师者也”(《五百家注音辩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二引“洪曰”),这是说,由于学者归附,韩愈是不得已而“作之师”的。又有人以为韩愈“作《师说》,盖以师道自任”,但充其量不过“以传道受业解惑为事,则世俗训导之师,口耳之学耳”(俞文豹《吹剑三录》),这是指韩愈把师的封建作用大大地降低了。可见这篇《师说》的解放精神是不容易为一般封建士大夫所接受的。因此,它在当时的重大意义也就不难理解了。

  创作背景

  《师说》大约是作者于贞元十七年至十八年(801—802),在京任国子监四门博士时所作。贞元十七年(801),辞退徐州官职,闲居洛阳传道授徒的作者,经过两次赴京调选,方于当年十月授予国子监四门博士之职。此时的作者决心借助国子监这个平台来振兴儒教、改革文坛,以实现其报国之志。但来到国子监上任后,却发现科场黑暗,朝政政府腐败,吏制弊端重重,致使不少学子对科举入仕失去信心,因而放松学业;当时的上层社会,看不起教书之人。在士大夫阶层中存在着既不愿求师,又“羞于为师”的观念,直接影响到国子监的教学和管理。作者对此痛心疾首,借用回答李蟠的提问撰写这篇文章,以澄清人们在“求师”和“为师”上的模糊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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