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罕言利”的孔子很温暖
孔子罕言利的时代，“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谁能说哪一次的乱与暴目的不是指向利?而谁又能说哪一次的征伐没有加重百姓的负担?孔子仁心，忧而愤怒，“苛政猛于虎”!孔子的批判丝毫不逊于后世的热血青年。
然而，孔子没有停留于批判。面对公权与私利交织纠缠而物欲苏醒暴涨的时代，“辟土地，充府库”已势不可挡，孔子却“明知不可而为之”。一面告诫为上者，“放于利而行，多怨”。一面倡导“为政以德”，力主“仁”“义”并行。又希望君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此说来，孔子“罕言利”倒真深蕴温暖。
“民亦劳止，汔可小康。”周民太疲劳了，祈求能有小小的休息。孔子也听懂了庶民百姓简单而卑微的要求。“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休养生息就是在行天道。孔子要君子知晓此天命而敬畏之以利佑民生。“大哉，尧之为君。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为此，孔子激情赞美。“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富有天下却可弃之如敝履，标榜“天下为公”的大胸怀。三代之圣“居仁由义”为民生而已。
当然“仁”者“爱人”不能只是嘴上说说。孔子希望有为之君力行尧舜之政。“所重民、食、丧、祭。”而民、食之重的关键在于“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如此，“利”自然就有正当性，所谓“利者，义之和也”。如何“重民”?“克己复礼”而“养民也惠”是也。何以“重食”?“使民也义”“使民以时”是也。如此可保百姓“足食”而“养生丧死无憾也”。此外必要有国有家者“敛从其薄”“施取其厚”“用取其中”“惠而不费”，则“义”在其中。“见利思义”在孔子那里从来都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也不只是激励进步的人生格言。
《论语》记了孔子的一次愤怒，他严厉地批评为季氏扩增府库的冉有：“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不能阻止上层贵族聚敛财富盘剥民利的行为本身就属不义，孔子不能容忍。孔子认为君子要“节用而爱人”。希望“上好义”，能自觉抑制过分贪求社会财富的欲望;“上好礼”，能照章行事，规范行为;“上好信”，能实实在在为百姓谋福利。
孔子有一次到卫国去，见卫国人口繁多十分高兴，便和驾车的冉有有一段著名对话：“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又一次大大超出后辈晚生的想象。当两千多年前孔子说出让庶民百姓富起来的话时，黑暗的夜空该透出了一丝光亮，寒冷的大地也会涌出一股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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