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品》的主要内容

时间：2023-07-24 16:05:44 晓怡国学常识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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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品》的主要内容

　　《诗品》（又名《诗评》）是南朝文学批评家锺嵘创作的诗歌评论著作，大约成书于梁武帝天监十二年（513）以后。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诗品》的主要内容，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钟嵘的时代，诗风的衰落已经相当严重。据《诗品序》描写，当时士族社会已经形成一种以写诗为时髦的风气，甚至那些“才能胜衣，甫就小学”的士族子弟也都在忙着写诗，因而造成了“庸音杂体，人各为容”的诗坛混乱情况。王公搢绅之士谈论诗歌，更是“随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并起，准的无依”。所以钟嵘就仿汉代“九品论人，七略裁士”的著作先例写成这部品评诗人的著作，想借此纠正当时诗坛的混乱局面。

　　《诗品》所论的范围主要是五言诗。全书共品评了两汉至梁代的诗人一百二十二人，计上品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在《诗品序》里，他谈到自己对诗的一般看法：“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馀，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从这一段话来看，他对诗的看法一是强调赋和比兴的相济为用，一是强调内在的风力与外在的丹采应同等重视。这和刘勰的看法大体接近，仅仅在对比兴的解释和重视程度上略有不同。

　　钟嵘论诗还坚决反对用典。他在序里说：“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并举出许多诗歌的名句说明“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他并尖锐地斥责了宋末诗坛受颜延年、谢庄影响而形成的“文章殆同书抄”的风气。刘勰并不一般地反对用典，在《事类篇》中他只是主张创作应该以“才为盟主，学为辅佐”，典故要用得准确扼要。不过钟嵘是论诗，刘勰是兼论文笔，包括钟嵘所说的“经国文符”“撰德驳奏”各种文体，因此很难说刘钟两人在用典上看法有很大的出入。

　　钟嵘论诗还坚决反对沈约等人四声八病的主张。他说：“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至平上去入，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沈约等提出的四声八病的诗律，人为的限制过于严格，连他们自己也无法遵守，钟嵘批评他们“襞积细微，专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钟嵘看到这种过分拘忌声病的害处就笼统地反对讲四声、讲格律，就未免有点“因噎废食”了。刘勰在《声律篇》里是积极主张文章要讲究声律的，他并且对应用声律的一些基本原则和难易的关键作了扼要的分析。

　　钟嵘论诗有一个重大特色，这就是他善于概括诗人独特的艺术风格。他概括诗歌风格主要是从以下几方面着眼：一是论赋比兴，例如：阮籍的诗“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说左思诗“得讽谕之致”;说张华诗“兴托不奇”，都是着眼于比兴寄托的。二是论风骨和词采，例如说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说刘桢诗“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说张协诗“雄于潘岳，靡于太冲”，“词采葱倩，音韵铿锵”;都是风骨和词采相提并论。三是重视诗味，在序里他已经说五言诗“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又说诗应该使人“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反对东晋玄言诗的“淡乎寡味”。论诗人的时候，他又说张协诗“使人味之衅衅不倦”;应璩诗“华靡可味”。四是注意摘引和称道诗中佳句，在序里他曾经摘引“思君如流水”，“高台多悲风”等名句，称为“胜语”;论谢灵运诗，称其“名章迥句，处处间起”;论谢朓诗，称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论曹操诗也说他“甚有悲凉之句”;都是注意奇警秀拔的诗句的例子。除以上四点以外，他还善于运用形容比喻的词语来描绘诗歌的风格特征，例如评范云、丘迟诗说：“范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丘诗点缀映媚，如落花依草。”用语非常新鲜贴切。

　　钟嵘论诗也有一定的历史观念。他的序里对五言诗的产生和发展也有概括的论述，这也可以说是他心目中的诗史的提纲，不过他着重叙述各代诗人的阵容，与刘勰《明诗篇》着重论述各代诗歌的共同风貌及时代背景有所不同。钟嵘论每个诗人风格，总是指出其“源出”某人，虽然有认流为源的原则错误，但前人的影响也不容否认。在这方面，他提出了一些很值得注意的论点。例如他认为陆机、谢灵运“其源出于陈思”，颜延年“其源出于陆机”;认为左思诗出于刘桢，陶潜诗“又协左思风力”等等，不仅抓住了这些诗人在风格上继承前人的某些比较重要的特点，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启示了我们划分诗歌流派的线索。但是，诗人在风格上继承前代作家，关系是比较错综复杂的。钟嵘却常常把这个问题简单化。他说曹植诗出于国风，阮籍诗出于小雅，就是很显明的例子。他说王粲、曹丕诗出于李陵，嵇康诗出于曹丕，陶潜诗出于应璩，我们几乎看不出有什么根据。至于说“仗清刚之气”的刘琨的诗出于“文秀而质羸”的王粲，更显然有些自相矛盾。他论诗抹杀两汉南北朝乐府民歌，更是存在明显的偏见。他对建安诗人所继承的传统缺乏正确判断，正和这一点有密切关系。

　　钟嵘论诗一方面是反对某些形式主义的现象，另一方面也受到南朝形式主义潮流的影响。他品评诗人，往往把词采放在第一位，很少涉及他们作品的思想成就。所以，他就把“才高词赡，举体华美”的陆机称为“太康之英”，放在左思之上;把“才高词盛，富艳难踪”的谢灵运称为“元嘉之雄”，放在陶潜、鲍照之上。在划分等级的时候，甚至把开建安诗风的曹操列为下品，把陶潜、鲍照列为中品。这些地方，显然和他序中所说的风力与丹采并重的观点并不符合。他摘句论诗的批评方式，虽然反映了当时创作上“争价一句之奇”的倾向，也开了后代摘句批评的不良风气。

　　拓展：钟嵘诗品中对陶渊明的评价

　　钟嵘《诗品》以其思深而意远深从六艺溯流别为后人所重视，然而历代诗论家对《诗品》所评诗人的品第问题多有微词，如所谓品陶不公，第谢不允的指责。《诗品》中被历代评论家所非议者，大约有魏武帝、魏文帝、宋征士陶潜、宋临川太守谢灵运、梁左光禄沈约等几条，其中最甚莫过于陶潜条。《诗品》对所评诗人的品第安排问题与那个时代的文学观、钟嵘的文学观以及后来《诗品》和陶渊明分别被接受的情况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故于此略申拙见。

　　《诗品》因其致流别之体例，所面临的第一个责难就是陶诗的渊源问题：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宋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下云：（钟嵘）论陶渊明，乃以为出于应璩，此语不知其所据。应璩诗不多见，惟《文选》载其《百一诗》一篇，所谓下流不可处，君子慎厥初者，与陶诗不相类。五臣注引《文章录》云：曹爽用事，多违法度，璩作此诗以刺在位，意若百分有补于一者。渊明正以脱略世故，超然物外为意，顾区区在位者，何足累其心哉。且此老何尝有意欲以诗自名，而追取一人而模仿之？此乃当时文士与世进取竞进而争长者所为，何期此老之浅？盖嵘之陋也。明许学夷《诗源辨体》卷六亦云然。《江西诗派宗派图录》山谷云：渊明于诗直寄焉耳，绛云在霄，舒卷自如，宁复有派？夫无派，即渊明之派也。钟记室谓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果何所见而云然耶？清人沈德潜对此亦有类似语。日本近藤元粹评《诗品》：陶诗实得诗人温厚之旨，为千古一人，应璩、左思辈安得比拟哉。这些诗论家由于对陶渊明的推崇，表达出对钟嵘这一推源溯流的不满，仿佛应璩使陶诗大打折扣，而实际情况如何呢？应璩的五言诗以《百一诗》流传后世，诗讥切时事，讽规之意正与陶诗同，所谓语时事则指而可想也。且陶诗风格上亦与钟嵘所评应璩善为古语雅意深笃相类。《诗品》推源溯流之体例源于其所谓《七略》裁士，正如张伯伟所说：钟嵘运用推源溯流法评论诗人时，其评语至少有两部分组成，即渊源论推溯诗人风格的渊源所自；本文论考察诗人及作品的特色。胡大雷更进一步指出：钟嵘渊源论是或有或无的，且推溯诗人风格的渊源所自，并不推溯至最源头而只考察其最近。也就是说，钟嵘溯源只是其体例的一部分，且所溯之源，取距离所评作者时代最近者，而不是将最上源也说出来，其说陶诗源于应璩，只是因为应璩诗中有与陶的共通处，且与陶诗有共通处之诗人以应璩距陶渊明时代最近，并不一定陶诗于应璩以上之诗人没有相承处。这样来看，叶梦得等人怕因应璩而抑制陶渊明进而对钟氏进行责难就显得没有必要了。他们只关注到其源出于应璩，而忽略了又协左思风力之说，即钟氏认为陶诗中另有一番刚劲之气则非应璩所备，所以紧接一句又协左思风力，以左思之风力评价陶诗可谓恰合。

　　诗人风格本身就具有多样化的特点，钟嵘以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评价陶渊明，正是切合实际的表现，所以后人也有为钟氏鸣不平的，如王夫之评陶渊明《拟古迢迢百尺楼》时说：此真《百一》诗中杰作，钟嵘一品，千秋定论耳。游国恩以为左思胸次高旷，笔力雄迈，与陶之音节苍凉激越，辞句挥洒自如者，同其风力。许文雨支持此观点，曰此论甚是。逯钦立亦同意此说，并说：钟嵘之论，甚足玩味，未可慢然视之也。王叔岷《疏证》在分析钟嵘所论之后言：后人非议钟氏之评陶诗，但就其源出于应璩一语为说，而忽其所谓又协左思风力一层，此非钟氏不知陶公，盖由后人不解钟氏耳。王运熙更是从应璩诗与陶诗具体内容入手，分析其风格体貌之相似，指出陶诗受应璩的影响是第一位的，左思是第二位的。此论在应璩诗不多见的今天看来未免有牵强附会之嫌，然思钟嵘当时，恐怕亦确如王先生所言以两人诗之具体内容作评，只是由于时代久远，作品流失，我们无缘得见而已。由此可见，钟嵘对陶诗的溯源论还是比较中肯的。

　　溯源之后，钟嵘对陶诗风格特点的评语部分，有意见者几无。至于最后钟氏评陶渊明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胡仔、黄文焕以为隐逸之宗不足以尽渊明而叹钟嵘之陋，然考钟嵘之意，并未以隐逸之宗尽渊明，二人之批判又从何说起？这一点，王夫之、陈衍、古直等均同意钟嵘的看法。再者，当时陶诗多被认为是田家语，而钟嵘质疑此说，以为田家语不足以尽渊明，故曰岂直为田家语？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可见，正是钟嵘扩大了陶诗的内涵。诚如朱东润所说：彭泽之诗，仲伟称为隐逸诗人之宗，推许至此，殆难复过。此正是钟嵘对陶渊明推许之词，而胡仔辈以此贬低钟嵘，吾不知其于陶公，果扬耶？果抑耶？鉴于现在陶渊明为隐逸诗人之宗的观点已为学界接受，兹不再论。

　　关于钟嵘将陶渊明放在《诗品》三品之中品的问题，明闵文振《兰庄诗话》说：其上品十一人，如王粲、阮籍辈，顾右于潜耶？论者称嵘洞悉玄理，曲臻雅致，标扬极界，以示法程，自唐以上莫及也。吾独惑于处陶焉。王士祯《渔洋诗话》曰：陶潜宜在上品。沈德潜《说诗晬语》云：陶公六朝第一流人物，其诗自能旷世独立。钟记室谓其源出于应璩，目为中品，一言不智，难辞厥咎已。陈延杰同意王士祯的陶潜宜在上品说，并在《诗品注》中引《太平御览》文部诗之类来证明陶诗在《诗品》中原属上品，后来讹误而居中品。冯幵《论诗示天婴》亦言：不解品诗钟记室，却将潘陆压陶潜。

　　窃以为诸公以此责难钟嵘陋言，质疑钟嵘眼光之浅，是极不公允的。考察钟嵘那个时代，辞采之于诗文的重要性已为文人所深知。前代曹丕《典论论文》即已提出诗赋欲丽；陆机《文赋》也说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也说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字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词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萧子显在其诗赋集《鸿序》自序中说：追寻平生，颇好辞藻，虽在名无成，求心已足。可知当时诗坛，对辞藻的追求已是社会风气，甚至是一种求取名声的手段，因而令世人趋之若鹜。但就此而论，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风尚，以其时下所尚讥前人之不合于己者，后人亦讥其偏狭！即使在陶渊明已经被普遍接受的唐代，以诗圣杜甫的眼光，尚言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勿论其他。放开这一点不讲，钟嵘的眼光不仅高明，魄力也非一般人所比。上文已论，世风尚辞藻，求华艳，而钟嵘却没有囿于当时的文坛风气，而是跳出来审视诗歌，既肯定了时人之辞采，又力挽传统之风力，且将风力置于首要地位。钟嵘《诗品》正是针对淄渑并泛，朱紫相夺的现实状况而作，意在力矫时弊建安风力尽矣终朝点缀，分夜呻吟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文多拘忌，伤其真美云云。考陶渊明当时诗名甚微，其所以名重于世者，以隐士显。颜延之是当时文坛领袖，又是陶渊明生前好友，然其在《陶徵士诔》中对陶渊明文学上的评价仅学非称师，文取旨达一句，由此可知当时陶诗为时人所不屑。沈约《宋书》为陶渊明立传，也仅取其隐士身份而对其作品无一字涉及，刘勰《文心雕龙》对其只字未提，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列举了当时颜、谢、休、鲍诸家，也无一字提到陶渊明，连深喜陶渊明的阳休之说到陶潜之文时也叹辞采未优。这足以说明，陶渊明在当时未被文坛认可，因而在当时诗坛，其影响远无法与颜、谢等人相比。钟嵘的文学观念如其在序中所言：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心动，是诗之至也。在实际的品评中，他也是这样做的，被其推为第一的曹植正是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骨气风力与辞采英华都是钟嵘所重视的，而前者在钟嵘文学观里是排第一位的，这既是其文学观念所固然，又是针对当时过分追求华靡风气的一种矫正。对时人都不以为意的陶诗，钟嵘独具慧眼，不仅使陶潜预此宗流，进入以后文学讨论的范围，且置于评价不可谓不高的中品，此已是惊世之举。一定意义上讲，陶渊明因其诗之古朴真笃颇具风力而成为钟嵘矫正时弊，提倡更重视风力、骨气之诗学的一个有力工具。易言之，正是由于钟嵘眼光之锐，才使得《诗品》因品陶而高，陶诗因《诗品》而显，实现了双赢。

　　今察后人多推崇萧统在陶渊明接受史上的盖世之功，其实萧统受钟嵘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诗品》成书在萧统编《文选》及辑《陶渊明集》并为之作序之前，学界已无疑议。试比较两者对陶渊明作品的评价，钟嵘《诗品》：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至如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耶！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萧统《陶渊明集序》：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乎！余爱嗜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由于钟嵘论的是五言诗，故只就诗说；而萧统除诗文外，更侧重强调陶的人格，除此之外，萧统对陶诗的评价与钟嵘几乎全同，如省净与精拔，笃意真古与旷而且真，文与德之互见，等等。钟嵘提到陶诗质直的同时，还注意到其风华清靡的特点，且举了两个例句，而萧统《文选》所选陶诗不多，钟嵘提到的却都入选，顾农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点：按渊明的《读山海经》和《拟古》均是组诗，萧统各选其一首，都恰恰是钟嵘予以好评者，可知并非巧合。且《诗品序》末提到的陶公《咏贫》之制萧统亦选。这些足以说明，萧统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钟嵘《诗品》的影响。所以说，真正第一个把陶渊明的文学地位予以极大提高的，正是钟嵘而非萧统，萧统只是在崇拜陶渊明人格的同时发现了其文章之不群和其诗的风教作用。

　　综上所言，钟嵘于周围人都漠视陶诗艺术的时候，其《诗品》列陶诗于中品，非但无贬义，反而在陶渊明接受史上有筚路蓝缕之功。除提高陶渊明诗歌的地位外，钟嵘还准确指出了陶诗省净笃意真古的特点，认为时人所叹陶诗质直田家语不足以尽渊明，从而又补充陶诗风华清靡的一面，扩大了陶诗的内涵，且准确定位陶为隐逸诗人之宗的地位，其眼力与胸次不可谓不高矣。至于后人评陶诗时，进一步揭示的质而实绮。

　　另外，后人对钟嵘《诗品》中置陶渊明中品的指责与《诗品》的接受也有一定关系。郭绍虞云：按是书（《诗品》）晦于宋以前而显于明以后，故唐宋类书除《吟窗杂录》节引数语外，余如《艺文类聚》、《初学记》、《北堂书钞》、《太平御览》《事类赋注》等书均未见称引。然而萧统《文选》的接受则在唐代已为繁盛，此由李白三拟《文选》的故事和杜甫熟精《文选》理之诗句可知。宋代更是有《文选》烂，秀才半之谣。陶渊明在唐代已被广泛接受，在宋代，由于其人其诗合乎宋人气质，更是被推崇至极，而品陶不公的批评几乎全来自宋代以后学者，所知最早的为两宋之交的叶梦得，其他诸人以南宋和明代居多。这又是文学接受学的一个现象，陶渊明的形象在唐宋两代被重新建构，而后人这些想象力建构，或许已远离了真实的陶渊明，或许更接近了真实的陶渊明，然无论如何，陶渊明的形象被建立起来了，其诗歌的价值被充分认识了。这种建构，给以后的接受者以直接的知识灌输，即自接触陶渊明始就接受最新最近之评价，而当时最新最近之评价又是最高之评价。加之《文选》的普及程度及宋代对陶渊明的推崇，我们有理由相信人们当是先接受了萧统的观点，或者先继承了唐宋人对陶渊明之酷爱的接受，心中先有一个其文其德都是六朝第一流人物的陶渊明形象，然后在《诗品》中发现陶渊明竟意外地不在上品，故有上述责难，恐此亦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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