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母亲散文
身处水泥森林里，我时常会想起老家。
我生长在上世纪的七十年代，那个年代，家是外祖父分给母亲的一间客家老围屋（父亲有双重身份：一是做上门女婿，二是做我外公外婆的儿子），七口人挤在一间房里怎么住？我家有五个兄弟姐妹，我上面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我下面有一个小弟（不幸的是小弟在六岁时得了肝硬化和蛔虫钻胆的病早逝，至今我无法记得他的模样。父亲卖掉了他心爱的自行车，筹了为数不多的一百多元钱治病，最终还是没能挽留住弟弟幼小的生命。母亲伤心过度，从医院回家时没要骨灰）。母亲只好将两个姐姐留在她身边与她一起住，将我、我哥、我弟安排与我外婆住。
父亲在国营煤矿上班，一个月才回来一次。母亲说，分家时，除了这间老房子是最大的财富，其他没什么了。厨房是就挨着老房子临时搭建的土灶台，印象深刻的是有口能容下七担水的大瓦缸，据说是解放前地主家用过的，解放后分给了贫农身份的我家，可惜后来被我挑水时不小心打烂了，为此母亲痛惜不已，但没有过多责怪我。那时我的个头刚高过水缸，从井边担水回来，将水倒进水缸前，必须先用瓜瓢一勺一勺匀到水缸过半后，再提起水桶往水缸里灌水。母亲买回新的铁锅放在土灶台上，分家后的日子便开始能过下去了。那时还没有电灯，大姐坐在床沿，就着母亲从合作社里买回来的洋油灯（又叫“火水灯”），借着一闪一闪的灯芯，在弥漫着刺鼻的“火水”味中，两个姐姐幸福地完成了小学五年的学业，升上了五里外的公社中学住校去了。全家人最珍视的宝贝当然是粮食，母亲用木板将房子在房顶楼上做成粮仓，粮仓里又隔了若干个格子，分门别类地贮存夏秋两季收获的谷子、番薯、芋头等，甚至我爸单位分配的白面和红糖都要储存起来。吃粮时，再一斗斗提下来。邻居要吃面时，我妈会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招呼她们上“楼”来拿，当然是用米来换。这时嘴馋的我，会爬上木梯子上来叫嚷着要吃糖，母亲总是会叫我张开小嘴，塞一大块红糖给我吃。大地是丰饶的，满地的收获却被公社粮所一车车拉走，美其名曰“交公粮”，谷子不够干时，还被勒令要晒干才收。我在老房子后面的山坡下种了三株苦楝树，树长大后，结上的果子可以吃。（听母亲说，邻居的鑫哥要在旁边建房，母亲可怜鑫哥那残废了双腿的老父亲，树连同地被他买去，得了三百元钱，给我上大学时做了生活费，而我全然不知。这是后话。）那时猪和鸡也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宠物，勤劳的母亲一年就养两头猪，他们管猪叫“储钱筒”，一年四季，用大自然赋予的青草喂猪，待杀猪后，除了买新猪苗的钱，还有一笔被母亲认为可观的收入，用于我们几个姐弟的学费。
那时每月我们只能吃上一顿猪肉，那是父亲踩着自行车，从六十里外的煤矿食堂带回来的，同时带回的，还有他利用业余时间在煤矿宿舍旁边开荒种地种出的各种各样的蔬菜。这时候是我们最为幸福的时光，看着母亲在土灶台前哼着耳熟能详的客家山歌快乐地忙碌的身影，袅袅炊烟从客家围屋上空升起，我的心里美滋滋的。不太高兴的是父亲会毫不吝惜地分一些糖果给邻家的小伙伴们，其中有个名叫军勇的我特别恨，因他长得比较强壮，经常欺负我，而我父亲却全不以为然。
当天晚上，知趣的外婆早早“吆喝”我们几个小淘气挤着她上床睡觉去了，留下母亲和父亲“两人世界”。第二天早上起来，母亲的脸上绯红绯红的，不懂事的我们只听到邻居的叔婆伯母说“阿凤啊，注意身体呦”。苦楝树枝桠伸开，便有鸟驻足，不时掉下气味熏人的排泄物来。据说，屎掉到谁头上，谁就会有霉运。而要消除霉运，必须要去各家各户讨一点米，煲来吃。有一次我不幸被鸟屎击中，恐慌中，迷信的母亲连忙放下手中的`活，带着我真的照做了。而我自然是没事的。
家旁边是祖宗祠堂，祠堂里有神灵牌位。祠堂是举办红白喜事的公共场所，逢年过节香火不断。最怕的是白喜事，寿终的老人都必须先安放在祠堂的上厅，接受后辈的悼念，一般是过两个晚上就抬到后山土葬，更贤孝的后辈，还要请和尚做仪式，场面相当谨严、庄重。我家的猪舍紧挨着上厅的侧面，为了使猪早日长大，晚上还要喂一餐，夜里经过上厅我独自一人去喂猪时特别害怕。好多次，感觉有身影和声音从那里过来，令人毛骨怵然。
十二岁那年，老伯母病逝，晚上梦见她走进房间来，第二天起来吓得不得了，抱着母亲，从此不敢在晚上单独一人在房间，害怕老伯母来向我索要我在她房间柜子角落地面捡到的五毛钱。一天最快乐的是薄暮时分。一家人围龙屋我们叫“天井”的位置的四角木桌前，我哥早早煲好了一铁煲稀饭（猪吃的已经舀去了），中间位置往往摆放一碟咸菜，橄榄菜，或者干脆就是一小罐食盐（没有碘盐）。父亲不在家，母亲刚回来，母亲用一长铁勺把稀饭分发到大家碗里，很快，就响起“吸溜吸溜”的吞嚼声，因为食物单调，吞咽声也像民乐一般简单。那时粮食不够吃，母亲每天早上只打出一小红桶的米，给我们一日三餐“享用”，我们吃完的时候，就用渴盼的眼睛看着母亲慢慢吃，待她吃完，迫不及待地望着铁煲还有无剩余，赶紧接着再吃一些，不要怪我们贪吃，那时我们的油水严重不足，肚子经常“寡寡”（客家话，指肚子在响动）的。
那时候我们期待的是每周不定期的加餐———青菜焖饭夜宵。晚上九点钟左右，母亲将我老舅白天没卖完的葱叶子摘下来，仔细洗干净，准备待米饭熟时再下锅。屋檐下的灶台火苗欢快地跳跃着，我们几个孩子欢呼雀跃，像过节一样围在母亲身边。因饥饿而来的幸福感，就在随着母亲麻利的动作中升华。盛满米饭和着青菜的碗散发着香味，我们狼吞虎咽地吃个精光，母亲就站在旁边，流淌着汗水的带着疲惫的脸上露出笑容，那慈祥的目光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
我留恋这温情的气氛，但隐约感到，自己就像长成了翅膀的大雁，很快就得飞走了。
1984年的秋季开学，这一刻终于要到来。我所在乡村小学，我以班上最优的成绩被县重点中学录取。开学前，前往县中报名的那天凌晨四点，母亲就早早起床为我做鸡蛋煮面，还煮了好几个鸡蛋要我在路上吃。母亲送我到村口，告别时，我依稀看到她用手在擦眼睛。多年后，她告诉我，那天是她心情难过，舍不得我走。而我当时只是沉浸在进入新的学习环境的美好憧憬中。
从此，我一直没机会长时间呆在家中，除了短暂的暑假和寒假。回家成了我最渴求的事儿。——从完成学业到出外工作，到现在足足过去了二十九年的时间。岁月已在我的身上留下永恒的痕迹，现在我最想做的，是陪伴在我的父母身边。老屋如今被改装成了厨房，供父母临时做饭菜用。父亲和母亲已搬到镇上我哥买的一栋小楼居住。然而，今年已八十一高龄、退休二十六年的父亲和七十六岁的母亲依然喜欢来回走动在老家种果树、做农活，实在令我们担心。在外工作，力所能及的就是多打电话，多听听他们的声音。去年买车后，回家方便了许多，但也只是在有空时才能回去。每次回家，我都要亲自下厨，做丰盛的饭菜给他们吃，帮父母剪剪指甲，上街买新衣服，甚至带他们去剪剪头发，可他们总是不太愿意。
母亲依然很健谈，她说她参加了村里的广场舞活动，还上台唱她爱唱的客家山歌，她经常带着责备的口气说“都是你外婆害了我，当年不同意我参加广州来招考的文工团”，我笑着说“要是您去了省城，就可能不一定能有现在的我啊”，她也笑了。
当与父母团短暂聚在一个屋子里时，浮上心头的是难言的滋味：日子老了，父母终将离我们而去，一次次见面就等于缩短了我们见面的次数，与人世的告别终将到来，那可是多么无奈、多么无情而又必须面对的自然规律啊！前半生在期盼好日子，当有条件“好”的时候，“分别”却不知不觉站在我们之间。
而每一次返城，母亲总是要我带上满满一后车厢的家乡特产，尤其是他们种的沙田柚果。
望着父亲踩着单车看上去只有四五十岁左右的硬朗背影，您很难想象父亲已经老了，在他眼来，乡村是他最好的归宿，他不习惯城市生活。
谨以此文献给普天下养育我们的父母和远山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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