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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成的历史评价

时间:2021-08-12 20:32:54 国学常识 我要投稿

关于李建成的历史评价

  导语:李建成是唐朝李渊的太子,为唐朝的建立立夏犬马功劳,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关于李建成的历史评价

  温大雅:太子及王俱禀圣略,倾财赈施,卑身下士。逮乎鬻缯博徒,监门厮养,一技可称,一艺可取,与之抗礼,未尝云倦。故得士庶之心,无不至者。

  刘昫:建成残忍,岂主鬯之才。

  刘昫:有功曰祖,有德曰宗。建成、元吉,实为二凶。中外交构,人神不容。

  司马光:向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隐太子有泰伯之贤,太宗有子臧之节。

  王夫之:太原之起,虽由秦王,而建成分将以响长安,功虽不逮,固协谋而戮力与偕矣。

  陈寅恪:然高祖起兵太原,李建成即与太宗各领一军。及为太子,其所用官僚如王珪、魏徵之流即后来佐成贞观之治的名臣,可知李建成亦为才智之人。

  黄永年:其实从第一手文献《大唐创业起居注》来看,从太原起兵到高祖进入长安称帝建唐,建成的功业并不亚于李世民;至于政事上,《旧唐书.建成传》说建成当了皇太子后,“高祖忧其不娴政书,每令习时事,自非军国大务,悉委决之”,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让建成主持日常工作,学习做皇帝。而史书即使按太宗李世民定的调子多作改窜,也找不到建成此时在政事上弄得如何糟的话。相反,倒可以知道建成在这方面的经验至少要比李世民丰富得多。”

  对于李建成的功业问题,唐史学者李树桐在他的《唐隐太子军功考》一文中已有精辟论述,其文考证精详,论证扎实严密,素为治唐史者所推重。现引全文如下,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

  唐隐太子军功考

  文/李树桐

  一 、引言

  《旧唐书》卷六十四《隐太子建成传》说:

  及刘黑闼重反,王珪、魏徵谓建成曰:“殿下但以地居嫡长,爰践元良,功绩既无可称,仁声又未遐布。……”

  同传又说:

  太宗乃射之,建成应弦而毙……建成等兵遂败。高祖大惊,谓裴寂等曰:“今日之事(指玄武门之变)如何?” 萧瑀、陈叔达进曰:“臣闻内外无限,父子不亲,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建成、元吉,义旗草创之际,并不预谋,建立已来,又无功德。……”

  传后《赞》曰:

  有功曰祖,有德曰宗,建成、元吉,实为二凶,中外交构,人神不容。

  假设王珪、魏徵、萧瑀、陈叔达所说的话为真,则隐太子建成是无功绩可言的。史官所赞如果正确,则建成为所谓“二凶”之一,是人神不容的。但“成者王侯败者贼”,是人们向来所难免的观点。建成是玄武门之变中的失败者,史官记载其事,不无掩功益过之嫌。现在假设真的认为建成毫无功绩,和唐初其他一些史实,还会发生不可解的矛盾。建成究竟有没有军功?如有,有哪些?兹试考之。

  二、平西河、克长安的军功

  《旧唐书高祖本纪》记载:

  六月甲申,命太宗将兵徇西河,下之。

  同书《太宗本纪》记载:

  及义兵起,乃率兵略徇西河,克之。

  倘若这记载不错,则平西河并非建成之军功。

  《旧唐书》卷六十四《隐太子建成传》说:

  建成至(太原),高祖大喜,拜左领军大都督,封陇西郡公,引兵略西河郡,从平长安。

  据此,建成会经引兵略西河的。记载既彼此矛盾,究竟建成会经略西河没有呢?《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说:

  帝(指唐高祖)曰:“西河绕山之路,当吾行道,不得留之。”六月甲申,乃命大郎(建成)、二郎(世民)取之。除程命赍三日之粮。时文武官人并未属置,军中以次第呼太子、秦王为大郎、二郎,临行,帝语二儿曰:“尔等少年,未之更事。先以此郡,观尔所为,人具尔瞻,咸宜勉力。”大郎、二郎跪而对曰:“儿等早蒙弘训,禀教义方,奉以周旋,不敢失坠。家国之事,忠孝在焉。故従严令,事须称旨。如或有违,请选军法。”帝曰:“尔曹能尔,吾复何忧。”于时义师初会,未经讲阅。大郎等虑其不攻,以军法为言。三军闻者,人皆自肃,兵向西河。大郎、二郎在路,一同义士,等其甘苦,齐其休息。风尘警急,身即在前行。民间近道果菜已上,非买不食。义士有窃取者,即遣求主为还价,亦不诘所窃之人。路左有长老或进蔬食壶浆者,……军人等同分,未尝独受。如有牛酒馈遗,案舆来者,劳而遣之曰:“自隋法也,吾不敢。”颇虑前人有限,遂为终日不食以谢之。于是将士见而感悦,人百其勇。至西河城下,大郎、二郎不甲,亲往喻之。城外欲入城,人无问男女小大,并皆放入城内。既见义军宽容至此,咸思奔赴,唯有郡丞高德儒执迷不反。己丑,以兵临之,飞梯才进,众皆争上。郡司法书佐朱知瑾等従城上引兵而入,执德儒以送军门。……仍命斩焉。自外不戮一人,秋毫不犯。往还九日,西河遂定。师归,帝闻喜曰:“以此用兵,天下横行可也。”是日即定入关之策。

  考《大唐创业起居注》(以下简称《创业注》)为温大雅所著。大雅是唐高祖起义后的大将军府记室参军,专掌文翰,《创业注》所记,多系他亲见或亲闻的记录。而且取西河之时,高祖命温大雅之弟大有与建成、世民偕行。(《创业注》、《通鉴》均有记载),大雅纵未全部亲见,亦必闻之于乃弟,所记当是实情。更重要的,以后太子建成合秦王世民不睦时,秦王命大雅镇洛阳,可知大雅是接近秦王的。倘若取西河时,建成不曾参加,温大雅决不会把建成参加进去以分秦王之功。所以大雅所记是可信的。相反的,《旧唐书》之作,大多根据高祖太宗实录。而实录时太宗于贞观年间令许敬宗所作的。许敬宗修实录时的态度,是“辄以己爱憎,由事删改。”(据《旧唐书许敬宗传》)如此,温大雅的《创业注》,较之渊源于实录的《旧唐书》,可靠得多了。

  《通鉴》卷一百八十四,义宁元年六月“西河郡不从渊命,甲申,渊使建成、世民将兵击西河”文下,司马光加考异曰:

  《创业注》:“命大郎、二郎率众讨西河”,高祖、太宗实录但云:“命太宗徇西河。”盖史官没建成之名耳。唐殷峤传:“从隐太子攻西河。”今从《创业注》。

  是司马光已考出“史官没建成之名”来了。《唐鉴》卷一,隋大业十三年载:

  高祖使建成、世民将兵击西河郡,攻拔之,执郡丞高德儒。

  建成具有攻拔西河的军功,是无可置疑的了。

  关于唐高祖攻克长安事,《新唐书·高祖本纪》记曰:

  十月辛巳,次长乐宫,有众二十万,隋留守卫文升等奉代王侑守京城,高祖遣使谕之,不报,乃围城……十一月丙辰,克京城。……

  《通鉴》卷一百八十四义宁元年载:

  甲辰,李渊命诸军攻城,约毋得犯七庙及代王宗室,违者夷三族,……十一月丙辰,军头雷永吉先登,遂克长安。

  若以上记载确实,唐高祖攻克长安,与建成绝不相干,他那有军功可言?《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说:

  十月辛巳,帝(指唐高祖)至坝上,仍进营,停于大兴城春明门之西北,与陇西、敦煌二公诸军二十万会焉。……辛卯,命二公各将所统兵往援,京城东面、南面,陇西公(建成)主之,西面、北面,敦煌公(世民)主之。……十一日(月之误)丙辰昧爽,咸自通城。帝闻而驰往,欲止之而弗及。才至景风门,东面军头雷永吉等已先登而入。守城之人分崩。……

  根据以上记载,则先登而入长安城的,是建成的东面军头雷永吉。也就是建成具有攻克长安的军功。

  在两种记载不同时,需要考察哪一种记载比较可靠,《创业注》之价值,前已论定。新旧《唐书》和《通鉴》的取材,大致是根据高祖太宗实录。实录所记多失真实,已为史家定论。理由详见拙作《李唐太原起义考实》等文,兹不多赘。

  《创业注》既较渊源于实录的新旧《唐书》和《通鉴》为可信,则建成实具有克长安的首功,已属可信。

  《通鉴》卷百八十四,义宁元年,“十一月丙辰,军头雷永吉先登”之下,司马光加考异曰:

  唐高祖实录作雷绍,今从创业注。

  据此,更可进一步的明了实录掩没建成军功的方法,是将雷永吉改为雷绍,而且不书明属于建成东面军,致使雷绍和建成脱了节。本源既明,建成具有首克长安的军功,是绝对可信的事实。

  三、备突厥平稽胡的军功

  《旧唐书高祖本纪》武德三年载:

  秋七月壬戌(初一)命秦王率诸军讨王世充,遣皇太子领蒲州以备突厥。

  《新唐书高祖本纪》武德三年载:

  七月壬戌,秦王世民讨王世充;甲戌(十三日),皇太子屯于蒲州以备突厥。

  由以上两条记载合起来看,遣皇太子的命令,虽于七月一日和命秦王的命令同日发出,但是及至皇太子到达蒲州时,已是七月十三日了。

  在这两条记载之后,无论《旧唐书》、《新唐书》,或《通鉴》等书里的每一条记载,都很难看出建成有军功来。因为实录时有意掩没建成之功的,前面已作定论。在渊源于实录的诸书里,不容易找到建成的军功,自属当然。要考建成有没有军功?必需先从当时的环境和建成的任务以及职权等问题着眼,兹依次研究如下:

  在隋末唐初,突厥是据有中国北境的强大实力。唐高祖起义时,曾向突厥借兵。突厥恃功骄横,恣求无厌。高祖以中原未定,每优容之。唐的目的在求逐步统一,而突厥则希望中国分裂混乱,以便它其中取利。突厥尝以兵力帮助割据中的群雄,如梁师都、刘武周等,并且给以封号,目的就在此。

  《旧唐书》卷五十六《梁师都》传说:

  及刘武周之败,师都大将张举、刘旻相次来降。师都大惧,遣尚书陆季览说处罗可汗曰:“比者中原丧乱,分为数国,势均力敌,所以北附突厥。今武周既灭,唐国亦大,师都甘从亡破,亦恐次及可汗。愿可汗行魏孝文帝之事,遣兵南侵,师都请为乡(向)导。”处罗从之。

  突厥处罗可汗所以听从梁师都的话,目的就是阻止唐帝国的统一。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四上《突厥处罗可汗传》说:

  隋炀帝萧后及齐王暕之子政道陷于窦建德。(武德)三年二月,处罗迎之于牙所,立政道为隋王。隋末中国人在虏庭者,悉隶于政道。行隋正朔,置百官,居于定襄。

  这又是处罗可汗分化中国阴谋的实行。《通鉴》卷一百八十八,武德三年六月载:

  武周既败,是月处罗至晋阳,总管李仲文不能制,又留伦特勒使将兵数百人,云助仲文镇守,自石岭以北皆留兵戍之而去。

  同书同卷同年秋七月又载:

  壬戌(初一)诏秦王世民督诸军击世充。……

  癸亥(初二)突厥遣使潜诣王世充,潞州总管李袭誉邀击败之,虏牛羊万计。

  骠骑将军可朱浑定远告并州总管李仲文与突厥通谋,欲俟洛阳兵交,引胡骑直入长安。

  甲戌(十三日)命皇太子镇蒲反(坂)以备之。又遣礼部尚书唐俭安抚并州。踅(暂)废并州总管府,徵仲文入朝。

  根据以上诸条记载,可知在秦王世民东击王世充时,突厥与王世充沟通。处罗可汗在石岭以北留兵戍守。并州总管李仲文为突厥所制,他们有乘机直袭长安的企图。正在这时,建成镇守蒲州,以备突厥,他的责任当然在防止突厥南下和王世充沟通,并且防止突厥和李仲文的西寇,以巩固京师长安。

  《旧唐书高祖本纪》记载:

  秋七月壬戌,命秦王率诸军讨王世充,遣皇太子镇蒲州以备突厥。

  对秦王已书明“率诸军”,对皇太子则未有“率诸军”的字样,究竟皇太子的职权怎样?史官既有意给略掉,只有从此事以前和以后的史书考察推断。《旧唐书高祖本纪》义宁元年六月载:

  癸巳,建大将军府,并置三军,分为左右,以世子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大都督,左统军隶焉。太宗为敦煌公右领大都督,右统军隶焉。

  《通鉴》卷一百八十四义宁元年九月载:

  丙寅,渊遣世子建成司马刘文静帅王长谐等诸军数万人,屯永丰仓守潼关以备东方兵。慰抚使窦轨等受其节度。敦煌公世民帅刘弘基等诸军数万人徇渭北,慰抚使殷开山受其节度。

  由此可知在高祖起义后,建成、世民即同样为高祖以下的统帅,所领军队多至数万。《旧唐书高祖本纪》义宁二年(即武德元年)载:

  春正月戊辰,世子建成为抚宁大将军、东讨元帅,太宗为副,总兵七万(《通鉴》称十余万人),徇地东都。

  据此可知那时建成已是至少七万军的元帅,而且鼎鼎大名的唐太宗,那时还是建成的副元帅。及武德元年六月七日,建成被立为太子。他的地位,较作世子时,只有更为重要。那时,他们兄弟间尚没有失和,建成没有过失,他的职权,于理决不至于降低。(所谓高祖欲废建成立太宗之说,实系史官以后伪造,参阅拙作《唐高祖三许立太宗辨伪》——见师大学报第六期)《旧唐书高祖本纪》武德四年正月载:

  辛巳,命皇太子总统诸军讨稽胡。

  《通鉴》卷一百九十武德五年十一月载:

  甲申,诏太子建成将兵讨黑闼,其陕东道大行台及山东道行军元帅,河南河北诸州并受建成处分。得以便宜从事。

  同书卷一百九十一武德七年载:

  上将幸仁智宫,命建成居守。

  在太子建成镇蒲州以前和以后,都是称元帅或谓总统诸军,或令居守,可见高祖对建成依任之重。而在镇蒲州之时,既没有书明任何名义,又未书明建成的职权,这显然是史官为压低建成的地位而略去的。事实上决不可能没有名义没有职权的。《唐会要》卷四载贞观十七年闰六月(太宗)诏曰:

  皇太子地惟储副,寄深监抚,兼统禁旅,是允旧章。……大将已下,并受处分。

  据此诏以证前事,可知向来太子地位之重,职权之大。

  突厥是当时唐的强敌,应付突厥是一件艰巨的工作。指挥备突厥的军事,责任决不轻于讨伐仅据伊洛之地的王世充;事权应当统一而不应当政出多门,必为唐高祖所了解。而且唐初的军权,向来全是操在高祖、建成、世民他们父子兄弟的手里。其次握有部分军权的是皇室诸王,如淮安王神通、河间王孝恭等。至于非皇族的将领,最著名的如李靖、李勣等,在武德初年,都没有脱离皇室诸王的指挥的。秦王讨势力微弱的王世充,尚是率诸军;太子建成镇蒲州的任务既是备更强的突厥,他的职权必是膺一方之任的。最低限度,并州及并州以北对突厥的前线,势必是受建成节制的。不然的话,不只和先后的事例相违,而且在事实上建成只身怎能担负起“备突厥”的重任!

  前面曾经论定史官既掩没建成克西河之功,又掩没建成克长安之功。至于书写建成镇蒲州以后的军事,史官怎能改变了掩没建成之功的一贯态度呢?有以上的认识,然后才可以考建成镇蒲州以后所建的军功。

  《新唐书高祖本纪》,武德三年七月载:

  丙戌(二十五日)梁师都导突厥稽胡寇边,行军总管段德操败之。

  《通鉴》卷一百八十八武德三年七月亦载:

  梁师都引突厥稽胡兵入寇,行军总管段德操击破之,斩首千余级。

  《新唐书》记时间,而未记斩首数,《通鉴》记斩首数而未记时间,合而观之,可得全貌。

  建成于七月十三日屯于蒲州,段德操于七月二十五日击破了梁师都所引导的突厥稽胡入寇的兵,是段德操的军功,建立于建成屯蒲州的十二天以后。如按《旧唐书》所记,建成镇蒲州之命,早在七月初一日,则段德操早已入建成指挥之下了。(据《通鉴》看建成统诸军讨稽胡的时候,段德操又以延州总管破稽胡,段德操当是建成的得力部将)段德操的军功也就是太子建成的军功。史官掩没建成军功的方法和克长安时不记雷永吉为建成部下,是前后如出一辙。

  《通鉴》卷一百八十八武德三年载:

  八月癸卯,梁师都石堡留守张举帅千余人来降。九月庚午,梁师都将刘旻以华池来降,以为林州总管。

  由梁师都的将张举、刘旻的来降,可知段德操击败梁师都引导的突厥稽胡入寇所发生的影响,是梁师都的军心离散。《通鉴》武德三年十一月载:

  张举、刘旻之降也,梁师都大惧,遣其尚书陆季览说突厥处罗可汗曰:“……师都请为向导。”处罗从之。谋使莫贺咄设入自原州,泥步设与师都入自延州,处罗入自并州,突利可汗与奚、霫、契丹、靺鞨,入自幽州,会窦建德之师。自滏口西入,会于晋绛……处罗又欲取并州以举杨政道……将出师而卒。

  突厥处罗可汗之死,当时传言为郑元璹所毒。是否属实,非本为研究目的。所欲研究的为:新继汗位的颉利可汗为何不继处罗可汗的遗志而来侵的问题。

  《旧唐书高祖本纪》武德三年载:

  十月庚子,怀戍(戎)贼帅高开道使降,授蔚州总管,封北平郡王。

  《通鉴》武德三年十二月载:

  突厥伦特勒在并州为民患,并州总管刘世让设策擒之。上闻之甚喜。张道源从窦建德在河南密遣人诣长安,请出兵攻洺州以震山东。丙午,诏世让为行军总管使将兵出土门趣洺州。……窦建德行台尚书恒山胡大恩请降。

  据有幽州的罗艺,早于武德三年初来降,高开道、胡大恩又相继来降,在备突厥的防线上,已较前为巩固了。而突厥在并州的伦特勒又为唐军所擒。(通突厥的李仲文已被徵入朝。后来伏诛。)新即汗位的颉利可汗,虽然“承父兄之资,兵马强盛,有凭陵中国之志”,在一时也无机会对中国发动攻势了。比较太子刚出镇蒲州时(三年七月),经五个月的时间,唐国所受的威胁,减轻了许多,局势已大为改变了。

  《新唐书》卷七十九《隐太子建成传》说:

  帝(高祖)欲其(建成)习事,乃敕非军国大事,听裁决之。

  可知高祖是很依重建成的。高祖既委建成以备突厥的重任,而建成屯驻的又是防突厥的要地蒲州。前面所提到的几件大事,直接间接都与突厥有关。那时秦王世民正在忙于讨伐王世充,当然不暇顾及这些事。唐高祖纵然不会事事取决于建成,建成必是大致参与谋议,或是奉命执行的。

  《旧唐书高祖本纪》武德四年正月载:

  辛巳,命皇太子总统诸军讨稽胡。

  《全唐文》卷一《高祖令太子建成统军诏》说:

  稽胡部类,居近北边,习恶之徒,未悉从化,潜窜山谷,窃怀首鼠,寇抄居民,侵扰亭堠,可令太子建成总统诸军,以时致讨。分命骁勇,方轨齐驱,跨谷弥山,穷其巢穴,元恶大憝,即就诛夷,驱掠之民,复其本业,行军节度,期会进止者,委建成处分。

  由以上两条记载,可以说明数事:

  (一) 建成是总统诸军的。有关行军节度,期会进止者委建成处分。

  (二) 建成讨稽胡,是采取攻势,不像五个月前“备突厥”,仅限防守了。

  如果防守成问题,决不能改变为攻势。攻势在“北边”展开,必是内地防守已不成问题了。不只突厥和王世充沟通的危险消失了,而且突厥对唐北边的威胁,也一时解除。

  《旧唐书》卷六十四《隐太子建成传》说:

  (武德四年),稽胡酋帅刘仚成拥部落数万人为边害,又诏建成率师讨之。军次鄜州,与仚成遇,击大破之。斩首数百级,虏获千余人。……仚成……奔梁师都。

  《通鉴》系刘仚成亡奔梁师都事于武德四年三月,距建成初受命讨稽胡的正月,才费时两月。

  在建成受命讨稽胡稍前几日,唐以胡大恩(窦建德行台尚书令降唐)为代州总管,封定襄王赐姓李。原来代州石岭以北一带地方,从刘武周之乱以后寇盗充斥,大恩徙镇雁门,讨击悉平之。唐高祖敕代州总管府内诏说:

  代州总管定襄王(李)大恩,勤绩尤著,安辑边境……其代州总管府内,石岭以北,自从武德四年二月二十九日以前,所有愆犯,罪无轻重,悉从原宥,可并令安居复业,勿使惊扰。

  可知在武德四年二月,(建成受命讨稽胡后一月余)代州管域内,已入于暂时安定的局面。

  《通鉴》武德四年四月载:

  己亥(十二日),突厥颉利可汗寇雁门,李大恩击之。

  颉利可汗是突厥诸可汗中有名的枭雄,他竟被击走,可见雁门一带防务相当巩固了。

  在同书同年同月载:

  太子还长安。

  最低限度,那时突厥在边境上没大滋事了。

  从镇蒲州时(三年七月)起,到长安时(四年四月)止,建成使突厥不能与王世充沟通联合,击败突厥的前驱梁师都,并击溃了突厥的羽翼稽胡,又于武德四年八月丁亥安抚北边(《通鉴》),在此期间,屏藩在北边,掩护着东征军不受突厥的威胁,使太宗顺利的擒王擒窦(武德四年五月),能说建成没有军功么?

  四、平刘黑闼的军功

  《旧唐书》卷六十四《隐太子建成》传说:

  及刘黑闼重反,王珪、魏征谓建成曰:“……今黑闼率破亡之余,众不盈万,加以粮运限绝,疮痍未瘳,若大军一临,可不战而擒也。愿请讨之,且以立功,深自封植,因结山东英俊。” 建成从其计,遂请讨刘黑闼,擒之而旋。

  如果以上的记载为真,则刘黑闼重反之乱,是极容易平的。建成擒黑闼,不只没有军功,而且有企图“深自封植”的罪过。但是这记载是否是事实?有没有可信的价值?当然不能专凭这片面之辞。

  《旧唐书》卷五十五《刘黑闼传》说:

  (武德五年)六月,黑闼复借兵于突厥来寇山东,七月,至定州,其旧将曹湛、董康买先亡在鲜虞,复聚兵以应黑闼。高祖遣淮扬王道玄、原国公史万宝讨之,战于下博,王师败绩,玄道死于阵,万宝轻骑逃还。由是河北诸州尽叛,又降于黑闼。旬日间悉复故城,复都洺州。十一月,高祖遣元吉击之,迟留不进,又令隐太子建成督兵进讨。

  这一记载,简单的说明了隐太子建成出讨刘黑闼的背景。高祖的所以要令隐太子建成“督兵进讨”实在是因为淮扬王道玄战死,而元吉又“迟留不进”的环境下,不得不如此安排。(至于高祖为何不令世民再出征,非本文研究范围,不赘。)

  前面所引的两段记载,虽然同出于《旧唐书》,但因前段出于建成传,史官不无张建成恶之嫌;后段出于刘黑闼传,侧重在黑闼和唐军战争的关系,重心不在建成,对建成无褒贬的必要;所以后段远较前段为可信。

  《旧唐书刘黑闼传》说:

  建德署为将军,封汉东郡公,令将奇兵,东西掩袭。黑闼既遍游诸贼,善观时变,素骁勇多奸诈。建德有所经略,必令专知斥候。常间入敌中,觇视虚实,或出其不意,乘机奋击,多所克获,军中号为神勇。

  同传又说:

  其设法行政皆师建德,而攻战勇略过之。

  同传又载范愿的话说:

  汉东公刘黑闼果敢多奇略,宽仁容众,恩结于士卒。

  刘黑闼能力之强,由此可知。至于建成受命之时的局势,《通鉴》卷一百九十武德五年十一月载:

  刘黑闼拥兵而南,自相州以北,州县皆附之,惟魏州总管田留安勒兵拒守。黑闼攻之不下,引兵南拔元城,复还攻之。

  十二月又载:

  戊午,刘黑闼陷恒州,杀刺史王公政。……是时,山东豪杰多杀长史,以应黑闼,上下相猜,人益离怨。

  当时黑闼军势之盛,局势的严重可知。

  《新唐书》卷七十九《隐太子建成传》说:

  黑闼败洺水(指武德五年三月秦王李世民破黑闼于洺水,黑闼奔突厥事),建成问征曰:“山东其定乎?”对曰:“黑闼虽败,杀伤太甚,其魁党皆县名处死,妻子系虏,欲降无繇,虽有赦令,获者必戮,不大荡宥,恐残贼啸结,民未可安。”既而黑闼复振,庐江王瑗弃洺州,山东乱。命齐王元吉讨之,有诏将者赦罪,众不信。建成至,获俘皆抚遣之,百姓欣悦。贼惧,夜奔,兵追战。黑闼众犹盛,乃纵囚使相告:“褫而甲还乡里,若妻子获者,既已释矣。”众乃散,或缚其渠长降。

  《通鉴》卷一百九十武德五年十二月载:

  刘黑闼攻魏州不下,太子建成、齐王元吉大军至昌乐,黑闼引兵拒之,再阵皆不战而罢。魏征言于太子曰:“……今宜解其囚俘,慰谕遣之,则可坐视其离散矣。”太子从之。黑闼食尽,众多亡,或缚其渠帅以降。黑闼恐城中兵出与大军表里击之,遂夜遁。

  如果以上两项记载不虚,则黑闼自魏州夜遁,是太子采纳魏征慰抚策略所发生的效果。关系建成讨平刘黑闼战争全局至大。

  关于以上所引建成采用魏征所建议的慰抚政策,《旧唐书高祖本纪》、《建成传》、《刘黑闼传》,均无一字提及。可以推知《高祖实录》里本来就没有这段记载。当然不免掩没建成军功之嫌。但这段记载的可靠性亦不可不究。

  清赵翼《二十二史札记·新唐书条》有云:

  论者谓《新唐书》事增于前文省旧,此固欧(阳修)宋(祁)二公之老于文学,然难易有不同者。旧书当五代离乱,载籍无稽之际,掇拾辑补,其事较难。至宋时文治大兴,残编故册,次第出现。观《新唐书·艺文志》所载,唐代史事(书)无虑数十百种,皆五代修(旧)唐书时所未尝见者,据以参考,自得精详。

  这是赵翼对新《唐书》精详于旧《唐书》理由的解释。这解释是极对的。从旧新两《唐书》仔细比较,推知《新唐书建成传》所载魏征劝建成之事,必定是出于宋初次第出现的残编故册中,欧、宋据以补入的。司马光《资治通鉴》又是采欧著《新唐书》的。曾公亮进《新唐书表》誉《新唐书》“补缉阙亡,黜正伪谬”。魏征建议建成采安抚之策,正是“补缉阙亡”之一例。

  《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征传》说:

  与裴矩西入关,隐太子闻其名,引直洗马,甚礼之。及(建成)败,太宗召之……引为詹事主簿,及践祚,擢拜谏议大夫,封钜鹿县男。使安辑河北,许以便宜从事。征至磁州遇前宫千牛李志安、齐王护军李思行锢送诣京师。征谓副使李桐客曰:“吾等受命之日,前宫齐府左右皆令赦原不问,今复送思行,此外谁不自疑。徒遣使往,彼必不信。此乃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且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宁可虑身,不可废国家大计。今若释遣思行,不问其罪,则信义所感,无远不臻。古者大夫出疆,苟利社稷,专之可也。况今日之行,许以便宜从事。主上既以国士见待,安可不以国士报之乎?”即释思行等,仍以启闻。

  观上项记载,知魏征的“安抚”高见,是无独有偶的,两事相比,前后如一。魏征后来能负责处理李思行案以报太宗,以前亦必能建议于礼遇他的太子建成。建成为国为私,也必能采纳。如此,建成的采用安抚策略以及所收到的效果,必是可信的事实,不过这事实却为作实录的许敬宗有意的.略去罢了。

  《通鉴》卷一百九十武德五年十二月载:

  (黑闼)夜遁,至馆陶,永济桥未成不得度。壬申(二十五)太子齐王以大军至。黑闼使王小胡背水而阵,自视作桥,成,即过桥西。众遂大溃,舍杖来降。大军度桥追黑闼,度者才千骑,桥坏,由是黑闼得与数百骑亡去。

  同书同卷武德六年春正月载:

  己卯(初三),刘黑闼所署饶州刺史诸葛德威执黑闼举城降。时太子遣骑将刘弘追黑闼,黑闼为官军所迫,奔走不得休息,至饶州,得者才百余人,馁甚。德威出迎,延黑闼入城,黑闼不可。德威涕泣固请,黑闼乃从之,至城旁市中憩止。德威馈之食。食未毕,德威勒兵执之。送诣太子,并其弟十善斩于洺州。

  黑闼从魏州夜奔以后的事迹,于此可以明见了。计黑闼自魏州夜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夜),到至饶阳为诸葛德威所执(六年正月初三),其间只有七天之久。

  刘黑闼战斗能力之强,和他复叛以后局势的严重,前已述及。太子建成平刘黑闼之战,就是如上的简单吗?魏征的安慰策略,能是一经宣布,马上收效的吗?势必要再进一步研讨。

  考高祖诏太子讨刘黑闼的时间,是在武德五年十一月甲申(初七日)(新旧纪通鉴均同。)太子败黑闼于魏州,新纪系于十二月壬申(二十五日)。又败之于毛州(即馆陶)事,新书系于甲戌(二十七日)。德威执黑闼以降,新书系于六年正月己卯(初三)。后段确是极为顺利的,但是前段从奉命出讨到败黑闼于魏州,中间足有四十八日之久。诸书都没有建成战功的明显记载,难道这些天都没有接触吗?建成坐待安抚策略收效吗?

  考秦王世民讨王世充,讨刘黑闼,从奉诏到发动攻势,多系二十余日。太子建成的备突厥,从奉诏到屯蒲州,只费十三日,从屯蒲州到段德操击败突厥,只费十二日。(依《通鉴》记载计算)建成此次奉命讨黑闼,局势非常紧急;他最多准备二十多天,甚至三十多天,无论如何,决不能迟迟不发动攻势,达到四十八天之久。

  前面已经引述:“相州以北州县皆附之”,“山东豪杰多杀长吏以应黑闼”的话,可知魏州只是黑闼本人和主力的所在,其他附属于黑闼的州县还多。而且洺州是黑闼建都之地。何能不设兵驻守。魏州并不暴露于黑闼占领区的最前线,洺州比魏州还接近于唐军的领域;太子建成无论采取任何路线,在攻到魏州之前,不会不和刘黑闼的军队接触的。况且如果没有战事,那里获得战俘?那里会“解其囚俘,慰谕遣之”呢?原先元吉进讨之时,有诏降者赦罪,众不信;建成进军时,但宣布“有诏降者赦罪”的空话,众人就会马上相信吗?必定有赦罪的事实才可。无论赦其降者,或解其囚俘,一定是发生在或大或小的战事之后的事。根据上述诸理由可以肯定:建成在魏州破黑闼之时,必定早已有若干次或大或小的胜利的。

  《旧唐书刘黑闼传说》:

  隐太子建成督兵进讨,频战大捷,六年二月(五年十二月之误),又大破之于馆陶。

  《旧唐书》系抄袭实录,虽尽量掩没建成的军功,但是在大破之于馆陶之前,于不知不觉间已露出“频战大捷”了。

  《新唐书》卷八十八《钱九陇传》说:

  佐皇太子建成讨刘黑闼,魏州力战破贼,以功最,封郇国公。以本官为苑游将军。

  钱九陇力战破贼,封郇国公,其他封爵较低的人数,必定更多,可见魏州之战,仍是相当用力的。战况亦必相当激烈。

  《旧唐书》卷六十一《窦琮传》说:

  以本官检校晋州总管,寻从隐太子讨平刘黑闼,以功封谯国公,赏黄金五十斤。

  窦琮的建军功未说明由于魏州之捷,很可能建于魏州以外的其他地区。而其封赏,亦不亚于从太宗平东都的诸将。如果没有显著的战功,何至于如此封赏?

  《通鉴》卷一百九十武德五年十二月载:

  癸亥(十六日),幽州大总管李(罗)艺复廉、定二州。

  《旧唐书罗艺传》说:

  明年(指武德五年),黑闼引突厥俱入寇,艺复将兵与隐太子建成会于洺州,因请入朝,高祖遇之甚厚。俄拜左翊卫将军。艺自以功高位重无所降下。

  如果罗艺只是与建成会于洺州,而高祖拜之为左翊卫将军,已很够了,他何至于还自以为功高位重有不满意的感觉?想不是但来洺州相会,而是在洺州会师的。根据罗艺于十二月十六日复廉定二州,可推知他们会师于洺州的时间,当在此后的不久。洺州是黑闼建都之地,罗艺与建成会师于此,想必有一场战争的。前会论及在破黑闼于馆陶之前,已“频战大捷”,洺州之捷,当是不能少的诸大捷之一。只是史官为掩没建成的军功而略去罢了。

  在黑闼从魏州夜遁之前,太子建成的军队,早已有了许多次大捷;不只建成平黑闼全部战争的前面一大段时间(四十八天)有了安排,而且由于洺州等地的大捷,魏征的安抚政策,才可以由众人不信而渐信,由小有效而大见功效,不至于有“突然大效”的怪现象了。

  《实录》和《旧唐书》掩没建成的军功,是前后一贯的。《新唐书》和《通鉴》,将魏征劝建成采安抚政策的史实补入,使人大有“黄河之水天上来”之感。加上由钱九陇、窦琮、罗艺等人以及《旧纪》所透露出的“频战大捷”,补入洺州及其他各地(如相州等)的大捷,才可以看出建成平黑闼军功的全部暗影来。

  五、捍卫北疆的军功

  这里所说的捍卫北疆,实际上还是防御突厥,只是时间是指的武德末年。

  太子建成的军功,是史官有计划掩没的,前面已获结论。如果直接考建成捍卫北疆的军功,恐怕极难获得正面的记载的。这里只好用间接方法去推求。

  唐高祖建国之初,突厥仗恃强盛,异常蛮横,高祖因中原未定,每优容之。后来唐逐渐吞并群雄具有统一的规模,对突厥的态度,也随之转变。《通鉴》卷一百九十一武德八年四月记曰:

  初,上以天下大定,罢十二军。既而突厥为寇不已,辛亥,复置十二军。以太常卿窦诞等为将军。简练士马,议大举伐突厥。

  同年又记曰:

  先是,上与突厥书用敌国礼。秋七月甲辰,上谓侍臣曰:“突厥贪婪无厌,朕将征之。自今勿复为书,皆用诏敕。”

  唐高祖对突厥的态度,转趋强硬,由此可知。至于武德八年四月的前后,突厥来寇的事迹,新旧《唐书》记载都极简略,惟《通鉴》记载较详,兹摘录如下:

  武德七年三月丁酉,突厥寇原州。

  五月辛未,突厥寇朔州。

  六月突厥寇代州之武州城。

  七月己巳,苑君璋以突厥寇朔州,总管秦武通击却之。

  戊寅,突厥寇原州,遣宁州刺史鹿大师救之……

  庚辰,突厥寇陇州,遣护军尉迟敬德击之。

  癸未,突厥寇阴盘。

  己丑,突厥吐利设与苑君璋寇并州。

  苑君璋引突厥寇朔州。

  八月戊辰,突厥寇原州。

  壬申,突厥寇忻州,丙子,寇并州,京师戒严。

  戊寅,寇绥州。刺史刘大俱击却之。

  庚寅,岐州刺史柴绍破突厥于壮阳谷。

  九月癸卯,突厥寇绥州,都督刘大俱击破之。获特勒三人。

  十月己巳,突厥寇甘州。

  八年,六月丙子,遣燕郡王李(罗)艺屯华亭县及弹筝硖……以备突厥。丙戌,颉利可汗寇灵州。

  乙酉,颉利可汗寇相州。

  丙辰,代州都督蔺 与突厥战于新城。

  八月壬戌,突厥逾石岭,寇并州。癸亥,寇灵州。

  丁卯,寇潞、沁、韩三州。、

  诏安州大都督李靖出潞州道,行军总管任环屯太行以御突厥,颉利可汗将兵十余万大掠朔州。

  壬申,并州道行军总管张瑾与突厥战于太谷,全军皆没。

  庚辰,突厥寇灵武。甲申,灵州都督任城王道宗击破之。

  丙戌,突厥寇绥州,丁亥,颉利可汗遣使请和而退。

  九月癸巳,突厥没贺咄陷并州一县。丙申代州都督蔺 击破之。

  丙午,右领军将王君廓破突厥于幽州,俘斩二千余人。突厥寇蔺州。

  戊寅,突厥寇鄯州,遣霍公柴绍救之。

  戊戌,突厥寇彭州。

  九年二月丁亥,突厥寇原州,遣折威将军杨毛击之。

  辛亥,突厥寇灵州。

  癸丑,南海公欧阳胤奉使在突厥,帅其徒五十人谋掩袭可汗牙帐,事泄,突厥囚之。

  丁巳,突厥寇凉州,都督长乐王幼良击走之。

  四月丁卯,突厥寇朔州。庚午寇原州,癸酉寇泾州。

  戊寅,安州大都督李靖与突厥颉利可汗战于灵州之硖石,自旦至申,突厥乃退。

  癸未,突厥寇西会州。

  五月戊戌,突厥寇秦州。

  丙午,突厥寇兰州。

  以上突厥所寇的原州、朔州、代州、忻州、幽州、绥州、陇州、甘州、灵州、泾州、蔺州、鄯州、彭州、凉州,大体都在边疆。既没有继续侵入内地的记录,当是不久即退去了。比较深入内地的是寇并州,更深入的是寇相州,和潞、沁、韩三州。据《旧唐书地理志》,潞州在京师东北一千一百里,沁州在京师东北一千二十五里,相州在京师东北一千四百二十一里。如此,可以作一简单结论说:突厥的侵唐,自武德七年到九年的上半年,都很不得手。

  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门事变发生了,太子建成、齐王元吉被杀,高祖立秦王世民为太子。世民于是八月九日登上帝座。这是唐室内部的巨大变化。正因为此内部的变化,影响到唐帝国对突厥的关系,也发生巨大变化。

  《旧唐书太宗本纪》载:

  (武德九年八月)甲戌(十九日),突厥颉利寇泾州。乙亥(二十日)突厥进寇武功,京师戒严。……己卯(二十四日),突厥寇高陵。辛巳(二十六日),行军总管尉迟敬德与突厥战于泾阳大破之,斩首千余级。癸未(二十八日),突厥颉利至用户渭水便桥之北。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有三点:

  第一:泾州在京师长安西北四百九十三里,武功离京师一百五十里。于一日之关,突厥南侵竟达三百里以上,几乎如入无人之境。镇泾州的罗艺,如果稍加抵抗,突厥的入侵决不能如此之速。这种情形是过去绝没有的,实可惊人。

  第二:二十六日尉迟敬德如果真的大败突厥,则二十八日突厥颉利可汗决不能到达渭水便桥之北。可知敬德纵有小胜,必有大败。最低限度必被突厥击破一个缺口。不然,突厥决不能飞越唐军阵地而南进到渭水便桥之北。

  第三:尉迟敬德是玄武门事变中太宗的一个功臣,当时的官职是泾州道行军总管;泾阳是京师长安北面的重要门户,敬德所率领的必是唐太宗最精锐的军队。敬德在泾阳不能堵御住突厥的军队,而让他们侵到渭水便桥之北,必定是太宗在力尽智竭之后,不得已的结果。

  至于以后突厥的退去,《隋唐嘉话》说:

  卫公(李靖)……以白衣从赵郡王南征,靖巴陵、擒萧铣、荡平扬越,师不留行,皆武之。于武德末年,突厥至渭水桥,控弦四十万。太宗初亲庶政,驿召卫公问策。时发诸州军未到,长安居人胜兵不过数万。胡人精骑腾突挑战,日数十合。帝怒,欲击之。靖请倾府库,赂以求和,潜军邀其归路。帝从其言,胡兵遂退。

  《隋唐嘉话》为刘餗所著。他是天宝初年集贤院学士兼知史官。他的父亲子玄是有名的史学家,他的哥哥贶也是史官。他们父子兄弟前后任史官三十多年,对唐初史事记载的真实性,远超过高祖太宗实录。因此,他的记载是可信的。他既记胡兵退的原因是“靖请倾府库以求和……帝从其言。”则突厥之退,确是因为已经得到太宗的重赂。

  数年以来,颉利可汗说所率的突厥军,虽然频来寇掠,但是经唐军的严密防御,终不能为大患。及玄武门事变以后,颉利可汗便大举深入,直抵渭水北岸便桥,迫得太宗除“倾府库赂(突厥)以求和外,别无法可想。其中原因,是特别值得提出检讨的。

  《通鉴》卷一百九十二武德九年八月载,突厥入侵时太宗的话说:

  突厥所以敢倾国而来,直抵郊甸者,以我国内有难,朕新即位,谓我不能抗御故也。

  太宗的话,失于笼统,而仍不能道出真正原因来。高丽的泉盖苏文弑其君建武而立其侄藏为傀儡,唐太宗亲率大军十万征伐高丽,犹不能克。聪明神武的唐太宗为什么不能抵御得住入寇的突厥呢?其中必另有真因。

  《旧唐书高祖本纪》载:

  (一) 武德三年秋七月壬戌,命秦王率诸军讨王世充,遣皇太子镇蒲州以备突厥。

  (二) 四年正月辛巳,命皇太子总统诸军讨稽胡。

  (三) 五年八月丙辰,突厥颉利寇雁门,己未,进寇朔州,遣皇太子及秦王讨击,大败之。

  (四) 六年秋七月,突厥颉利寇朔州,遣皇太子及秦王屯并州以备之(新纪谓皇太子屯于北边,秦王世民屯于并州)。九月丙子,突厥退,皇太子班师。

  (五) 八年六月,突厥寇定州,命皇太子往幽州,秦王往并州,以备突厥。……九月突厥退。

  根据以上记载,知道太子建成和秦王世民常常在防御北边的突厥。而建成在北边的时间,较世民为长。所驻防地,似更在前线。

  《通鉴》卷一百九十一,武德九年载:

  会突厥郁射设将数万屯河南入塞围乌城,建成荐元吉代世民督军北征,上从之。

  由于武德末年,建成与世民兄弟不睦,建成荐元吉代世民事,当属可信,元吉既代世民,而又与建成合作,实际上在北边防御突厥的责任,几乎等于全由建成来承担。

  《新唐书》卷九十二《罗艺传》说:

  黑闼引突厥入寇,艺复以兵与皇太子建成会洺州,遂请入朝。帝(指唐高祖)厚礼之,拜左翊卫大将军。艺负其功,且贵重不少居。秦王左右尝至其营,艺疻辱之。高祖怒以属吏,久乃释。时突厥放横,藉艺盛名,诏以本官领天节军将镇泾州。太宗即位,进开府仪同三司,艺内惧乃图反。

  由以上记载,知道和太子接近,与秦王不合的罗艺,于突厥放横之时,有惮虏的威名。在太宗即位前后,他都是镇泾州的。

  《旧唐书》卷六十《庐江王瑗》传说:

  (武德)九年,累迁幽州大都督……时隐太子建成将有异图,外结于瑗。

  《新唐书》卷七十六《庐江郡王瑗传》说:

  太子死,太宗令通事舍人崔敦礼召瑗。(王)君廓……即谓瑗曰:“事变(指玄武门事变)未可知。大王国懿亲,受命守边,用兵十万而从一使者召乎?”

  根据以上记载,可知幽州大都督李瑗,有兵十万之众,也是建成的党羽。

  《新唐书》卷九十七《魏征传》说:

  (太宗)即位,拜谏议大夫,封钜鹿县男。当是时,河北州县素事隐(太子)、巢(剌王)者不自安,往往曹伏思乱。征白太宗曰:“不示至公,祸不可解。”帝曰:“尔行安喻河北。”道遇太子千牛李志安,齐王护军李思行传送京师。征与其副谋曰:“属有诏(东)宫(齐王)府旧人普原之。今复执送志安等,谁不自疑者。吾属虽往,人不信。”即贷而后闻。

  可知太宗于玄武门事变以后,虽有赦令,但仍在不断的逮捕建成、元吉的余党。而逮捕最多使太宗和魏征都感到需要安谕的地区,是河北州县。更由此可以推知河北一带是建成、元吉旧部最多的地区,也就是他们的军队素来驻防的区域。

  太宗即位的前后,镇守幽州的庐江王瑗反了,镇守泾州的罗艺也反了。可知他们在建成死后的不自安。由李志安、李思行的被逮,可知在河北一带驻防的建成、元吉旧部也都不自安。另外无名的罗艺和李瑗不知还有多少,他们都在不自安。这当然影响到战斗意志的低落。突厥在大举入寇之前,必然要探听唐国内部的情形。颉利可汗的敢大举深入者,必基于此。颉利入寇的起点选中罗艺所守的泾州,理由亦在此。突厥军能一日南下三百里,以及太宗发诸州军不能及时赶到长安的理由也都在此。简单地说:太宗皇帝的不能抗御突厥,就是因为建成死后,驻防北边的建成旧部因情绪关系,无形中放弃了捍卫边疆的责任。

  建成在负责防御突厥之责时,突厥终不能侵入内地,建成死后两月余,突厥竟能直薄渭水,兵临长安城下,迫的太宗不得不订城下之盟。前后史事相比,建成在武德末年捍卫北疆的军功,不是很明显的吗?

  房屋因有栋梁而安时,栋梁的功用并不明显,及拆去栋梁而房屋倒场后,栋梁的功用始显著的证明。唐隐太子建成捍卫北疆的军功,就如房屋之有栋梁一样。玄武门事变以前和以后的历史事实,便是最好的证明。

  六、结论

  唐高祖即位后,立建成为太子而立世民为秦王。世民再部属怂恿下设法夺嫡。及武德九年六月四日,世民发动玄武门事变,杀了建成和元吉。高祖遂立世民为太子。及太宗即位以后,必需要说出自己得即帝位的合理合法的根据来。于是造自己的功,造建成的过等等一套工作,是势必要作的。在这个原则下,自然不能不去掩没建成的军功。

  许敬宗奉太宗命作高祖实录,掩没建成的军功一项工作,就在所修实录里完成。掩没建成军功的方法有下列之多:

  (一) 对建成立的军功,除去建成之名。如平西河之役。

  (二) 对建成部下将领立军功的,不书明属于建成部下。如克长安之役,将雷永吉改名为雷绍,而且不书明属于建成部下。

  (三) 对建成的职权或官衔从略,使受建成指挥的军队所建之功不属于建成。如书“太子屯蒲州以备突厥”,及以后各战役是。

  (四) 对建成部属的战功,特别从略。如太子建成平刘黑闼时,他的部将钱九陇、窦琮等的军功,毫不加描述。若与秦王世民平王世充、窦建德时对秦王及其部属军功的描述相比,尚不及数十或百分之一。

  (五) 对建成的军功或战胜,往往改为战败或罪过。如霍县之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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