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卷五十 志第四十
马者，兵之用也;监牧，所以蕃马也，其制起于近世。唐之初起，得突厥马二千匹，又得隋马三千于赤岸泽，徙之陇右，监牧之制始于此。其官领以太仆，其属有牧监、副监。监有丞，有主簿、直司、团官、牧尉、排马、牧长、群头，有正，有副。凡群置长一人，十五长置尉一人，岁课功，进排马。又有掌闲，调马习上。又以尚乘掌天子之御。左右六闲：一曰飞黄，二曰吉良，三曰龙媒，四曰騊〈弓余〉，五曰駃騠，六曰天苑。总十有二闲为二厩，一曰祥驎，二曰凤苑，以系饲之。其后禁中又增置飞龙厩。
初，用太仆少卿张万岁领群牧。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马七十万六千，置八坊岐、豳、泾、宁间，地广千里：一曰保乐，二曰甘露，三曰南普闰，四曰北普闰，五曰岐阳，六曰太平，七曰宜禄，八曰安定。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顷，募民耕之，以给刍秣。八坊之马为四十八监，而马多地狭不能容，又析八监列布河曲丰旷之野。凡马五千为上监，三千为中监，余为下监。监皆有左、右，因地为之名。方其时，天下以一缣易一马。万岁掌马久，恩信行于陇右。
后以太仆少卿鲜于匡俗检校陇右牧监。仪凤中，以太仆少卿李思文检校陇右诸牧监使，监牧有使自是始。后又有群牧都使，有闲厩使，使皆置副，有判官。又立四使：南使十五，西使十六，北使七，东使九。诸坊若泾川、亭川、阙水、洛、赤城，南使统之;清泉、温泉，西使统之;乌氏，北使统之;木硖、万福，东使统之。它皆失傅。其后益置八监于盐州、三监于岚州。盐州使八，统白马等坊;岚州使三，统楼烦、玄池、天池之监。
凡征伐而发牧马，先尽强壮，不足则取其次。录色、岁、肤第印记、主名送军，以帐驮之，数上于省。
自万岁失职，马政颇废，永隆中，夏州牧马之死失者十八万四千九百九十。景云二年，诏群牧岁出高品，御史按察之。开元初，国马益耗，太常少卿姜晦乃请以空名告身市马于六胡州，率三十匹仇一游击将军。命王毛仲领内外闲厩。九年又诏："天下之有马者，州县皆先以邮递军旅之役，定户复缘以升之。百姓畏苦，乃多不畜马，故骑射之士减曩时。自今诸州民勿限有无荫，能家畜十马以上，免帖驿邮递征行，定户无以马为赀。"毛仲既领闲厩，马稍稍复，始二十四万，至十三年乃四十三万。其后突厥款塞，玄宗厚抚之，岁许朔方军西受降城为互市，以金帛市马，于河东、朔方、陇右牧之。既杂胡种，马乃益壮。
天宝后，诸军战马动以万计。王侯、将相、外戚牛驼羊马之牧布诸道，百倍于县官，皆以封邑号名为印自别;将校亦备私马。议谓秦、汉以来，唐马最盛，天子又锐志武事，遂弱西北蕃。十一载，诏二京旁五百里勿置私牧。十三载，陇右群牧都使奏：马牛驼羊总六十万五千六百，而马三十二万五千七百。
安禄山以内外闲厩都使兼知楼烦监，阴选胜甲马归范阳，故其兵力倾天下而卒反。肃宗收兵至彭原，率官吏马抵平凉，搜监牧及私群，得马数万，军遂振。至凤翔，又诏公卿百寮以后乘助军。其后边无重兵，吐蕃乘隙陷陇右，苑牧畜马皆没矣。乾元后，回纥恃功，岁入马取缯，马皆病弱不可用。永泰元年，代宗欲亲击虏，鱼朝恩乃请大搜城中百官、士庶马输官，曰"团练马"。下制禁马出城者，已而复罢。德宗建中元年，市关辅马三万实内厩。贞元三年，吐蕃、羌、浑犯塞，诏禁大马出潼、蒲、武关者。元和十一年伐蔡，命中使以绢二万市马河曲。其始置四十八监也，据陇西、金城、平凉、天水，员广千里，繇京度陇，置八坊为会计都领，其间善水草、腴田皆隶之。后监牧使与坊皆废，故地存者一归闲厩，旋以给贫民及军吏，间又赐佛寺、道馆几千顷。十二年，闲厩使张茂宗举故事，尽收岐阳坊地，民失业者甚众。十三年，以蔡州牧地为龙陂监。十四年，置临汉监于襄州，牧马三千二百，费田四百顷。穆宗即位，岐人叩阙讼茂宗所夺田，事下御史按治，悉予民。大和七年，度支盐铁使言："银州水甘草丰，请诏刺史刘源市马三千，河西置银川监，以源为使。"襄阳节度使裴度奏停临汉监。开成二年，刘源奏："银川马已七千，若水草乏，则徙牧绥州境。今绥南二百里，四隅险绝，寇路不能通，以数十人守要，畜牧无它患。"乃以隶银川监。
其后阙，不复可纪。
创作背景
五代时期就曾有《唐书》（即《旧唐书》）编成，但宋仁宗认为《旧唐书》“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下诏重修。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七月，仁宗催促“速上所修《唐书》”。前后参预其事的有宋敏求、范镇、欧阳修、宋祁、吕夏卿、梅尧臣，《新唐书》所依据的唐人文献及唐史著作均审慎选择，删除当中的谶纬怪诞内容，裁减旧史本纪十分之七[3]。总的说来，《列传》部分主要由宋祁负责编写，《志》和《表》分别由范镇、吕夏卿负责编写。最后在欧阳修主持下完成。《本纪》10卷和《赞》《志》《表》的'“序”以及《选举志》《仪卫志》等都出自欧阳修之手。因为《列传》部分出自宋祁之手，而欧阳修只是主持了《志》《表》的编写，出于谦逊，同时欧阳修认为宋祁是前辈，所以他没有对宋祁所写的列传部分从全书整体的角度作统一工作，因而《新唐书》存在着记事矛盾、风格体例不同的弊端。所以《新唐书》署“欧阳修、宋祁撰”。其为二十四史之一。
《新唐书》对《志》十分重视，新增《仪卫志》《选举志》和《兵志》。《兵志》附以马政，原有的《天文志》和《历志》篇幅超过《旧唐书》三倍，新《志》载有文武百官的俸禄制度，为旧《志》所无[4]。又有屯田、边镇、和籴等，皆旧《志》所无。《新唐书》也恢复立《表》，立了《宰相表》《方镇表》《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历代官修正史《表》多缺略。清代学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新书最佳者志、表，列传次之，本纪最下”，王鸣盛同时还指出《新唐书》史表的设置有一些不足，“窃谓史之无表者，固宜补矣，有有表而尤不可以不补者……禁军以宦官掌之，不但朝政尽为所挠，并废立皆出其手，则左右神策中尉亦当表”。宋祁有文名，曾任知制诰、翰林学士等职。他历时十余年完成《列传》，于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交齐全部列传的稿子。欧阳修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擅长古文，他因参加推行“庆历新政”的活动，被贬为地方官，至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才调到朝廷任翰林学士，主持修史工作，等到他写定《本纪》《志》《表》，已是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的事了。
清人王鸣盛以《宋史·宋祁传》《欧阳修传》为据，认为宋祁修书“在仁宗天圣之晚年，历明道、景祐、宝元、康定，至庆历中告成，以书成进左丞云云”；“（欧阳）修之修《唐书》，乃在嘉祐之前至和年间事，距祁稿成时，相去已十余年”，“书成，上距祁稿成约又二十余年矣”。因此，“二公修书不同时明矣”。这一说法，迄今仍为部分学者沿用，都未发现王鸣盛错缪的关键所在。其根源在《宋史·宋祁传》将“诏求直言”的时间误作“景佑中”，而这又是《宋祁传》中唯一的一个年号。
《宋祁传》文中指明宋祁受命纂修《唐书》在“诏求直言”前，故王鸣盛误以为宋祁修《唐书》自天圣至庆历，前后差不多也是17个年头。但《宋史·仁宗纪》景祐年间并无“诏求直言”一类的事，皇祐元年才有“诏台谏非朝廷得失”。《宋祁传》中宋祁“直言对”后紧接“进温成皇后为贵妃”，与《仁宗纪三》的记载相符，时在“皇祐”，而非“景祐”。显然，《宋祁传》是将“皇祐”误作“景祐”了，一下子把时间提前了10多年。王鸣盛提到宋祁“守亳州，以稿自随”，《宋祁传》说得很清楚，是因为“坐其子从张彦方游”。传中虽无明确纪年，但宋祁是附在其兄宋庠传后的，前面《宋庠传》明明白白地写着：皇祐三年，“祁子与越国夫人曹氏客张彦方游”。宋庠受牵连罢相在这一年，宋祁出知亳州也是这一年。此时尚“以稿自随”，仍在修撰中，怎么会在庆历中告成？王鸣盛的失误，一是不知“景祐”当为“皇祐”，二是后来在《蛾术编》卷九考知“祁修书凡七年，而自皇祐元年至三年独秉笔，自此出知亳州，皆书局自随以至于成，凡历十六年也”，却仍然坚持“宋欧修《新唐书》不同时”的结论。《宋史·宋祁传》的这一年号错误，除了《宋景文集》卷二九《直言对》有案语注明“仁宗本纪皇祐三年春三月诏求直言”，“本传作景祐中误”而外，迄今竟似无人知晓，请同仁们注意。
就整个《新唐书》的纂修而言，应当说：新修唐史前后17个年头，前10年宋祁主持编修，后7年欧、宋共同“刊修”。草稿初成，呈宋仁宗审阅。仁宗看后，发现这部史书出于二人之手，体例与文采均不尽相同，于是令欧阳修删改修饰为一体。欧阳修此时却拒不修改，他说：“宋公于我为前辈，且人所见不同，岂可悉如已意？”最后仅校阅过一遍，一无所易。
作品影响
《新唐书》是我国正史体裁史书的一大开创，为以后《宋史》等所沿袭。自司马迁创纪、表、志、传体史书后，魏晋至五代，修史者志、表缺略，至《新唐书》始又恢复了这种体例的完整性。以后各朝史书，多循此制，这也是《新唐书》在我国史学史上的一大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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