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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籍是哪个朝代的诗人

时间:2021-03-30 17:21:01 诗人大全 我要投稿

张籍是哪个朝代的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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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籍是哪个朝代的诗人

  张籍(约767~约830),唐代诗人。

  张籍简介

  字文昌,汉族,和州乌江(今安徽和县)人,郡望苏州吴(今江苏苏州)1 。先世移居和州,遂为和州乌江(今安徽和县乌江镇)人。世称“张水部”、“张司业”。张籍的乐府诗与王建齐名,并称“张王乐府”。著名诗篇有《塞下曲》《征妇怨》《采莲曲》《江南曲》。1 《张籍籍贯考辨》认为,韩愈所说的“吴郡张籍”乃谓其郡望,并引《新唐书·张籍传》、《唐诗纪事》、《舆地纪胜》等史传材料,驳苏州之说而定张籍为乌江人。

  张籍生平

  张籍出身寒门,故其上世已无可考。大约因自幼家境不好,他年纪很小时就远离故乡。他的《远别离》诗说:“念君少年别亲戚,千里万里独为客”,其实正是他的自况。这一别家门,直到二十多岁才得回乡。起初他曾在鹊山漳水一带(今河南省西南部)求学,跟后来与他齐名的诗人王建同学十年。同学期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王建《送张籍归江东》说:“昔岁同讲道,青襟在师旁。出处两相因,如彼衣与裳。”张籍《逢王建有赠》说:“使君座下朝听《易》,处士庭中夜会诗;新作句成相借问,闲求义尽共寻思。”可以想见两人之间的情谊。

  学业结束后,青年张籍就开始了浪迹天涯的羁旅生活,游历的目的是“年少才高求自展”。从他的记游诗看,足迹曾到过今北方的晋、冀、豫、陕等地。别王建后先去咸阳,后折回,最北曾到达蓟北(今河北北部)。大约在这儿动了归思,又重经王建处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王建的《送张籍归江东》诗即写于此时,诗中描写了张籍这次失意南归的情况:“行成归此去,离我适咸阳。失意未还家,马蹄尽四方。访余咏新文,不倦道路长……归乡非得意,但贵情义彰。”少小离乡,一旦返归,应当是高兴的,但十年苦学,四处奔波,而夙愿未遂,连一个立身之地都未找到,岂不让家人失望?他在《南归》诗中表达了这种沉重的心情:“骨肉望我欢,乡里望我荣;岂知东与西,憔悴竟无成!”正因为如此,归家不久,他又再次出外浪游。约由江浙经虔州(今江西赣州),而后直到岭南、蛮中(今广西柳州附近)。长期客游的生涯是难耐的,他甚至发出过“几时断得城南路,勿使居人有行役”(《远别离》)的慨叹。这次南游,结果仍是“憔悴竟无成”,约在贞元十二年(796)秋前,他又一次失望地返回和州。

  这时张籍虽然只有二十五、六岁,但长期奔走异乡的丰富阅历,不断追求而又不断碰壁的坎坷遭遇,使他备尝人间冷暖,饱经世上风霜。就他个人生活来说,这是他十分不幸的时期,而对一个现实主义诗人来说,却又是一个十分珍贵的时期。正是这段艰苦的经历,才使他得以和底层人民有了广泛的.接触,体察到生活的各个细部,透视到社会的种种弊端:而这些,正是参天的艺术之树所赖以生长的深厚土壤。张籍的一些人民性最强的作品,大多产生或孕育于这一时期。他以独特的艺术笔触,为我们绘下了中唐时代,包括农夫野老、征人怨女等各种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的历史画卷:农民辛勤耕作,“水淹手足尽为疮,山虻遶衣飞扑扑”(《江村行》),到头来,却落得“苗疏税多不得食,输入官仓化为土”(《野老歌》);苛捐杂税,造成了“贫儿多租输不足,夫死未葬儿在狱”(《山头鹿》)的惨景;繁重的徭役,又使无数丁夫累死城下,使百姓呼出“家家养男当门户,今日作君城下土”(《筑城词》)的控诉;藩镇兵乱更给人民、尤其是妇女带来难忍的痛苦:“妇人出门随乱兵,夫死眼前不敢哭”(《永嘉行》)。应当说,这些闪耀着现实主义光彩的诗作,之所以能出自张籍之手,在很大程度上是得力于这段艰苦经历的磨炼。

  张籍在仆仆风尘中失意返乡,但他的诗名已随着远游的足迹逐渐远播了。贞元十二年,孟郊及第东归,路过汴州(今开封)时,就向当时在汴州任节度推官的韩愈盛赞张籍的诗文,随后又到和州看望了张籍。第二年冬,张籍又一次北上到了汴州。韩愈听说后,立即派车把张籍接到家中。接谈之后,激赏不已,便留张籍在他的城西馆读书应考。次年秋,汴州举进士,韩愈为考官,张籍应试得了第一,接着又去长安参加贞元十五年(799)的进士考试,又一举及第。

  韩愈与张籍素昧平生,萍水相逢,竟如此推诚相助,这在他人看来,简直是“恩同再造”,虽结草衔环,报之犹恐不及,而张籍却一连给住在城内忙于公务的韩愈写了两封信,直率地批评韩愈有三个缺点:一、“多尚驳杂无实之说”,即好读荒诞小说;二、“商论之际,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尚胜者”,即好以口舌屈人,逞一时之胜;三、好“为博塞之戏与之竞财”,喜欢搞游戏,荒度时日。张籍认为,自扬雄之后近千年,无人言“圣人之道”,致使佛道异说“相沿而炽”;认为象韩愈这样的人,有责任也有能力担当起恢复“圣人之道”的责任,而“欲举圣人之道者,其身亦宜由之”,即应当以身作则,正己而后正人,不允许姑息上述各种缺点。这种直率而尖锐的批评,并没有使韩愈生气,他回信表示同意。后来也果然写了一系列排击佛老,振兴儒家学说的论著。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张籍为人的严肃不苟与朴直真率。

  科举接连及第,张籍似乎面临“时来运转”之机,殊不知等着他的仍然是“命乖运蹇”。他及第归乡后不久,即居母丧。直到永贞元年(809),才调补太常寺太祝。这是个“名秩后千品”的卑官,职责是“掌出纳神主,祭祀则跪读祝文”。就是这么个九品官,却让他做了十年,不予升迁。白居易为他鸣不平道:“谏垣几见迁遗补,宪府频闻转殿监;独有咏诗张太祝,十年不改旧官衔”(《重到城》)。张籍本无家财,又兼多病,这样长期地职卑俸薄,使他一家生活极度贫困。姚合描写他的生活是“野客开山借,邻僧与米炊……多见愁连晓,稀闻债尽时”(《赠张籍太祝》)。他自己的一些诗句,象“屋湿唯添漏……少食信儿娇”(《酬韩祭酒雨中见寄》),“长安多病无生计,药铺医人乱索钱”(《赠任懒》)以及“家贫常畏客”(《晚秋闲居》)等,说明他已穷得吃不上饭,买不起药,还老担心来了客人招待不起。更为严重的是,因无钱延医,竟使他久病的双目面临失明的危险。因此,他一度曾因不能视事而罢官闲居。在他初患眼疾时,韩愈曾代他写信向浙东观察使李逊求助。信中说:“使籍诚不以蓄妻子、忧饥寒乱心,有钱财以济医药,其盲未甚,庶几其复见天地日月,因得不废,则自今迄死之年,皆阁下之赐!”其凄苦之状,读之真可催人泪下!一个正直有才华的诗人竟遭此际遇,无怪孟郊要代他发牢骚说:“西明寺后穷瞎张太祝,纵尔有眼谁尔珍?天子咫尺不得见,不如闭眼且养真!”(《寄张籍》)

  其实,这一时期使张籍最感痛心的还不是贫病的折磨,而是平生抱负之难以施展。他虽进入仕途,却被放在无聊的祭台上跪读了十年的祝文:他终于觉悟到当初寄以莫大希望的“理想境地”,只不过是一片虚幻!他在《古钗叹》中把自己比作一支埋没井底的古钗,好容易盼到被打捞起来,以为这下大可一用了,却又由于“欲为首饰不称时”,被塞入匣中封了起来:“虽离井底入匣中,不用还与弃时同”,这就是他对自己命运的哀叹!

  但他并没有绝望,他继续从事那些“上可裤教化”,“下可理情性”(白居易《读张籍古乐府》)的诗歌创作,希望它们能“时得闻至尊”(同上),从而达到裨补时政的目的。长期的创作实践使他的诗歌艺术愈趋成熟。姚合赞他的诗是:“妙绝江南曲,凄凉怨女词,古风无手敌,新语是人知”(《赠张籍太祝》);他的文章也渐与韩愈齐名而被人合称为“韩张”。更使诗人感到慰藉的是,当时最杰出的一些文学之士,韩愈、白居易、元稹、王建、孟郊、贾岛、刘禹锡等,都和他有着亲密的往还,与“五侯三相家”(白居易《酬张十八访宿见赠》)对他的冷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元和十五年(820),张籍约五十岁时,才改官秘书省校书郎。次年,经韩愈举荐,授国子博士。复次年,又迁任水部员外郎。十年沉滞,忽然三年三迁,朋友们当然为他高兴。白居易写诗贺道:“今日闻君除水部,喜于身得省郎时”(《喜张十八博士除水部员外郎》),觉得比他自己初次得官时还要高兴。屡遭挫折的诗人至此境遇才稍有改善,住宅也由平民区的街西迁到上朝方便的靖安坊,与韩愈为邻。

  长庆四年(824),张籍又改官主客郎中。这年冬天,与他关系至密的韩愈去世了。弥留之际,张籍一直守候在旁。韩愈死前曾想写遗书托付后事,并要张籍共同署名,虽因病重未果,但已足见韩愈对张籍信赖之深了。这位良师益友的逝去,无疑对暮年的张籍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过了两年,即唐文宗大和二年(828),张籍又授任国子司业。大约到大和四年(830)或稍后,这位穷苦一世的诗人便与世长辞了,年约六十岁。

  张籍晚年职务上虽连连迁升,但他在《祭退之》诗中仍说“籍贫无赠赀”,《书怀》中说:“老大登朝如梦里,贫穷作活似村中”,说明到死也未能摆脱贫穷的困境。张籍一生穷苦,久遭压抑,究其原因,主要是他那些尖锐揭露社会矛盾的作品遭到当权者的忌恨,他的猖介自守、刚直不阿的性格也不讨权贵们欢喜。而他自己,宁守贫贱也不屑以钻营攀附的手段来攫取富贵。据说他的名作《节妇吟》,就是以比喻手法拒绝藩镇李师古之请的。所以姚合说他“甘贫辞聘币,依选受官资”(《赠张籍太祝》)。他自己在诗中说:“况我愚朴姿,强登名利场”(《赠姚愆》),和白居易所说:“昔我为近臣,君常稀到门;今我官职冷,唯君来往频”(《酬张十八访宿见赠》),都说明了他的这种不愿趋炎附势、争名逐利的可贵品质。

  张籍晚年思想上确实较前消沉。作品中送迎赠答的应酬诗,寄情山水的闲适诗,表示羡慕退隐生活的抒怀诗,都渐渐多了起来。特别是在对待佛道的态度上,由过去的力排佛道到晚年的“年长道情多”(《春日抒怀即事》),“别从仙客求方法,时到僧家问苦空”(《书怀》),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封建社会一些正直的读书人往往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作为自己立身的原则。数十年的官场浮沉使他痛感此生已无实现“兼济天下”之志的可能了,便退而求其次,以“独善其身”来保持晚节:应该说寄情山水、访僧求道,至少是一种不愿同流合污的消极反抗的表现。

  但张籍晚年仍不忘对文学事业的追求。他尽心培养后进,努力扶植文学新人。据范摅《云溪友议》记载,朱庆余应考前曾拿自己的作品求张籍推荐。张籍就认真地读了他的诗,加以吟改,最后选了些佳作“置于怀抱而推赞之”。于是“清列以张公重名,无不缮录讽咏”,朱庆余“遂登科第”。其他青年诗人如项斯、姚合等也曾受过张籍的奖掖。

  张籍一生的诗歌创作,大致有三个时期。40岁以前为早期。他自称“籍在江湖间,独以道自将。学诗为众体,久乃溢笈襄。”(《祭退之》)韩愈称赞他“籍也处闾里,抱能未施邦。文章自娱戏,金石日击撞。龙文百斛鼎,笔力可独扛。”(《病中赠张十八》)可见张籍早期就写了不少好诗。40岁至50岁为中期。这是张籍诗歌创作的重要时期,他的优秀的乐府歌行作品,多是这一时期在贫病交迫中写成的。50岁以后为晚期。这时,张籍官职逐步升迁,生活比较稳定。除仍写乐府歌行外,多作近体。

  张籍的乐府诗与王建齐名,并称“张王乐府”。诗中广泛深刻地反映了当时各种社会矛盾,爱憎分明地批判现实。如《塞下曲》痛陈穷兵黩武之害,反对开边;《凉州词》指责边将不能收复失地,实际上是支持反侵略的正义战争;《筑城词》、《山头鹿》反映当时人民除了备受战争之苦,还得忍受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求仙行》、《吴宫行》嘲讽统治阶级思想愚蠢,生活荒淫;《董公行》歌颂“恭顺从事”的正派官僚;《伤歌行》描写了结局狼狈的简傲豪奢之徒;《山农词》和《贾客乐》则不但写出农民的艰难困苦,还写了商人的奢侈豪华。张籍的乐府诗,还善于描绘农村的风俗习惯和生活画面。《采莲曲》、《寒塘曲》、《江村行》、《樵客吟》等都用鲜明的形象表现了采莲妇女、打鱼少年、农夫、蚕妇和樵客的动作情态。《江南曲》描写水乡景色,明媚如画。

  张籍乐府诗艺术成就很高。他善于概括事物的对立面,在乐府诗的数篇之间或一篇之内形成强烈的对比;又善于运用素描的手法,细致而真实地刻画各种人物的形象。从体裁说,大都为“即事名篇”的新乐府;有时虽用旧题,但其思想内容仍与新乐府的精神一致。语言通俗浅近而又峭炼涵蓄,常以口语入诗,《白鼍鸣》、《云童行》等几乎全从口头自然流出。他还着意提炼结语,往往意在言外地完成了全篇的批判和讽刺的任务,《征妇怨》、《陇头行》等都是如此。

  他的乐府,生前已为人所推服,白居易在《读张籍古乐府》中,称许他“尤工乐府诗,举代少其伦”。姚合在《赠张籍太祝》中,评价他“古风无手敌,新语是人知”。后世称誉者更多。宋代王安石说他的诗“成如容易却艰辛”。许□《彦周诗话》说“张籍王建乐府宫辞皆杰出”。元代杨士弘《唐音》则谓:“王、张乐府体发人情,极于纤悉,无不至到”,更道出了张诗的重要特点和长远传诵的原因。

  张籍的五律,不事藻饰,不假雕琢,于平易流畅之中,见委宛深挚之致。杨慎《升庵诗话》曾指出,晚唐五律有两派:一派学贾岛,另一派如朱庆余、陈标、任蕃、章孝标、司空图、项斯等,则学张籍。

  南唐末年张洎收集张籍诗400多首,钱公辅名为《木铎集》12卷。南宋末年汤中以家藏元丰八年写本为主,兼以各本校定,编为《张司业集》8卷,附录1卷,魏峻刊刻于平江。今传宋蜀刻本唐人集中的《张文昌文集》4卷,共收诗317首。明嘉靖万历间刻本《唐张司业诗集》8卷,共收诗450多首,《四部丛刊》曾据以影印。1958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以它为底本,并参照现存各本进行校勘删补,编成《张籍诗集》8卷,共收诗480多首。另据《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张籍有《论语注辨》2卷,今佚。事迹见新、旧《唐书》本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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