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孩子记忆里的童年时光散文
出生在西南大山里的人，怎么也不会忘记那丰富多姿的童年习俗。特别是走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留在童年心灵中的，更是清贫中的和谐，单调中的多彩，有些伤感却又令人留念和回味。捉螃蟹、看电影、推檑子、舂碓窝、摘枇杷、打码儿……一桩桩，一幕幕，在记忆里总是那样的清晰。
（一）捉螃蟹 看电影
那时还没有改革开放，山里娃的生活就是上半天学，割半天猪草牛草，然后就是吃饭、睡觉……一天到晚就这样枯燥地过着。
晚上，孩子们喜欢的，就是邀约好了捉螃蟹。
家乡的村东头，有一条从大山深处曲折地流来的山溪。溪里大大小小的砂石在透明的山水中显得光滑、纯净。这样的沟，自然成了蟹兵们的家，也成了我们儿时的乐园。
吃过晚饭，夕阳的余热还没有完全散尽，大人们都在院子里摇着扇乘凉聊天。我们几个小孩子便拿了手电背上笆笼脱掉长裤捉蟹去。
溪水清清的、凉凉的，踩在水里挺舒服。一阵风吹来，把屋里的那种闷热吹到了九霄云外了。这时，有八跪二鳌的蟹将军，从寄居的石罅中爬出来，一动不动地停在水底，也许是在消遣这惬意的夏夜吧！手电光透过这清澈的水，可将已经小憩的蟹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时，你尽管伸手去捉。这蟹像死了一般，风吹草动毫不在意。所以，只要目睹了“蟹颜”，就无异于瓮中捉鳖了。
小伙伴们前前后后，一路嘻嘻哈哈说说闹闹。
“小强，我捉到好大的一只母蟹哟，好多小蟹哩！我把它放了。”
“幺儿啦（方言），这个蟹盖都老黄了，恐怕是好几年的蟹精罗！”
“哎呀，明明看它睡着了，可一下夹着我的手啦！”……
就这样大呼小叫忙乎一阵，每人笆笼里都有十多二十只蟹了，便打道回府。然后就让大人或煎或煮或蒸或炸来一次品蟹会。
不过，孩子们最感兴趣的，莫过于难得一观的“坝坝电影”。
说起这坝坝电影，那印象简直是太深了。当时山里还没有通电，政府的放映队自己配备了发电机。该哪个生产队放电影了，便由队长选派七八个身强力壮的社员，抬的抬，挑的挑，扛的扛，提的提，把发电机、放映机、银幕、片子盒等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运来，足足摆放半间屋子。
机器到了，高兴的就不止是小孩了。队里会提前收工，各家各户都得早早地准备晚饭，像过节一般。晚饭后，人们便扶老携幼扛着凳子拿着火把哼着无名的山歌往放映点赶。记得那一回，就我们家留谁看家的问题，召开了半个小时的家庭会议还没有得到解决，最后，还是爷爷主动退出，留在家里啦。现在想起来，当时真够委屈爷爷的啦！
放映点一般选在较大的院子里，用两根长长的楠竹在院子的下方撑起雪白的银幕，只等天黑，节目就开始。男女老少聚在一起，都盯着银幕拉家常。不管聊得多火热，只要电影一开始，便全都打住；不管看得懂还是看不懂，不管老人还是小孩，都是那样的投入那样的专
注那样的兴奋那样的激情。
有趣的是那一年，电影《三打白骨精》传到了我们山区。我们大队的三生产队预约了这场电影，但由于时间关系，放映队说只能在白天演，因为还有几个预约的排着队。所以，三队就在他们的“庄屋”（队里用来收庄稼的屋子，相当于仓库）里关着门放。我们四队有几个社员也兴冲冲地跑去，结果被拒之门外，说不让四队的看（其实倒不是三队的人小家子，而是屋子容不下）！我们队的老队长当时气愤愤地说：“隔几天我去弄战争片子《上甘岭》来，也不准他们看，眼气（羡慕）死他们三队的！”果然，不到半个月，我们四队就约到了《上甘岭》，在队里最大的院子里放，不过三队的群众还是来了，由于是晚上，院子又大，谁还去说那些不让三队看的难听话呀！
这坝坝电影呀，是山里人唯一的文艺大餐，跑个十里八里去看一场难得的电影，对于我的童年来说，简直就是家常便饭，从《沙家浜》到《铁道游击队》；从《刘三姐》到《三打白骨精》；从《上甘岭》到《一江春水向东流》；从《小花》到《英雄儿女》……无论是何种类型的片子，都无不牵动着童年匆匆的脚步！
而今，“电影”这一时代的名词几乎从儿童的记忆里消失了。回想起来，恐怕有二十来年不曾凑在一起欣赏坝坝电影了。那情那景那镜头那火把虽还历历在目，但也更为现代信息的飞速发展而欣慰与憧憬！
（二）推檑子 舂碓窝
在“打米机”还没有进入咱山村的时候，弄出点大米可不是容易的事情——哪怕家里的稻谷满仓。当时的大米加工，全国很多地方都用碾子，而在我们乡下，大多使用“檑子”（这“lèi”字该怎么写，查了几种工具书都不得要领，就只好以“檑”代替了）。
说起这“檑子”，它和“石磨”应该说是同宗不同“性”的大米加工工具。其制作原料主要是木材和楠竹，原理上完全模仿“石磨”而制成。“檑子”的好坏关键靠“檑齿”，那得用上好的“青杠”木材。先将“青杠”木棒劈为２毫米左右厚的木块备用。然后用其他木料制成上下两个无底无盖的“圆桶”，和“石磨”一样称为上下“两扇”，其中“下扇”的中间筑上泥土，“上扇”的中间留空，用以往下倒稻谷。接着就用“青杠”块一块一块地卡，每两块之间用楠竹片隔着，让其形成“石磨”一般的“齿”。可以说，这“檑子”就是巨型的“木磨”而已。使用时，将稻谷倒在上面，两个人推动“上扇”，稻谷就被“推”破谷壳形成糙米了——当然，这“檑子”的制作是非常讲究技术的.，一般的木工师傅还不能胜任。
儿时见得多了，认为大米就是这样得到的，倒没生出什么感慨。在记忆中挥之不去的，是上中学的那两年时光。由于家里的“赤贫”，所以只好自己背米到学校蒸盅盅饭。记得每次归宿假回家，父亲便要用“檑子”推稻谷。虽是“木磨”，但推起来也较为吃力，即便是冬天，男劳力也不需多一会耳就会热汗直流。我已曾去帮着推，但人矮了，推不够，一不小心就摔个“仰面朝天”。由于白日里要“抢工分”，这推稻谷的事父亲一般都在晚上进行。那时电灯还是遥远的东西，只好点上一盏煤油灯照明。说到煤油灯，高档次的莫过于“马灯”了，有玻璃罩罩着，不怕风吹。我家就有一盏马灯，那是跟随了祖父多年的“祖业”，父亲就靠它照着推谷子。
推稻谷的声音可比推石磨大多了，在夜阑人静时，这“轰轰哗哗”的声响传得老远老远。
一阵忙乎，去掉谷壳的糙米出来了，和谷壳混在一起，然后用“风车”进行分离。不过，这“糙米”要变“熟米”，累人的活儿还在后面。
要使“糙米”变“熟米”，必须依赖“碓窝”，那是一个特意凿制的大石窝，将“糙米”放入其中，用一根两头大中间小的木棒（由于在“碓窝”里可以打“糍粑”，所以又称“糍粑棒）一下一下地使劲舂。直到把糙米表面的米糠舂掉，再用风车或米筛分离米糠，就得到了“熟米”。
这一番折腾，往往就是大半夜。这“檑子?碓窝?煤油灯”演绎的故事常常让人感慨，山里人的淳朴善良全在其中了。
眼下，“檑子”几乎找不到了，“碓窝”倒好多人家都有，只是已经放进了尘封的记忆，只有煤油灯还在偶尔停电时用用……应该说，这些老物件都打下了时代的烙印，那份纯朴的记忆是永远也抹不去的。
（三）打码儿 摘枇杷
儿时割草，最有趣的游戏便是“打码儿”了。
大家选定一处平坦的地方，在地上竖一根小木棍，这就算“码儿”。然后在一定距离外划出一条线（相当于定点投篮的定位线）。准备停当以后，便每人割一把草放在一起，而后依次站在“定位线”外向“码儿”扔自己的镰刀。扔完后，大家去量谁的镰刀离“码儿”最近，每人的一把草就全归他了。这样，大家一阵嘻嘻哈哈，半天时间一转眼就过去了，结果是有的人满满一大筐，而有的只有少许的一点，每当这时，赢得多的都要分一点给别人，以示大家的“精诚团结”。由于这项“活动”带有的性质，大人一般都是不允许的，所以我们常选那种偏僻的地方玩，然后大家都约定缄口不语。当然，有时也不免出一两个“叛徒”，被“告密”后，轻则一顿批评，重则屁股挨上一顿棍子。尽管如此，“打码儿”的游戏仍在割草的孩子们中间继续着。
那是初夏的一日，我、小芹、王军等五、六个孩子约好上山割牛草。几个小孩背上背筐，拿了镰刀，一出门就像飞出笼的小鸟，叽叽喳喳遍山跑。我们找了一块开阔地便开始打起“码儿”来。这一天打完码儿，小芹输得最惨，十分不高兴，但大家还是照例给了她一点点，然后就分头去玩。
记得我和小芹往东边走，走着走着，小芹用手一指，说：“看，山枇杷！”我随手望去，只见一株矮矮的山枇杷红得那样的晶莹，我立时嘴里就唾津潜溢了。小芹走在前面，先摘了一颗放在手里。我心里着急，急中便生出“智”来——我对小芹说：“慢慢摘，我们都不吃，一起摘好后再分成两份，然后抓阄。”小芹似乎觉得这样很公平，爽快地答应了。
我心里暗暗高兴，只拣又红又大的摘；而小芹呢，认认真真地挨个儿摘去。只一会儿，这株山枇杷就被我俩一扫而光。此时，我手里的枇杷晶莹剔透，而小芹手里却全是“次等品”。我得意极了，张大嘴巴，将一大把山枇杷“塞”了进去，来不及细细咀嚼就吞了下去，还望着小芹笑（这只不过一瞬间的事情）。小芹望着自己手中的“小枇杷”，泪水无声地从眼里滚落，只好将那“次等品”放入口中，一声不响地走回“打码儿”的地方呆呆地坐了好一阵，但始终没有哭出来。
也许，当年“打码儿”的朋友都不记得这等事了，小芹也估计（小芹后来远嫁他乡了）不再有更多的怨恨，但就是那红红的山枇杷，在我心里留下了怎么也抹不去的一丝内疚。
童年时光虽渐渐随岁月而去，但在记忆屏幕上映出的，却是色彩斑斓、有滋有味的画面。山里孩童特有的童真童趣，还丰富异常，什么“赶皮罗”、“踢毽子”、“修房房”、“筑雪人”、“走六子”等都是那样充满诱惑力。来吧，到我们这里来，定会让你返老还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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