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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八大家简介

时间:2023-02-27 15:02:55 泰力 诗人大全 我要投稿

关于唐宋八大家简介

  唐宋八大家是唐代和宋代八位散文家的合称。分别为唐代韩愈、柳宗元和宋代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八位。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关于唐宋八大家简介,希望大家喜欢。

▼目录▼
【1】韩愈——文起八代之衰
【2】柳宗元——文者以明道
【3】欧阳修——一代文宗
【4】苏洵——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
【5】苏轼——一衰烟雨任平生
【6】苏辙——汪洋澹泊,一唱三叹
【7】曾巩——曾文穷尽事理,其气味尔雅深厚
【8】王安石——笔力简而健

  唐宋八大家简介 篇1

  韩愈——文起八代之衰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人物生平】

  困苦童年

  大历三年(768年),韩愈出生。他的祖辈都曾在朝或在地方为官,其父韩仲卿时任秘书郎。韩愈三岁时,韩仲卿便逝世。他由兄长韩会抚养成人。

  大历十二年(777年),韩会因受元载牵连,贬韶州刺史,到任未久便病逝于韶州任上。韩会早逝后,韩愈先是随寡嫂回河阳原籍安葬兄长,但却不得久住,只得随寡嫂郑氏避居江南宣州,韩愈这一时期便是在困苦与颠沛中度过的。韩愈自念是孤儿,从小便刻苦读书,无须别人嘉许勉励。

  科举之路

  贞元二年(786年),韩愈离开宣城,只身前往长安。其间韩愈赴河中府(即蒲州,今山西永济)投奔族兄韩弇,以得到河中节度使浑瑊的推荐,却毫无收获。

  贞元三年(787年)秋,韩愈取得乡贡资格后再往长安。是年,韩愈在长安落地,生活无所依靠,又传来从兄韩弇死于非命的噩耗。约在此年末,韩愈因偶然机会,得以拜见北平王马燧。此间,韩愈得到了马燧的帮助,后曾作《猫相乳》以感其德。

  贞元三年至五年(787年—789年)间,韩愈三次参加科举考试,均失败。贞元五年(789年),韩愈返回宣城。

  贞元八年(792年),韩愈第四次参加进士考试,终于登进士第。次年,参加吏部的博学宏词科考试,遭遇失败。同年,韩愈之嫂郑夫人逝世,他返回河阳,为其守丧五个月。

  贞元十年(794年),再度至长安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又失败。

  贞元十一年(795年),第三次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仍失败。期间曾三次给宰相上书,均未得到回复。同年,离开长安,经潼关回到河阳县,于是前往东都洛阳。

  两入幕府

  贞元十二年(796年)七月,韩愈因受宣武节度使董晋推荐,得试任秘书省校书郎,并出任宣武节度使观察推官。韩愈在任观察推官三年间,在指导李翱、张籍等青年学文的同时,利用一切机会,极力宣传自己对散文革新的主张。

  贞元十五年(799年)二月,董晋逝世,韩愈随董晋灵柩离境。韩愈刚离开四日,宣武军便发生兵变,留后陆长源等被杀,军中大乱,韩愈因先离开而得免祸。韩愈随董晋灵柩至洛阳,其后于二月末抵达徐州。同年秋,韩愈应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之聘,出任节度推官,试协律郎。同年冬,张建封派韩愈前往长安朝正。韩愈谈论直爽坦率,从不畏惧或回避什么,操行坚定纯正,却不善于处理一般事务。

  贞元十六年(800年)春,韩愈回到徐州,于夏季离开徐州,回到洛阳。同年冬,韩愈前往长安,第四次参吏部考试。

  屡遭贬谪

  贞元十七年(801年),通过铨选。次年春,韩愈被任命为国子监四门博士。他曾告假回到洛阳,前往华山游玩。

  贞元十九年(803年),韩愈晋升为监察御史。当时关中地区大旱,韩愈在查访后发现,灾民流离失所,四处乞讨,关中饿殍遍地。目睹严重的灾情,韩愈痛心不已。而当时负责京城行政的京兆尹李实却封锁信息,谎报称关中粮食丰收,百姓安居乐业。韩愈在愤怒之下上《论天旱人饥状》疏,反遭李实等谗害,于同年十二月被贬为连州阳山县令。

  贞元二十年(804年)春,韩愈抵达阳山县就职。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春,韩愈获赦免,于夏秋之间离开阳山县。八月,获授江陵法曹参军。

  元和元年(806年)六月,韩愈奉召回长安,官授权知国子博士。元和三年(808年),韩愈正式担任国子博士。

  元和四年(809年)六月十日,改授都官员外郎、分司东都兼判祠部。

  元和五年(810年),降授河南县令。当时,魏、郓、幽、镇四藩镇各设留守藩邸,暗中蓄养士兵,并窝藏逃犯,意图不轨。韩愈要揭发他们的违法行为,便部署官吏,事先自断他们与百姓往来,等天明就公布,留守官员十分害怕,被迫停手。

  元和六年(811年),任尚书职方员外郎,回到长安。

  元和七年(812年)二月,复任国子博士。

  元和八年(813年),韩愈认为自己才学高深,却屡次遭贬斥,便创作《进学解》来自喻。宰相看后,很同情韩愈,认为他有史学方面的才识,于是调韩愈为比部郎中、史馆修撰,奉命修撰《顺宗实录》。

  元和九年(814年)十月,韩愈任考功郎中,仍任史馆修撰。同年十二月,任知制诰。

  元和十年(815年)正月,晋升为中书舍人,此后获赐绯鱼袋。不久,厌恶韩愈的人称他先前任江陵掾曹时,荆南节度使裴均留他住宿礼遇厚重。裴均之子裴锷是平庸浅陋之人,裴锷看望父亲时,韩愈在为裴锷送行的文章序中,仍称呼裴锷的字。这一说法在朝官中引起很大反响,韩愈因此被改授为太子右庶子。

  随征淮西

  元和十二年(817年)八月,宰相裴度任淮西宣慰处置使、兼彰义军节度使,聘请韩愈任行军司马,赐紫服佩金鱼袋。韩愈曾建议裴度派精兵千人从小路进入蔡州,必能擒拿吴元济。裴度未及采行,李愬已自文城(今河南唐河)提兵雪夜入蔡州,果然擒得吴元济。三军谋略之士,无不为韩愈惋惜。韩愈又对裴度说:“如今凭借平定淮西的声势,镇州王承宗可用言辞说服,不必用兵。”他便找到柏耆。口授致成德节度使王承宗的书信,叫柏耆执笔写下后,带上书信进入镇州晓喻王承宗。王承宗摄于兵威,就上表献上德、棣二州,表示服从朝廷。

  同年十二月,淮西平定后,韩愈随裴度回朝,因功授职刑部侍郎,宪宗便命他撰写《平淮西碑》,其中很大篇幅叙述裴度的事迹。当时,李愬率先进入蔡州生擒吴元济,功劳最大,他对韩愈所写愤愤不平。李愬之妻入宫禁诉说碑辞与事实不符,宪宗便下令磨掉韩愈所写碑文,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新撰写刻石为碑。

  元和十三年(818年)四月,尚书左仆射郑余庆因谙熟典章,被任命为详定使,对朝廷仪制、吉凶五礼加以修定。韩愈被引为副使,参与修定工作。

  谏迎佛骨

  元和十四年(819年)正月,宪宗派使者前往凤翔迎佛骨,长安一时间掀起信佛狂潮。韩愈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上《论佛骨表》极力劝谏,认为供奉佛骨实在荒唐,要求将佛骨烧毁,不能让天下人被佛骨误导。宪宗览奏后大怒,要用极刑处死韩愈,裴度、崔群等人极力劝谏,宪宗却仍愤怒。一时人心震惊叹惜,乃至皇亲国戚们也认为对韩愈加罪太重,为其说情,宪宗便将他贬为潮州刺史。

  韩愈到潮州后,上奏为自己辩白。宪宗对宰相说道:“昨日收到韩愈到潮州后的上表,所以想起他谏迎佛骨之事,他很是爱护朕,朕难道不知道?但韩愈身为人臣,不应当说人主奉佛就位促寿短。朕因此讨厌他太轻率了。”宪宗意欲重新起用韩愈,所以先说及此事,观察宰相的态度。但同平章事皇甫镈憎恨韩愈为人心直口快,怕他重被起用,便抢先回答说:“韩愈终究太狂放粗疏,暂且可考虑调到别郡。”适逢大赦,宪宗便于同年十月量移韩愈为袁州(今江西宜春)刺史。

  元和十五年(820年)春,韩愈抵达袁州。按照袁州风俗,平民女儿抵押给人家做奴婢,超越契约期限而不赎回,就由出钱人家没为家奴。韩愈到后,设法赎出那些被没为家奴的男女,让他们回到父母身边。于是禁止此种风俗,不许买人为奴。

  此年九月,韩愈入朝任国子祭酒,于冬季回到长安。

  出使镇州

  长庆元年(821年)七月,韩愈转任兵部侍郎。当时,镇州(今河北正定)兵变,杀害新任成德节度使田弘正。都知兵马使王廷凑自称留后,并向朝廷索求节钺。

  长庆二年(822年)二月,朝廷赦免王庭凑及成德士兵,命韩愈为宣慰使,前往镇州。

  韩愈即将出发时,百官都为他的安全担忧。元稹说:“韩愈可惜。”唐穆宗也后悔,命韩愈到成德军边境后,先观察形势变化,不要急于入境,以防不测。韩愈说:“皇上命我暂停入境,这是出于仁义而关怀我的人身安危;但是,不畏死去执行君命,则是我作为臣下应尽的义务。”于是毅然只身前往。

  到镇州后,王庭凑将士拔刀开弓迎接韩愈。韩愈到客房后,将士仍手执兵器围在院中。王庭凑对韩愈说:“之所以这么放肆无礼,都是这些将士干的,而不是我的本意。”韩愈严厉地说:“皇上认为你有将帅的才能,所以任命你为节度使,却想不到你竟指挥不动这些士卒!”

  有一士卒手执兵器上前几步说:“先太师(指王武俊)为国家击退朱滔,他的血衣仍在这里。我军有什么地方辜负了朝廷,以致被作为叛贼征讨!”韩愈说:“你们还能记得先太师就好了,他开始时叛乱,后来归顺朝廷,加官进爵,因此,由叛逆转变而为福贵难道还远吗?从安禄山、史思明到吴元济、李师道,割据叛乱,他们的子孙至今还有存活做官的人没有?”众人回答:“没有。”

  韩愈又说:“田弘正举魏博以归顺朝廷,他的子孙虽然还是孩提,但都被授予高官;王承元以成德归顺朝廷,还未成人就被任命为节度使;刘悟、李祐当初跟随李师道、吴元济叛乱,后来投降朝廷,现在,都是节度使。这些情况,你们都听说过吗!”众人回答:“田弘正刻薄,所以我军不安。”

  韩愈说:“但是你们这些人也害死田公,又残害他家,又是什么道理?”众人都称善。王庭凑恐怕将士军心动摇,命令他们出去。然后,对韩愈说:“您这次来成德,想让我干什么呢?”韩愈说:“神策六军的将领,像牛元翼这样的人不在少数,但朝廷顾全大局,不能把他丢弃不管。为什么你到现在仍包围深州,不放他出城?”王庭凑说:“我马上就放他出城。”便和韩愈一起饮宴,正逢牛元翼逃溃围出,王庭凑也不追。

  晚年生活

  长庆二年(822年)九月,韩愈转任吏部侍郎。次年六月,升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神策军将士闻讯后,都不敢犯法,私下里相互说:“他连佛骨都敢烧,我们怎么敢犯法!”

  韩愈任职不久,便因不参谒宦官,被御史中丞李绅弹劾。韩愈不服,称此举经穆宗恩准。二人你来我往,争辩不止。宰相李逢吉趁机奏称二人关系不合,朝廷便派李绅出任浙西观察使,韩愈也被改职兵部侍郎。不久后,穆宗得知其中事由,再任韩愈为吏部侍郎。

  病逝于家

  长庆四年(824年)八月,韩愈因病告假。同年十二月二日(12月25日),韩愈在长安靖安里的家中逝世,终年五十七岁。获赠礼部尚书,谥号文。次年三月,葬于河阳。

  元丰元年(1078年),宋神宗追封韩愈为昌黎伯,并准其从祀孔庙。

  【评价】

  韩愈是一个气场和存在感均极强的人物。作为文坛领袖,他“手持文柄,高视寰海”“三十余年,声名塞天”(刘禹锡《祭韩吏部文》);作为作家,他敢为风气之先,为文为诗气势磅礴;作为一个生命个体的“人”,他刚直敢任,人格伟岸,诚为伟丈夫。如此人中鸾凤,却也是性情中人,不但极重感情,而且敏感于生活中的许多细微乐趣或烦恼,而且有幽默的一面。——潘向黎

  韩愈确实是不可多得的历史人才,他的影响使无数帝王将相相形见绌。在中唐的政治舞台上,他扮演过监察御史、考功郎中知制诰、刑部侍郎、国子监祭酒、吏部侍郎等角色,所至皆有政绩。但他的主要贡献是在文学上。他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继承先秦两汉散文传统,反对专讲声律对仗而忽视内容的骈体文。为文气势雄伟,说理透彻,逻辑性强,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在封建思想道德方面,他也有独到的建树,坚决反佛排道,大力提倡儒学,以继承儒学道统自居,开宋明理学家之先声。故宋人苏轼对他推崇备至,称他立下“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的丰功伟绩。

  【主要成就

  政治主张

  韩愈在政治上主张天下统一,反对藩镇割据。唐宪宗时,曾随同裴度平定淮西藩镇之乱。韩愈曾经因为进言佛骨一事,被贬潮州,后因治政突出,迁袁州,即今江西宜春,任袁州刺史。任职袁州期间,韩愈政绩卓越,并且培养了当时江西省的第一个状元。现宜春秀江中有一个沙洲,名为状元洲,传说就是当年学子读书之处。宜春城中最高山头建有状元楼,宜春市区有昌黎路,都是为了纪念韩愈的特别功绩。

  教育思想

  韩愈三进国子监做博士,一度担任国子监祭酒,招收弟子,亲授学业,留下了论说师道 激励后进和提携人才的文章,不失为一位有创造性见解的教育家。韩愈力改耻为人师之风,广招后学。柳宗元曾赞叹说:“今之世不闻有师,独韩愈不顾流俗,犯笑侮,收招后学,作《师说》,因抗颜为师,愈以是得狂名。”韩愈在教育方面的论文主要的有《师说》 《进学解》和《杂说四马说》等等。在这些文章中,他强调了求师的重要性,指出“人非生而知之”;提出了“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命题,认为只要是有学问的人,就是自己的老师;他还提出了“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的至理名言,把有才能人比作千里马,指出“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阐释了在位之人如何识别人才 对待人才和使用人才的问题。韩愈这种识别人才与培养人才、使用人才的思想,是孔子“举贤”、墨子“尚贤”思想的新发展,也是对封建贵族那种选人唯贵、用人为亲的腐朽思想进行的有力批判。

  文学成就

  古文运动

  后人把他与柳宗元、苏轼、苏辙、苏洵、曾巩、欧阳修、王安石合称为唐宋八大家,并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开辟了唐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韩诗力求新奇,重气势,有独创之功。韩愈以文为诗,把新的古文语言、章法、技巧引入诗坛,增强了诗的表达功能,扩大了诗的领域,纠正了大历(766~780)以来的平庸诗风。韩愈积极领导了唐代古文运动,并使这一运动获得重大的成功。 所谓古文运动,就是改变汉魏六朝以来的骈体文,恢复先秦时代的散文体。韩愈把古文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韩愈提倡古文的目的,就是:“通其辞也,本志乎古道也。”以古文来振兴儒学,恢复“圣道”。 韩愈认为,“文以载道”,文和道必须有机结合起来,应该首先重视的是道,“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 韩愈以“物不得其平则鸣”为根据提出了一条理论,认为人“有不得已而后言者”。 韩愈认为,文体上应该学习古代圣贤之为文。但必须“师其意,不师其辞” 。韩愈还提出,写文章应该“唯陈言之务去”,去陈词滥调,务争有所创新。韩愈领导唐代古文运动是成功的,从此“古文自唐以后为一大变”,一改文风。苏轼据此称 是“文起八代之衰”。韩愈的文学主张,对于后代文学理论的发展和文学实践活动都有积极的影响。

  文学创作

  韩愈的作品非常丰富,现存诗文700余篇,其中散文近400篇。 韩愈的散文、诗歌创作,实现了自己的理论。其赋、诗、论、说、传、记、颂、赞、书、序、哀辞、祭文、碑志、状、表、杂文等各种体裁的作品,均有卓越的成就。

  韩愈散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语言鲜明简炼,新颖生动,为古文运动树立了典范。韩文风格雄健奔放,曲折自如。其散文作品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杂文,与论说文相比,杂文更为自由随便,或长或短,或庄或谐,文随事异,各当其用。如《进学解》通过设问设答的方式,反话正说,全文多用辞赋铺陈的手法排比对偶,行文轻松活泼。杂文中最可瞩目的是那些嘲讽现实、议论犀利的精悍短文,如《杂说》、《获麟解》等,形式活泼,不拘一格,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序文(即赠序),大都言简意赅,别出心裁,表现对现实社会的各种感慨,如《张中丞传后叙》、《送李愿归盘谷序》、《送孟东野序》等。此外,韩愈还在传记、碑志中表现出状物叙事的杰出才能,如《毛颖传》《柳子厚墓志铭》等。传记、抒情散文,韩愈的传记文继承《史记》传统,叙事中刻画人物,议论、抒情妥帖巧妙。《张中丞传后叙》是公认的名篇。他的抒情文中的《祭十二郎文》又是祭文中的千年绝调,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

  韩愈也是诗歌名家,艺术特色以奇特雄伟、光怪陆离为主。如《陆浑山火和皇甫用其韵》、《月蚀诗效玉川子作》等怪怪奇奇,内容深刻;《南山诗》、《岳阳楼别窦司直》、《孟东野失子》等,境界雄奇。但韩诗在求奇中往往流于填砌生字僻语、押险韵。韩愈也有一类朴素无华、本色自然的诗。韩诗古体工而近体少,但律诗、绝句亦有佳篇。如七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答张十一功曹》、《题驿梁》,七绝《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题楚昭王庙》等。

  【轶事典故】

  叩齿庵

  韩愈来到潮州后,有一天在街上碰见一个和尚,面貌十分凶恶,特别是翻出口外的两个长牙,韩愈想这决非好人,心想着要敲掉他那长牙。韩愈回到衙里,看门的人便拿来一个红包,说这是一个和尚送来的。韩愈打开一看,里面竟是一对长牙,和那和尚的两只长牙一模一样。他想,我想敲掉他的牙齿,并没说出来,他怎么就知道了呢?韩愈立即派人四处寻找那个和尚。见面交谈后,韩愈才知道,原来他就是很有名的潮州灵山寺的大颠和尚,是个学识渊博的人。韩愈自愧以貌看人,忙向他赔礼道歉。从此,两人成了好朋友。后人为纪念韩愈和大颠和尚的友谊,就在城里修了座庵,叫“叩齿庵”。

  设水布

  古时候,潮州韩江里的放排工,既要扛杉木,又要扎杉排,一会儿跳下江,一会儿爬上岸,身上的衣服湿了干,干了又湿,常常患上肚痛病和风湿病。于是他们做工索性光着膀子,不穿衣服。每天在江边挑水、洗衣服的妇女,看见放排工赤身裸体,就告到官府。官府交涉过后,放排工只好穿上衣服。韩愈来到潮州,听闻这件事后,他跑到江边实地查看放排工扎排和放排的情形。韩愈认为放排工成天穿着一身湿衣服,容易得病。在回衙后,他便让人到江边通知放排工:今后扎排、放排肘,可以不穿衣服,只在腰间扎块布能遮羞就好了。这块布后来就成了潮州的放排工和农民劳动时带在身上的浴布,潮州人把它叫“水布”。

  性情中人

  韩愈性格开朗豁达,与人交往,无论对方发迹或是潦倒,他始终态度不变。年轻时同孟郊、张籍友善,二人声名地位还不高,韩愈不避寒暑,在公卿中赞扬推崇他们。张籍终于得中进士,荣获官禄。后来韩愈虽然身份显贵,每当办完公事的闲暇,便同他们一起谈话宴饮,论文赋诗,和过去一样。而他对那些权豪势要,看作奴仆一般,瞪着眼睛不屑一顾。韩愈很善于诱导勉励后进,留在家中做宾客对待的十分之六七,即使自己早餐也吃不上,仍和颜悦色毫不在意。他总以振兴名声教化、弘扬仁义为己任。帮助内外亲和朋友的孤女婚嫁的近十人。

  吏部开锁

  韩愈曾任吏部侍郎,当时吏部的吏员中令史的权势最重,因为是吏部过去常关锁着,等待选补任命的官员不能到吏部来见面。韩愈上任后,将关锁放开,任凭候选官员出入,他说:“人们之所以怕鬼,是因为见不到鬼;如果能够看得见,那么人们就不会怕鬼了。”

  鸢飞鱼跃

  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连州知州石炳璋从阳山拓韩愈真迹,将“鸢飞鱼跃”四字刻于燕喜亭右后侧的卧龙石上,后有何健的楷书题跋:“韩公大字世罕见之,乾隆壬寅,健秉铎阳山,得四字于土人家,为之勒石。”韩愈“鸢飞鱼跃”石刻见于山东潍坊十笏园、广东潮州韩文公祠、广西贺州小西湖、肇庆七星岩等地,影响颇广。

  过马牵山

  韩愈到任潮州时,正逢潮州大雨成灾,洪水泛滥,田园一片白茫茫。他到城外巡视,只见北面山洪汹涌而来,于是他骑着马,走到城北,先看了水势,又看了地形,便吩咐随从张千和李万紧随他的马后,凡马走过的地方都插上竹竿,作为堤线的标志。韩愈插好了堤线,就通知百姓,按着竿标筑堤。百姓听了十分高兴,纷纷赶来,岂料一到城北,就见那些插了竹竿的地方已拱出了一条山脉,堵住了北来的洪水。从此,这里不再患水灾了。百姓纷纷传说:“韩文公过马牵山。”这座山,后来就叫“竹竿山”。

  驱逐鳄鱼

  韩愈被贬到潮州做刺史时,当时潮州有一条江,江中有很多吃人的鳄鱼,成为当地一害,许多过江的人都被它们吃了。一天,又有一个百姓遇害了。韩愈忧心忡忡:鳄鱼不除,必定后患无穷。于是韩愈下令准备祭品,决定亲自去江边设坛祭鳄。韩愈摆好祭品后,对着江水大声喊道:“鳄鱼!鳄鱼!韩某来这里做官,为的是能造福一方百姓。你们却在这里兴风作浪,现在限你们在三天之内,带同族类出海,时间可以宽限到五天,甚至七天。如果七天还不走,绝对严处。”从此,潮州再也没有发生过鳄鱼吃人的事情了。人们把韩愈祭鳄鱼的地方称为“韩埔”,渡口称为“韩渡”,这条大江则被称为“韩江”,而江对面的山被称为“韩山”。

  梦吞丹篆

  韩愈在年少之时曾有一梦,梦中有一个人和一卷丹篆,自己被迫强行吞下丹篆,旁边还有一人在拊掌大笑,顿时觉得惊恐不已,随即便醒来了。

  醒后,韩愈只觉胃中似乎犹如有物体噎住一般,而且尚能记上其中一两字,笔法非凡。之后得缘见到孟郊,总觉得似曾相识,细想之下才惊奇地发现,孟郊就是那个梦中在旁大笑之人。此事在《异人传》中有记载,在《龙城录》中的记录也较为详细,据说韩愈醒后“笔势非人间书也。后识孟郊,似与之目熟,思之,乃梦中旁笑者”。

  梦事中所讲的“丹篆”即为道教咒符之文,常以丹砂书之,笔画呈云迥篆书。韩愈明确反对佛教信仰,但颇信道教丹药。至于道教的符咒之文,实际上并无兴趣。对于韩愈梦中会出现“丹篆”,可理解为两点:第一就是韩愈对文学的追求所产生的梦魇,他追求一种与众不同的书法,笔势特别,所以便在梦中以人们常见的“丹篆”显示了出来;第二可能就是在暗喻韩愈等人所提倡的“古文”意趣,“丹篆”正是根据秦汉古文字大篆小篆之形演化而来的。一个文学家和思想家,其行为思想皆可影响其睡梦中的境况,正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想”。

  关于此梦是韩愈在受人瞩目之后对人所讲述的,所以也不排除有附加成分。而梦中孟郊在旁拊掌而笑,也当属鼓励,而非嘲笑。大概是韩愈潜意识中希望有这样一位朋友,以至于后来见到孟郊,并与其关系密切后,就很自然地把梦中“拊掌而笑”者同密友孟郊联系起来了。

  误传相貌

  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曾记载:世人画韩愈像,脸小且美髯,戴纱帽。这其实是南唐的韩熙载,在北宋时还有当时所画的韩熙载像保存,题词非常明确。韩熙载谥号文靖,江南人称之为韩文公,因此世人便误以为是韩愈。韩愈身体肥胖而少胡须。此后,韩愈配享孔子,各州县孔庙所画的都是韩熙载。后世无法辨别,便一直认为韩熙载的画像为韩愈。

  风流成性

  据记载,韩愈纵欲且妻妾成群,以致性功能大为衰退。他经常服用壮阳药,古代的壮阳药中多有硫磺成分,多食有害,韩愈听他人建议,把硫磺研成末喂公鸡,等公鸡长大后再食鸡肉,使公鸡先吸取了硫磺的毒性,从而间接获得硫磺的壮阳功效,可是这样吃多了还是使他死于此。宋陶谷《清异录》记载:“昌黎公逾晚年颇亲脂粉,故可服食;用硫磺末搅粥饭,啖鸡男,不使交,千日,烹庖,名‘火灵库’,公间日进一只焉”,但是,“始亦见功,终致绝命”。

  退之投书

  据李肇《唐国史补》记载:韩愈曾与客人共登华山,到达山巅后,发现四周险峻异常,估计没有办法迈步。在惊恐万分的情况写下遗书,发狂大哭。华山所在的华阴县县令想尽办法,才将其救下。

  后来,有山西百岁老人赵文备游到“韩退之投书处”,有感韩愈的逸事,遂大笑不止。后人又于旁题刻“苍龙岭韩退之大哭词家赵文备百岁笑韩处”。以后清代李柏登山至此,面对一哭一笑,又表现出另一种心态,并做诗云: “华之险,岭为要。韩老哭,赵老笑,一哭一笑传二妙。李柏不笑也不哭,独立岭上但长啸。”

  【介绍

  韩愈是北魏贵族后裔,父仲卿,为小官僚。韩愈3岁丧父,后随兄韩会贬官到广东。兄死后,随嫂郑氏辗转迁居宣城。7岁读书,13岁能文,从独孤及、梁肃之徒学习,并关心政治,确定了一生努力的方向。贞元八年(792年)进士及第,先后为节度使推官、监察御史,德宗末因上书时政之弊而被贬。唐宪宗时曾任国子博士、史馆修撰、中书舍人等职。元和十四年(819年)因谏阻宪宗奉迎佛骨被贬为潮州刺史。穆宗时历任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长庆四年(824年)正月去世。

  韩愈在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宪宗元和时曾积极参加讨伐淮西叛藩吴元济的战争,任裴度的行军司马。他在思想上崇奉儒学,力排佛老,同时宣扬天命论,认为“天”能赏善罚恶,人只能顺应和服从天命。他的这种有神论思想,适应了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

  韩愈在文学上反对魏晋以来的骈文,提倡古文,主张文以载道,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由于他和柳宗元等人的倡导,形成了唐代古文运动,开辟了唐宋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他的古文众体兼备,举凡政论、表奏、书启、赠序、杂说、人物传记、祭文、墓志乃至传奇,无不擅长,可大致概括为论说与记叙两类。其论说文气势雄浑,结构严谨,逻辑性强,名篇如《谏迎佛骨表》、《原道》、《原毁》、《争臣论》、《师说》等;记叙文则爱憎分明,抒情性强,名篇如《送李愿归盘谷序》、《送董邵南序》、《张中丞传后叙》、《祭十二郎文》、《柳子厚墓志铭》等。韩文雄奇奔放,风格鲜明,语言上亦独具特色,尤善锤炼词句,推陈出新,许多精辟词语已转为成语,至今仍保存在文学语言和人们的口语中。韩诗成就虽不如其散文,在中唐亦占有重要地位,对宋诗影响颇大。后人对韩愈评价颇高,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杜牧把韩文与杜(甫)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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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宋八大家简介 篇2

  柳宗元——文者以明道

  柳宗元(773年-819年),字子厚,唐代河东(今山西运城)人,杰出诗人、哲学家、儒学家乃至成就卓著的政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著名作品有《永州八记》等六百多篇文章,经后人辑为三十卷,名为《柳河东集》。因为他是河东人,人称柳河东,又因终于柳州刺史任上,又称柳柳州。柳宗元出身河东柳氏,与刘禹锡并称“刘柳”,与韩愈并称为“韩柳”,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柳宗元一生留诗文作品达600余篇,其文的成就大于诗。骈文有近百篇,散文论说性强,笔锋犀利,讽刺辛辣。

  【人物生平

  早年生活

  柳宗元的祖籍是河东郡(河东柳氏与河东薛氏、河东裴氏并称“河东三著姓”),祖上世代为官(七世祖柳庆为北魏侍中,封济阴公。柳宗元的堂高伯祖柳奭曾为宰相,曾祖父柳从裕、祖父柳察躬都做过县令)。其父柳镇曾任侍御史等职。柳宗元的母亲卢氏属范阳卢氏,祖上世代为官。柳宗元只有两个妹妹。

  柳宗元 773年,柳宗元生出生于京城长安。四岁时,母亲卢氏和他住在京西庄园里,母亲的启蒙教育使柳宗元对知识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柳宗元的幼年在长安度过,因此对朝廷的腐败无能、社会的危机与动荡有所见闻和感受。(九岁时遭遇建中之乱,建中四年,柳宗元为避战乱来到父亲的任所夏口。年仅12岁的柳宗元在这时也亲历了藩镇割据的战火)

  公元785年(贞元元年),柳镇到江西做官。柳宗元随父亲宦游,直接接触到社会,增长了见识。他参与社交,结友纳朋,并受到人们的重视。不久,他回到了长安。父亲柳镇长期任职于府、县,对现实社会情况有所了解,并养成了积极用世的态度和刚直不阿的品德。能诗善文的父亲和信佛的母亲为他后来“统合儒佛”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少年成才

  792年,柳宗元被选为乡贡,得以参加进士科考试。793年,21岁的柳宗元进士及第,名声大振。不久,柳宗元的父亲柳镇去世,柳宗元在家守丧。796年,柳宗元被安排到秘书省任校书郎。798年,26岁的柳宗元参加了博学宏词科考试,并中榜,授集贤殿书院正字(官阶从九品上)。

  801年,柳宗元被任命为蓝田尉(正六品)。803年十月,柳宗元被调回长安,任监察御史里行。从此与官场上层人物交游更广泛,对政治的黑暗腐败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逐渐萌发了要求改革的愿望,成为王叔文革新派的重要人物。

  革新期间

  805年(贞元二十一年)1月26日,唐德宗驾崩,皇太子李诵继位,改元永贞,即顺宗。顺宗即位后,重用王伾、王叔文等人。柳宗元由于与王叔文等政见相同,也被提拔为礼部员外郎,掌管礼仪、享祭和贡举。(此时,在王叔文周围还有许多相同政见的政治人物,包括韩泰、韩晔、刘禹锡、陈谏、凌准、程异、陆质、吕温、李景俭、房启等人,他们形成了一个政治集团)。王叔文等掌管朝政后,积极推行革新,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史称永贞革新。(主要采取的革新措施有,抑制藩镇势力,加强中央的权力;废除宫市,罢黜雕坊、鹘坊、鹞坊、狗坊、鹰坊的宦官(称为五坊小儿);贬斥贪官污吏;整顿税收,废除地方官吏和地方盐铁使的额外进奉,并试图收回在宦官和藩镇手中的兵权。)随着顺宗的病情加重,以俱文珍为首的宦官集团,朝臣联合外藩联合反对改革派向朝廷施加压力,要其引退。

  805年(永贞元年)4月,宦官俱文珍、刘光琦、薛盈珍等立广陵郡王李淳为太子,改名李纯。5月,王叔文被削翰林学士一职。7月,宦官,大臣请太子监国。同月,王叔文因母丧回家守丧。八月五日,顺宗被迫禅让帝位给太子李纯,史称“永贞内禅”。李纯即位,即宪宗。宪宗一即位就打击以王叔文和王伾为首的政治集团。8月6日,贬王叔文为渝州司户,王伾为开州司马,王伾到任不久后病死,王叔文不久也被赐死。永贞革新宣告失败,前后共180多天。

  左迁永柳

  永贞革新失败后,9月,柳宗元被贬为邵州刺史,11月,在赴任途中,柳宗元被加贬为永州司马。(王叔文政治集团的其他人也被贬为远州的司马,后称“二王八司马”。)到职后的柳宗元暂居在龙兴寺。经过半年,柳宗元的母亲因病去世。

  815年,柳宗元离开永州,生活在永州的10年中,柳宗元在哲学、政治、历史、文学等方面进行钻研,并游历永州山水,结交当地士子和闲人,他写下《永州八记》(《柳河东全集》的540多篇诗文中有317篇创作于永州)。

  815年(元和十年)1月, 柳宗元接到诏书,要他立即回京。2月,经过一个多月的跋涉,柳宗元回到了长安。在长安,柳宗元没有受到重用,由于武元衡等人的仇视,不同意重新启用。3月14日,柳宗元被改贬为柳州刺史。3月底,柳宗元从长安出发,赴柳州,六月二七日抵达。819年(元和十四年),宪宗实行大赦,宪宗在裴度的说服下,敕召柳宗元回京。十一月初八,柳宗元在柳州因病去世。享年47岁。▲

  【介绍

  柳宗元(773年—819年),字子厚,河东郡(今运城永济)人,世称“柳河东” ,“河东先生”。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柳愚溪”,汉族,祖籍河东(今山西省运城市永济、芮城一带),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散文家和思想家,与韩愈共同倡导唐代古文运动,并称为“韩柳”。与刘禹锡并称“刘柳”。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与唐代的韩愈、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和曾巩, 并称为“唐宋八大家”。“千古文章四大家”之一。唐德宗贞元九年(793年)中进士,五年后又考取博学宏词科,先后任集贤殿正宇,蓝田县尉和监察御史里行(即见习御史)。唐顺宗永贞元年(805年),参加王叔文领导的政治革新运动。革新失败后,王叔文被杀,柳宗元也从中央贬到了地方先是贬为绍州刺史,未及任又被贬为永州(现属湖南)司马,十年后,又贬为柳州刺史。819年病死于柳州任上。

  【轶事典故

  唐宪宗元和l0年(公元815年)6月,柳宗元被贬官来到柳州任刺吏,至元和14年(公元819年)11月8日,病逝于柳州。他在柳州的时间虽然仅有4年,但却为柳州黎民百姓办了很多好事,如重修孔庙、兴办学堂书院、破除巫神迷信、开凿饮用水井、释放抵债奴婢、植树造林等,促进了柳州地方文明的发展,在历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柳州的百姓非常怀念他,给他立祠,千百年来一直祭祀他。有关他的传说广为流传。

  福民驱鬼

  柳州的柳侯祠,《龙城石刻》(“剑铭碑”)的复制品,是一块长一尺多、高六寸的残缺石碣,上面刻有“龙城柳,神所守;驱厉鬼,出匕首,福四民,制九丑。元和十二年。柳宗元。”相传这块《龙城石刻》从土里挖出来时,旁边还有一把短剑,所以又称“剑铭碑”。

  这是柳宗元逝世前两年,在一次向其部下魏忠、谢宁、欧阳翼等人交代后事时,写下的一篇铭文。当他挥毫时,在场的围观者都认为笔法苍劲、雄健,内容也是表达他爱护百姓,诅咒邪恶势力的不可多得的佳作。大家提出为了使它传之后世,不如镌刻在石块上,经柳宗元同意,叫来石匠,将这篇铭文镌刻成碑,连同他佩戴的一把短剑一起埋入土中。历经千年人世沦桑后,被一位百姓无意挖掘到,可惜不久即失落,只留下拓片。

  由于这是一件被认为埋入土中可以镇宅,携带身上可以护身的神物,所以清代南方赴京应考的士子和长年经商在外的商贾,多有随身收藏《龙城石刻》拓片往来于旅途,以求逢凶化吉的。

  荔子碑

  “荔子碑”是过去每年祭祀柳宗元时用的祭歌,摘自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写的《柳州罗池庙碑》中的《享神体》,此碑是公元1217年(宋代嘉定10年)刻的,因开头有“荔子”二字,所以叫做“荔子碑”。由于碑文是韩愈写的绝好文章,又是宋代名书法家苏东坡写的绝好行书,歌颂的是柳宗元绝好故事;因而叫做“韩诗苏字柳事碑”,又被人们美誉为“三绝碑”。

  此碑现巍然耸立于柳侯祠堂内,我们可以看到碑身为断裂合拼而成。柳州流传着一个故事,明嘉清年间,在战乱中,“荔子碑”被毁坏。后来在筑柳州外城时,有军士捡得半截“荔子碑”,拿来砌城墙,但是每次砌进墙内,城墙就崩塌,后来才发现是“荔子碑”的一部分,在场的人终于醒悟过来,知道拿来砌墙是对柳侯的不敬,受到崩塌的惩罚。只好把断碑抬回柳侯祠,与残留原处的“荔子碑”拼合在一起,使这一珍贵的文物得以完整地保留下来。

  四大好事

  柳宗元致力改革的都是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地方。最明显的成效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释放奴婢,开凿水井,兴办学堂,开荒建设,等等。

  首先是释放奴婢。柳州原先是一个原始的荒蛮之地,当时沿袭一种残酷的风俗,“以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相侔,则沦为奴婢。”相当于欠钱不还则沦为奴婢,而一旦为奴则终身为奴。柳宗元发布政令,“革其乡法”,使得那些沦为奴婢者,仍可出钱赎回。政令中制定了一套释放奴婢的办法,规定已经沦为奴婢的人,在为债主服役期间,都可以按劳动时间折算工钱。工钱抵完债后立即恢复人生自由,回家与亲人团聚。这一举动受到广大贫困百姓的欢迎,后来推行到柳州以外的州县。

  柳宗元在柳州做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大力举办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由于地处偏僻的少数民族区域,远离文明发达的都市,柳州一直以来处于封闭落后的环境里,弊风陋俗长期控制着人民的思想和心灵。柳宗元上任后,亲手创办了很多学堂,并采取各种方法鼓励小孩积极念书,从根本上提高民族的素质。在政事之余,柳宗元还耐心接受青年学子的拜访,对他们循循善诱。针对当地百姓迷信落后的习俗,柳宗元严令禁止江湖巫医骗钱害人。同时推广医学,培养出当地自己的医生为民众服务。柳宗元不仅仅满足于知识的传播,更致力于改变陈旧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他使从来不敢打井的柳州,接连打了好几眼井,世世代代靠天吃饭,靠喝雨水和河水长大的柳州人,从此喝上了干净甘甜的地下水,这不能不说是柳州人民的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喝水的方式改变是生活方式改变的反映,从而也带动了人们思维方式的更新。

  而后,柳宗元又把目光投向农业落后的问题上。当地是丘陵地区,城外有着大片大片的荒地。看到百姓艰苦贫困的生活,柳宗元下决心改善这样的面貌。他以父母官的身份,号召、组织乡间的闲散劳力,开荒垦地,种树种菜,鼓励发展生产。有了足够的土地才能生产出足够的粮食和蔬菜,人民的生活才能走出饥饿和贫穷。在柳宗元的努力下,柳州可耕种土地面积大增。仅大云寺一处开出的荒地就种下了竹子三万竿,种菜百畦。他为改造一方水土,立下了不灭的功勋。

  此外,这位柳刺史还十分注重城市美化。他重视植树造林,虽然身体不好也亲自参加植树活动。当时城里、河边都种了许多柳树。他的文明观念还渗透到城市的建设和规划上。柳宗元在位期间,整治了不少街巷,修筑了一些庙宇,并开发了不少自然景观。

  水井:传说柳宗元到柳州以前,柳州找不到一口可以使用的水井,千户人家,万余人口,吃水用水都背负着小口大肚子的罂瓶,极其艰难地沿着狭窄的崖路上下往返到柳江边汲水。如果天旱水浅,到江边的距离就更远了;到了雨季,路险泥滑,汲水更加危险,稍有不慎,脚下一滑,汲水的人就会从陡坡上翻滚下去,轻者跌断手足,重者还会送命。

  柳宗元到柳州后,体察民情,决定凿井供居民饮用。他命令部下蒋晏,率领数十名军士,在城北隍上开凿第一口水井。经过一段时间不分白天黑夜紧张的施工,一直凿到66尺深,才打出井水来。这时,柳州城里的百姓,都扶老携幼跑来观看这一奇迹。在这些百姓当中有的活到七、八十岁都还没有见过井的,当他们喝到清冽的井水时,都不禁高兴得欢呼雀跃起来。

  柳宗元凿井之前,也曾有人试挖,但都崩塌,说是伤了“龙脉”,破坏“风水”,因此,都不敢继续开凿。柳宗元不信“讹言”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终于凿井获得成功,做了一件流传千古的利民好事。从此柳州才有了水井。

  在柳州度过的余生最后的风雨四年里,柳宗元作为一个地方官,鞠躬尽瘁,用自己毕生的才华和心血,为当地人民铺筑了一条通往文明社会的大道。柳宗元在柳州的四年,从他个人的角度来说,是他政治生涯中令人叹息的结尾。但作为柳州历史上名垂青史的好官,他付出的精力和做出的贡献,却是令人怀念,不能遗忘的。柳宗元就像一根风中的残烛,顽强地燃烧自己,尽其所有的光芒,照亮了一方荒芜。

  【文学成就

  柳宗元虽然只活到了46岁,却在文学上创造了光辉的业绩,在诗歌、辞赋、散文、游记、寓言、杂文以及文学理论诸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柳宗元一生留下许多篇诗文作品,其诗多抒写抑郁悲愤、思乡怀友之情,幽峭峻郁,自成一路。最为世人称道者,是那些情深意远、疏淡峻洁的山水闲适之作。文的成就大于诗。其骈文有近百篇,不脱唐骈文习气,但也有像《南霁云睢阳庙碑》那样的佳作。

  柳宗元的集子,为刘禹锡所编,题《河东先生集》,宋初穆修始为刊行。《四库全书》所收宋韩醇《诂训柳先生文集》45卷、外集 2卷、新编外集 1卷,为现存柳集最早的本子。宋童宗说音注、张敦颐音辨、潘纬音义的《增广注释音辨唐柳先生集》43卷、别集2卷、外集2卷、附录1卷,有《四部丛刊》影元刊本,为现行影印本之最早者。宋童宗说注《新刊增广百家详补注唐柳先生文集》45卷,宋建州刻本,现藏北京图书馆。宋魏怀忠编注《五百家注音辨柳先生文集》21卷、外集2卷、新编外集1卷、《龙城录》2卷、附录8卷,有《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影印文渊阁本。宋廖莹中编注《河东先生集》45卷、外集 2卷、补遗、附录等,为宋人注本中最后的一种,有□隐庐影印宋刻世□堂本,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曾据以排印,上海人民出版社有重印本。明蒋之翘辑注《柳河东集》45卷、外集 5卷、遗文、附录等,虽采辑旧注,中多蒋氏自注的部分;有明 三径藏书刻本、《四部备要》排印本。

  柳宗元重视文章的内容,主张文以明道,认为“道”应于国于民有利,切实可行。他注重文学的社会功能,强调文须有益于世。他提倡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结合,指出写作必须持认真严肃的态度,强调作家道德修养的重要性。他推崇先秦两汉文章,提出要向儒家经典及《庄子》、《老子》、《离骚》、《史记》等学习借鉴,博观约取,以为我用,但又不能厚古薄今。在诗歌理论方面,他继承了刘勰标举“比兴”和陈子昂提倡“兴寄”的传统。与白居易《与元九书》中关于讽喻诗的主张一致。他的诗文理论,代表着当时文学运动的进步倾向。

  古诗

  柳宗元的诗,共集中140余首,在大家辈出、百花争艳的唐代诗坛上,是存诗较少的一个,但却多有传世之作。他在自己独特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受的基础上,借鉴前人的艺术经验,发挥自己的创作才华,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成为代表当时一个流派的杰出诗才。现存柳宗元诗,绝大部分是贬官至永州以后作品,题材广泛,体裁多样。他的叙事诗文笔质朴,描写生动,寓言诗形象鲜明,寓意深刻,抒情诗更善于用清新峻爽的文笔,委婉深曲地抒写自己的心情。不论何种体裁,都写得精工密致,韵味深长,在简淡的格调中表现极其沉厚的感情,呈现一种独特的面貌。因他是一位关心现实、同情人民的诗人,所以无论写什么题材,都能写出具有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的诗篇。

  柳诗现存140多首,均为贬谪后所作。前人把他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其部分五古思想内容近于陶渊明诗,语言朴素自然,风格淡雅而意味深长。另外一些五古则受谢灵运影响,造语精妙,间杂玄理,连制题也学谢诗。但柳诗能于清丽中蕴藏幽怨,同中有异。另外,柳诗还有以慷慨悲健见长的律诗《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为唐代七律名篇,绝句《江雪》在唐人绝句中也是不可多得之作。

  在游记、寓言等方面,柳宗元同样为后世留下了极其优秀的作品。<<永州八记>>;已成为中国古代山水游记名作。这些优美的山水游记,生动表达了人对自然美的感受,丰富了古典散文反映生活的新领域,从而确立了山水记作为独立的文学体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因其艺术上的成就,被人们千古传诵、推崇备至。除寓言诗外,柳宗元还写了不少寓言故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等,也已成古代寓言名篇。“黔驴技穷”,已成成语,几乎尽人皆知。有的寓言篇幅虽短,但也同他的山水记一样,被千古传诵。

  柳宗元的论说包括哲学、政论等文及以议论为主的杂文。笔锋犀利,论证精确。《天说》为哲学代表作。《封建论》、《断刑论》为长篇和中篇政论代表作。《晋文公问守原议》、《桐叶封弟辩》、《伊尹五就桀赞》等为短篇政论代表。

  他的哲学思想中具有朴素的唯物论成分,在《天说》《天对》《非国语》《封建论》中集中反映了他的唯物主义思想:⑴否定神秘的天,宇宙是混沌的,运动的元气构成的,所谓的天是大自然构成的元素,根本不存在至高无上可以支配人的命运的天,天地万物的变化都是元气运动的结果。不存在神秘的外在力量。⑵天人不相预说。在天人关系上他认为天和人是互不相干涉的,主张重视人事而不空谈天命鬼神。⑶对鬼神迷信从认识论的根源上做出了解释,人们迷信鬼神是力量弱的表现。如果人们掌握了规范和规律,人力足以支配自然,就不会相信鬼神了。

  其政治思想主要表现为重“势”的进步社会历史观和儒家的民本思想。但也受佛教影响,尤是政治失意时,往往向佛教寻找精神上的解脱。

  寓言

  柳宗元的寓言继承并发展了《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列子》、《战国策》的传统,多用来讽刺、抨击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推陈出新,造意奇特,善用各种动物拟人化的艺术形象寄寓哲理或表达政见。代表作有《三戒》(《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传》、《罴说》等篇。嬉笑怒骂,因物肖形,表现了高度的幽默讽刺艺术。

  传记

  继承了《史记》、《汉书》传统,又有所创新。代表作有《段太尉逸事状》、《梓人传》、《河间传》、《捕蛇者说》等。有些作品在真人真事基础上有夸张虚构,似寓言又似小说。如《宋清传》、《种树郭橐驼传》、《童区寄传》。

  骚赋

  宋人严羽说:“唐人惟子厚深得骚学。”此论相当中肯。柳宗元的辞赋继承和发扬了屈原辞赋的传统。他的辞赋,不仅利用了传统的形式,而且继承了屈原的精神。这或者是因为两人虽隔千载,但无论是思想、遭遇,还是志向、品格,都有相通之处。《旧唐书》本传云柳宗元“既罹窜逐,涉履蛮瘴,崎岖堙(户乙)。蕴骚人之郁悼,写情叙事,动必以文,为骚文数十篇,览之者为之凄恻。”与屈原之作辞赋,何其相似。柳宗元的“九赋”和“十骚”,确为唐代赋体文学作品中的佳作,无论侧重于陈情,还是侧重于咏物,都感情真挚,内容充实。

  《惩咎赋》、《闵生赋》、《梦归赋》、《囚山赋》等,均用《离骚》、《九章》体式。或直抒胸臆,或借古自伤,或寓言寄讽,幽思苦语,深得屈骚精髓。《天对》、《晋问》两巨篇,则为另一种类型,形式仿照《天问》、《七发》,造语奇特深奥。此外,柳集中也有不少有关佛教的碑、铭、记、序、诗歌等作品,对禅宗、天台宗、律宗等学说有所涉及。

  山水游记

  柳宗元的游记最为脍炙人口,均写于被贬后,以永州之作更胜。典范之作为《永州八记》:《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这些作品,既有借美好景物寄寓自己的遭遇和怨愤;也有作者幽静心境的描写,表现在极度苦闷中转而追求精神的寄托。至于直接刻画山水景色,则或峭拔峻洁,或清邃奇丽,以精巧的语言再现自然美。《永州八记》作于元和四年以后。那时,柳宗元因政治改革失败被贬永州,即今湖南永州。文章写的都是当时永州附近的一些山水风景,文章短小、轻灵,朴实、顺畅,为历代所传颂。其中以《小石潭记》最为著名,作者通过他的笔向人们描述出了一个清幽宁静的小石潭风景。文章引人入胜,隽咏无穷。开头用未见其形,先闻其声的写法展示小石潭。以鱼写潭,则潭水之清澈可以想见;以鱼写人,则人羡鱼乐之情溢于言表。作者状形、传神、布影、设色,笔墨经济,手法高超。结尾以清寂幽邃之境写凄寒悄怆之感,情景交融。

  【教育成就

  柳宗元认为天下万物的生长,都有自身的发展规律,“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必须顺应自然规律,否则不仅徒劳无益,还会造成损害。

  柳宗元认为,育人和种树的道理是一样的,育人同样要顺应人的发展规律,而不能凭着主观愿望和情感恣意干预和灌输。

  柳宗元赞赏韩愈的《师说》之论,也钦佩韩愈不顾流俗、勇于为师的精神,对当时社会上层士大夫“耻于相师”的风气感到痛心。他说:“举世不师,故道益离。”但他在师道观上又有自己的见解和实施方式。他写下了《师友箴》、《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等文章,阐述了自己的师道观。其核心观点就是“交以为师”。

  柳宗元充分肯定教师的作用。他认为无师便无以明道,要“明道”必从师。

  但是,对韩愈不顾世俗嘲骂而“抗颜为师”的作法,他表示自己没有勇气这样做,但他又不是完全放弃为师,而是去为师之名,行为师之实。

  柳宗元谢绝的是结成正式师生关系的名分,不敢受拜师之礼。但对来向他请教问道者,他无不尽其所知给予解答,诚恳地指导后学者,确有为师之实。他提出“交以为师”的`主张,即师生之间应和朋友之间一样,相互交流、切磋、帮助,在学术研讨上是平等的,而不是单纯的教导与被教导的关系。柳宗元的“师友”说是传统师道观中有很大影响的一种学说,尤其是在高层次的教学活动中,更有借鉴意义。

  柳宗元出身于官宦家庭,少有才名,早有大志。早年为考进士,文以辞采华丽为工。贞元九年(793)中进士,十四年登博学鸿词科,授集贤殿正字。一度为蓝田尉,后入朝为官,积极参与王叔文集团政治革新,迁礼部员外郎。永贞元年(805)九月,革新失败,贬邵州刺史,十一月柳宗元加贬永州司马(任所在今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在此期间,写下了著名的《永州八记》(《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元和十年(815)春回京师,不久再次被贬为柳州刺史,政绩卓著。柳宗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初八(819年11月28日)卒于柳州任所。交往甚蕃,刘禹锡、白居易等都是他的好友。

  柳宗元一生留诗文作品达600篇。骈文有近百篇,散文论说性强,笔锋犀利,讽刺辛辣。游记写景状物,多所寄托。哲学著作有《天说》《天对》《封建论》等。柳宗元的作品由唐代刘禹锡保存下来,并编成集。有《柳河东集》《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

  【家庭背景

  家世

  在北朝时,柳氏是著名的门阀士族,柳、薛、裴被并称为“河东三著姓”。柳宗元曾自豪地说:“柳族之分,在北为高。充于史氏,世相重侯。”柳宗元的八世祖到六世祖,皆为朝廷大吏,五世祖曾任四州刺史。入唐后,柳家与李氏皇族关系密切,只高宗一朝,柳家同时居官尚书省的就达23人之多。但到了永徽年间,柳家屡受武则天的打击迫害。到柳宗元出生时,其家族已衰落,柳宗元曾祖、祖父也只做到县令一类小官。其父柳镇,在玄宗天宝末曾做过太常博士,安史之乱后又继续为官,官职一直很低。柳宗元的母亲卢氏,出身于著名的士族范阳卢姓,但家道早已没落。她生有二女一子,柳宗元最幼。两个女儿分别配山东崔氏、河东裴氏,都是没落的旧士族。

  柳宗元非常感慨地说,柳氏到他这一代,已经“五、六从以来,无为朝士者”。安史之乱,使柳家又受到一次巨大冲击。战乱中,柳镇送母亲入王屋山避难,自己携着一家汇入逃亡人流,逃到吴地。在南方,一度生计艰难,有时竟薪米无着。柳宗元的母亲为了供养子女,常常自己挨饿。

  柳宗元的家庭出身,使他始终保持着对祖先“德风”与“功业”的向往。他常常以自豪的语气,叙说祖上的地位与荣耀,表现出强烈的重振“吾宗”的愿望和对功名的执着追求。

  家族

  柳中庸,生卒年不详,名淡,以字行,河东(今山西永济西)人。唐代诗人。与中唐时期著名文人柳宗元为同族,与大历十才子之一的李端为诗友,著名学者萧颖士爱其才,把女儿嫁给他。曾被任命为洪州户曹掾,但他未接受。

  柳宗玄,是唐代大文学家柳宗元的堂弟。他曾在《小石潭记》中被提到“同游者,吴武陵,龚古,余弟宗玄,隶而从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他本人其他详细资料不详。

  妻儿

  柳宗元,先娶弘家杨氏妻,唐贞元15年(799)宗元27岁时亡故。他在永州时,写有《下殇墓博记》,说明他这时有女和娘,夭死。宗元在柳州死后,其友刘禹锡《祭柳员外文》中说:“誓使周六,同于己子。”韩愈《柳子厚墓志铭》说:“子厚有子男二人,长曰周六,始四岁,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是柳宗元有子二人。惟周六、周七以后归于何处?所作何事?无记。

  柳宗元留有二子二女,长子周六,次子周七,二女无名。

  “子厚有子男二人,长曰周六,始四岁;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

  ——韩愈《柳子厚墓志铭》

  【生平事迹

  开始

  柳宗元出生在一个世代官宦之家。其曾祖父官至中书令,因得罪武则天而死。其父柳镇,在高宗时遇到安禄山之乱,携家避隐于王屋山。后上书言事而授官,在郭子仪属下任职,并累次升官。柳宗元是个神童型的天才,史书称其小时候“精敏绝伦”,“为文章,卓伟精致”。二十岁时与刘禹锡为同科进士,官授校书郎。三十岁时与刘禹锡、吕温等结识王叔文。王叔文等人看他是个奇才,把他提升为礼部员外郎,并准备大加重用。不久“王叔文集团”“永贞革新”失败,柳宗元也因为和王叔文的关系而被贬为邵州刺史。在去上任的半路上,又再次被贬为永州司马。与此同时,刘禹锡和其他六人也都受到类似处分,这就是历史上的“二王八司马事件”。他在永州一呆就是十年,那里属“荒疠”之地,他便“自放山泽间”,与山水为伴。元和十年(公元815),他返京后复出为柳州刺史,直到公元819年于柳州逝世。

  像他这样的奇才,从极有希望、前途无量的境地一头栽下来,从此再也没有受到过重用和迁升,满腹才华一无所用,其心理上的打击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了的。他也不只一次地想到过自杀,终因各方面的原因而不能毫无顾忌地去死,但他自己似乎也预感到了会死于“蛮夷”之地而不能终老故乡。

  他在《瓶赋》中表白自己“清白”的为人,希望能被人理解:“清白可鉴,终不媚私。利泽广大,孰能去之。绠绝身破,何足怨咨。功成事遂,复于土泥。”他在《牛赋》中自我安慰地说,“人的命运有好有坏,但不是按照你的能力来安排的。千万不要抱怨和不满,这样才能享受到你应有的福份。”他甚至作《惩咎赋》来表示自己悔过和自罚之心。但这一切并未使他的处境有丝毫改善。真正使他能顶住巨大磨难而没有倒下去的,还是他对“道”的认识和理解,因为这种理解认识提高了他的眼界、开阔了他的心胸。就在他的《瓶赋》和《惩咎赋》中,他已经显示出对于“道”的深刻理解:“归根反初,无虑无思。”“曰道有象兮,而无其形。推变乘时兮,与志相迎。不及则殆兮,过则失真。谨守而中兮,与时偕行。万类芸芸兮,率由以宁。刚柔驰张兮,出入纶经。”

  转折

  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一个极度聪明的奇才,被贬谪到荒远的不毛之地,心中自有难言的痛苦。然而任何一种痛苦都可能磨励人的意志、深化人的思考。正如后人指出的“于迁谪中始收文章之极功。盖以其落浮夸之气,得忧患之助,言从字顺,遂造真理耳。”正是十多年的贬谪生活所带来的大磨难,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增益其所不能,成就了他千古文章一大家的不朽地位。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不仅指出他的文才得益于生活中的磨励,而且进一步揭示了他的文风都明显地带有他生活经历的痕迹:“苦其危虑心,尝使名声哀。投以空旷地,纵横放天才。山穷与水险,上下极□洄。故其于文章,出语多崔嵬。”宋代大文学家、大政治家王安石则对“八司马”作了整体的评价,认为他们都是能在“无所用于世”的困境中“自强”的“奇才”。

  由于文章上的突飞猛进,加上对佛、道、儒三教经典的精研,柳宗元一生为许多高僧写过碑铭、塔记一类的文章,而他对佛理的深刻理解、超人的见地也通过这些碑铭塔记而得以广泛传播。他在禅宗第六祖慧能的碑铭中写到:“其道以无为为有,以空洞为实,以广大不荡为归。其教人,始以性善,终以性善,不假耘锄,本其静矣。(《礼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真是言简意赅,几句话就把佛经要理概括无遗;他在《南岳弥陀和尚碑》中则以其独特的诗风,形象化地描述了自己对道的精微理解:“一气回薄茫无穷,其上无初下无终。离而为合蔽而通,始末或异今焉同。虚无混冥道乃融,圣神无迹示教功。…形游无际交大雄,夫子稽首师顺风。”;他在“无姓和尚”的碑铭中说道,“生物流动,趋向混乱,惟极乐正路为得其归。”已经从大的格局中认识到了宇宙生命的败坏,最终只能以佛法才能拯救的结论。在该碑的“碑阴”上则说,“凡吾之求,非在外也,吾不动矣。”明白了“向内求”“心不被外物所动”的高深法理;他又把儒家的“礼”和佛家的“律”相比较,指出其平行的作用,并且认为大小乘的分别是无意义的,“定”“慧”和“归真源”才是终极的目的。这一超人见地实在让人惊讶,因为佛教中许多层次极高的高僧甚至一代传人都曾卷入大、小乘之争,而且佛教最后也没能摆脱分裂为大、小乘两支的命运!除了佛教经典外,他对道家的理论也有很深的造诣。《阴符经》是一部重要的道教经典,他研读之后撰文指出该经乃后人假托,并非黄帝之书。精于道教理论的宋代大文学家黄庭坚曾以佩服的口吻谈到此事。

  他对佛理的精深理解反过来又使他独具慧眼,能对佛教内部以及儒教中人对佛教的错误认识和作法有着特别清晰的认识,并能明白地加以剖析。他对禅宗内部南北两派的内斗,以及“狂禅”一派的邪误作法有清楚的叙述:“故传道益微而言禅最病。拘则泥乎物,诞则离乎真。真离而诞益胜。故今之空愚失惑纵傲自我者,皆诬禅以乱其教。…空有互斗,南北相残。”“而今之言禅者,有流荡舛误,迭相师用,妄取空语,而脱略方便。颠倒真实,以陷乎己,而又陷乎人。”他在《南岳大明寺律和尚碑》的《碑阴》上指出,许多高僧在圆寂时都有异象产生。比如夜晚间突现光明,有仙音妙乐,“笙磬之音”,周围的许多人都能看到和听到。这类事实很多,而“儒者”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闭口不谈。

  北宋时有位“儒释兼通,道学纯备”的“长老”,准备好了碑石,来请苏东坡书写柳宗元为六祖慧能作的碑铭(旧碑残破后要立新碑)。据他声称,“自唐至今,颂述祖师者多矣。未有通亮简正如子厚者。”苏东坡也说,“柳子厚南迁,始究佛法。作曹溪南岳诸碑,妙绝古今。”说柳宗元的碑铭“妙绝古今”没有错,但说他“南迁”之后“始究佛法”则是不对的。根据柳宗元的自述,“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说。于零陵(即永州),吾独有得焉。”原来对于佛教,他竟然是一位“幼儿学”,有着“三十年”的钻研和探求。可惜一直没有碰到过使他心服的精通佛法的人,直到贬官永州后才有了重大的突破和收获。到永州后,除了身世遭遇迫使他进一步去深思几十年来学佛过程中不解的问题外,他与佛教高僧巽上人的交往对他真正走入佛教修炼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经过

  他初到永州时连房子都没有,只好暂时住在永州龙兴寺的庙里并因此结识了高僧巽上人。以后他曾多次在诗文中称赞巽上人,可知巽上人在佛法上的精研和修为是令他心服的。而在《巽公院五咏·净土堂》一诗中,他直称巽上人为“导师”,足见他是在巽上人的指导下修佛的。反过来想,能让他这样的“奇才”和文章圣手心服,又岂能是泛泛之辈?他后来可能帮助寺庙修了一个“净土院”和其它建筑,自己就住在那里和巽上人修禅。他曾在一首诗中详细描述了早上“读禅经”的情形:“汲井漱寒齿,清心拂尘服。闲持贝叶书,步出东斋读。贞源了无取,妄迹世所逐。遗言冀可冥,缮性何由熟。道人庭宇静,苔色连深竹。日出雾露余,青松如膏沐。澹然难言说,悟悦心自足。”修禅的人大多静坐、内观,修净土的人喜欢大声颂唱佛号。而他在这里是大清早把“禅经”拿到室外去读,并能从周围景致中生出“澹然难言说”的“悟悦”心态,确实有趣。

  他似乎没有留下谈论自己修炼层次和感受的专题诗文,但从他的《巽公院五咏》这几首题咏诗中,我们仍然可以管窥到一些修炼层次的体现:“结习自无始,沦溺穷苦源。流形及兹世,始悟三空门。华堂开净域,图像焕且繁。清冷焚众香,微妙歌法言。稽首愧导师,超遥谢尘昏。”(《净土堂》)结合上下文以及其它诗中所谈现象,这里的“华堂开净域,图像焕且繁”应为天目初开时的表现,能看到图像了,但还不能自由选择观看的对象;“寂灭本非断,文字安可离。曲堂何为设,高士方在斯。圣默寄言宣,分别乃无知。趣中即空假,名相谁与期。愿言绝闻得,忘意聊思惟。”(《曲讲堂》)此处“愿言绝闻得,忘意聊思惟”是心静不扰、耳无所闻,已达“忘言”而“思维”还勉强能感觉得到的高境界;“发地结菁茆,团团抱虚白。山花落幽户,中有忘机客。涉有本非取,照空不待析。万籁俱缘生,窅然喧中寂。心镜本同如,鸟飞无遗迹。”(《禅堂》)此处“团团抱虚白”即“虚室生白”,而“忘机”与上面的“忘意”皆指“忘言”,可互相佐证。“心镜本同如,鸟飞无遗迹”则是外尘不染、心静而能定深的形象描述。这里描述的境界,在以往的修炼法门中已经是相当高的层次才能体验到的了。

  修炼的层次主要表现在心性的提高上,超常的体验即所谓“宗教体验”只是心性标准的表征之一。一个人心性的提高必然会反映到他的言行上来:守真、行善、戒“贪嗔痴”和忍苦,这些都是言行的标准。柳宗元自己也说,“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乎物外而耻制于世者,则思入焉。”佛法博大精深,包容万有,但凡有志于挣脱物欲羁绊,不愿为世俗桎梏的人,都会认同佛理、皈依佛法。这也是他自己修佛的原因。

  【纪念馆】

  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出自名门望族河东柳氏,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然而湖南零陵有柳宗元纪念馆,广西柳州有柳侯祠和他的衣冠冢,陕西西安有柳宗元墓,而在他的故乡山西,几百年来却不见任何有关柳氏的踪迹?史书和地方志也无有关柳氏家庭后裔的记载,这着实让世人费解。

  永州

  永州市零陵区柳子街97号。2006年,柳宗元纪念馆再次被湖南省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授予“湖南省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先进活动基地”荣誉称号,这是柳宗元纪念馆自2004年、2005年连续被授予“湖南省文物保护先进集体”、“湖南省文明窗口单位”荣誉称号后又一个省级殊荣。

  柳州

  坐落在广西柳州市柳侯公园内,主要由柳侯祠、柳宗元衣冠墓、柑香亭组成。柳侯祠原名罗池庙,是为纪念唐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柳宗元而于公元822年始建,距今已有1182年的历史。1995年12月,经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命名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馆内景观

  柳宗元纪念馆来到柳侯祠正门,映入眼帘的是这静穆的仪门。门额上“柳侯祠”三个字沉稳劲朴、俊逸豪放,是中国著名文学家、史学家、书法家郭沫若所题。门柱上这副“山水来归,黄蕉丹荔;春秋报事,福我寿民”的金字对联是根据唐代文豪韩愈《柳州罗池庙碑》一文集炼而成,语精墨妙,意境悠远,表达了柳州人对柳宗元的思念之情。由于柳宗元在柳州的德政之举,被后人尊称为“柳柳州”,人们在他生前喜爱的罗池畔兴建了罗池庙,在当年停放柳宗元灵柩的地方建起了衣冠墓。

  为了将柳宗元的事迹记载下来,流传下去,柳州人士请柳宗元的生前好友、唐代大文学家韩愈写下《柳州罗池庙碑》一文。碑文的前半部分记载了柳宗元在柳州的政绩,后半部分附了一首题为《迎享送神诗》的诗。后来,宋代大文学家、大书法家苏轼将《迎享送神诗》书写下来,由柳州人士于宋嘉定十年即公元1217年,刻石立碑于罗庙内。因为这块碑的内容集中国文学史上“唐宋八大家”中的韩愈文、柳宗元事、苏轼书于一体,所以,后人称此碑为“三绝碑”。

  新中国成立后,柳州市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对柳侯祠的保护工作,经常拨专款进行保护和维修。

  柳侯祠每年接待数以万计的海内外游客到此参观游览。每年清明节,都有许多人到柳侯祠及柳侯墓祭拜柳宗元。“生有高名,没为众悲”,柳宗元虽然辞世已有千载,但世世代代的柳州人都不会忘记柳宗元为柳州所做的贡献。

  【哲学思想】

  除对文学作出的巨大成就而外,柳宗元又是一位著名的思想家。一个积极投身于政治革新的人,推崇“古文”运动,必然是一个思想家。柳宗元的哲学论著有《非国语》、《贞符》、《时令论》、《断刑论》、《天说》、《天对》等。在这些论著中,柳宗元对汉代大儒董仲舒鼓吹的“夏商周三代受命之符”的符命说持否定态度,把董仲舒这样的大人物斥为“淫巫瞽史”,指责他“诳乱后代”。他反对天符、天命、天道诸说,批判神学,强调人事,用“人”来代替“神”,这在一千多年前神学迷信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中,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柳宗元还把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用朴素唯物主义观点解说“天人之际”即天和人的关系,对唯心主义天命论进行批判。他的哲学思想,是同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自然科学所达到的水平相适应的。他把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是中唐时代杰出的思想家。

  柳宗元所写的一些关于社会政治的论著,是他的政治思想的具体反映,是他参与政治的斗争的一种手段。《封建论》是柳宗元最著名的政治论文。针对分封制和郡县制两种制度之争,柳宗元认为整个社会历史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有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发展的必然趋势。分封制暴露出种种严重弊端,而新的郡县制能克服分封制弊端,有优越性和进步性,因而极力支持郡县制。对秦始皇的评价,也反映出柳宗元政治思想的进步性。《六逆论》、《晋问》等政论文,主张任人唯贤,反对世袭特权,甚至认为天子在用人问题上有了错误,也应改正。他重视农战的思想也比较突出,重视劝农耕,修水利,以利民、安民。柳宗元推崇儒学,但不主宗一家。他的不少言论,往往从折衷调和的立场,来对儒、法、释、道等各家学说作调和的解说,这是他思想异于其他思想家之处。

  【藏书故实】

  与韩愈发起古文运动,为一代古文大家,世有“韩柳”之称,被列入“唐宋八大家”。家中藏书甚富,仅获得皇上的赐书就达3000卷。白居易等在《白孔六帖》记其“柳宗元贻京兆许孟容书曰:‘家有赐书三千卷,尚在善和里旧宅,宅今久易主,书存亡不可知。’”著有《柳河东集》45卷,《外集》2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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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宋八大家简介 篇3

  欧阳修——一代文宗

  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22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北宋景德四年六月二十一日(1007年8月1日)寅时,欧阳修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绵阳),当时他父亲任绵州军事推官,已经56岁了。3年后(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父亲去世。欧阳修是家里的独子,与母亲郑氏相依为命,孤儿寡母只得到湖北随州去投奔欧阳修的叔叔。叔叔家不是很富裕,好在母亲郑氏是受过教育的大家闺秀,用荻秆在沙地上教欧阳修读书写字。欧阳修的叔叔也不时关怀,总算没有让童年的欧阳修失去基本的教育。

  欧阳修自幼喜爱读书,常从城南李家借书抄读,他天资聪颖,又刻苦勤奋,往往书不待抄完,已能成诵;少年习作诗赋文章,文笔老练,有如成人,其叔由此看到了家族振兴的希望,曾对欧阳修的母亲说:“嫂子不必担忧家贫子幼,你的孩子有奇才!不仅可以创业光宗耀祖,他日必然闻名天下。”十岁时,欧阳修从李家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甚爱其文,手不释卷。

  科举之路

  欧阳修的科举之路可谓坎坷。天圣元年(1023年)和天圣四年(1026年)两次参加科举都意外落榜。

  天圣七年(1029年)春天,由胥偃保举,欧阳修就试开封府最高学府国子监。同年秋天,欧阳修参加了国子监的解试。欧阳修在国子学的广文馆试、国学解试中均获第一名,成为监元和解元,又在第二年的礼部省试中再获第一,成为省元,也算是“连中三元”。欧阳修觉得,在即将到来的殿试中,自己肯定也能夺得状元,于是特意做了一身新衣服,准备到时候穿。欧阳修在广文馆有个同学,叫王拱辰,才19岁,也获得了殿试资格。一天晚上,王拱辰调皮地穿上欧阳修的新衣服,得意地说:“我穿状元袍子啦!”没想到,殿试那天,真的是王拱辰中了状元。 天圣八年(1030年),由宋仁宗赵祯主持的殿试在崇政殿举行。殿试放榜后,欧阳修被仁宗皇帝唱十四名,位列二甲进士及第。据欧阳修同乡时任主考官晏殊后来对人说,欧阳修未能夺魁,主要是锋芒过于显露,众考官欲挫其锐气,促其成才。

  步入官场

  虽然没中状元,欧阳修也获得了不错的名次,被授任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充任西京(洛阳)留守推官。金榜题名的同时,他也迎来了洞房花烛。宋代有“榜下择婿”的风俗,朝中高官都喜欢在新科进士中挑选乘龙快婿。欧阳修刚一中进士,就被恩师胥偃定为自己的女婿。

  天圣九年(1031年)三月,欧阳修抵达洛阳,与梅尧臣、尹洙结为至交,互相切磋诗文。同年,在东武县迎娶新娘胥氏。当时他的上司为吴越忠懿王钱俶之子、西京留守钱惟演。

  钱惟演对欧阳修这样的青年才俊非常好,简直是把他们“贡”起来。不但很少让欧阳修等年轻文人承担琐碎的行政事务,还公然支持他吃喝玩乐。有一次,欧阳修和年轻的同僚到嵩山游玩,傍晚下起了雪。忽然,钱惟演的使者赶到了,带来优秀的厨子和歌妓,并传钱惟演的话说:“府里没什么事,你们不用急着回来,好好地在嵩山赏雪吧。”

  当然,这些青年才俊们,在吃喝玩乐之余,也会吟诗作赋。当时文坛上流行骈文,文风华丽,但是免不了说大话、套话,欧阳修他们就是用这样的文章去参加科举考试的。终于可以毫无压力地创作了,他们当然不满足于那样死板的文风,而是凭借自己丰富的学识,以效法先秦两汉的古人为手段,力图打破当时陈腐的文风,推行“古文”。在钱惟演的支持下,欧阳修等人有了充分的时间去琢磨古文创作,后来古文的创作在宋代繁盛一时,留下了无数千古名篇。钱惟演“富养”这几个小文人,真可谓是功在千秋。

  后来,钱惟演政治失意,被迫离开了洛阳。欧阳修等人为钱惟演送行,双方都流下了惜别的泪水。

  钱惟演的继任者王曙是位年逾古稀的“老干部”,管束属下向来十分严格。到任后,他看到钱惟演留下的这些年轻人整天游山玩水,十分不满。有一天,王曙把欧阳修等人集中起来,严厉地教导他们说:“你们看寇莱公(寇准)这样的人,尚且因为耽于享乐而被贬官,何况你们这些人在才能上比不了寇莱公,怎么还敢这样呢?”大家都被训得不敢做声。只有欧阳修年轻气盛,反应敏捷,回嘴说:“寇莱公后来之所以倒霉,不是因为耽于享乐,而是因为一把年纪了还不知道退隐。”一下把王老爷子噎得说不出话来。

  在洛阳的奢华生活,不仅奠定了欧阳修一生的文学基础,更成为了欧阳修生命中最美好的回忆。后来他被贬官的时候,还深情地写道:“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虽然我现在被贬到穷乡僻壤,在春天都看不见花,但我曾经在洛阳享受过那样绚烂的青春,这一生还有什么不能承受呢?)”

  景祐元年(1034年),召试学士院,授任宣德郎,28岁的欧阳修回京做了馆阁校勘,参与编修《崇文总目》。他在京中继续把“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当成座右铭。不过,此时的欧阳修,毕竟不再是那个享受青春的少年,他开始担负起社会责任。

  仕途崎岖

  当时,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弊病开始显现,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日益突出。景祐三年,与欧阳修交往颇深的范仲淹着手呼吁改革,他把社会问题归咎为腐败,而欧阳修看得更深刻,认为冗官冗员才是根本问题。最终,范仲淹的改革冒犯了既得利益者,受到了打击,被贬饶州。欧阳修作为范仲淹一派也受牵连,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

  欧阳修高中进士时所娶的胥氏夫人,新婚不久便去世了。被贬后不久,欧阳修娶了已故宰相薛奎的二女儿。值得一提的是,薛奎的大女婿不是别人,就是跟欧阳修一起参加殿试而获得了状元的王拱辰。后来,王拱辰的夫人去世了,他又娶了薛奎的三女儿,继续做薛家的女婿、欧阳修的连襟。欧阳修写诗调侃他说:“旧女婿为新女婿,大姨夫作小姨夫。”

  康定元年(1040年),欧阳修被召回京,复任馆阁校勘,编修崇文总目,后知谏院。庆历三年(1043年),任右正言、知制诰。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参与革新,成为革新派干将,提出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但在守旧派的阻挠下,新政又遭失败。五年,范、韩、富等相继被贬,欧阳修上书分辩,因被贬为滁州(今安徽滁州)太守。后又改知扬州、颍州(今安徽阜阳)、应天府(今河南商丘)。

  在滁州,欧阳修写下了不朽名篇《醉翁亭记》,古文艺术达到成熟。

  他依旧保持轻松慵懒的态度,为政“宽简”,让自己和百姓都过得轻松。但就是在这样的执政方针下,滁州反而被治理得井井有条。 欧阳修喜好酒,他的诗文中亦有不少关于酒的描写。一首《渔家傲》中采莲姑娘用荷叶当杯,划船饮酒,写尽了酒给人们生活带来的美好。欧阳修任扬州太守时,每年夏天,都携客到平山堂中,派人采来荷花,插到盆中,叫歌妓取荷花相传,传到谁,谁就摘掉一片花瓣,摘到最后一片时,就饮酒一杯。晚年的欧阳修,自称有藏书一万卷,琴一张,棋一盘,酒一壶,陶醉其间,怡然自乐。可见欧阳修很爱饮酒。

  做太守时,欧阳修对饮酒游山的爱好不减当年,经常带着吏民出去游玩,在山中野餐,然后喝醉了,迷迷糊糊地看着大家玩乐。据说,《醉翁亭记》的开头原本花了好多笔墨,描绘滁州四周的山。最后这些描写被欧阳修改成了“环滁皆山也”5个字,简练中见隽永,成为散文史上的名句。醉时能与民同乐,醒后能用当世一流的.文笔把游玩的过程记录下来。守旧派的压制,并没影响“醉翁”的好心情。

  后来,欧阳修又做了颍州(今安徽阜阳)太守。在颍州,他照样寄情诗酒,自认为过得比在洛阳丝毫不差。后来要告别颍州时,他怕送别的吏民伤心过度,写诗安慰他们说:“我亦只如常日醉,莫教弦管作离声。”仍是不改诗人酒徒的乐天本性。

  欧阳修的官位越来越高,他写过的歌词也在社会上越来越流行。传说,颍州有一位歌妓会唱欧阳修所有的词。后来欧阳修出使辽国,接待官员请来当地一位歌妓助兴,嘱咐她好好款待欧阳大人。歌妓只是答应,并不多说话,大家还以为她毕竟是边远地方的歌妓,什么都不懂。谁知席间歌妓一开口,唱的竟全是欧阳修的词。由此也可见欧阳修的词在当时影响之大。 据传欧阳修与“外甥女”张氏有染,但双方并无血统关系,是欧阳修的妹夫的前妻所生。张氏嫁给了欧阳修的堂侄,以后又和家中的仆人私通,事情败露后,此案在开封府审理。在公堂之上张氏供出和欧阳修有私情。欧阳修百般辩解,最后虽以“查无实据”了事,但在名声上却大受影响。他的政敌钱勰也借此攻击他,最后被朝廷贬到滁州。

  皇祐元年(1049年)回朝,先后任翰林学士、史馆修撰等职。至和元年(1054年)八月,已经在京做了高官的欧阳修,又遭受诬陷被贬。命令刚刚下达,仁宗皇帝就后悔了,等欧阳修上朝辞行的时候,皇帝亲口挽留说:“别去同州了,留下来修《唐书》吧。”就这样,欧阳修做了翰林学士,开始修撰史书。 与宋祁同修《新唐书》,又自修《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

  作为一位史官,欧阳修把通达的文笔用于修史,格外得心应手。他主持了《新唐书》的修撰,而实际参与写作的还有很多人。为了防止体例不一,欧阳修负责统筹全稿。当时北宋文坛古文发展得有点过火。大家都愿意写古文吸引眼球,可没有足够的天赋,文章往往会被写得生僻难懂,看着唬人,其实没什么实际内容,更谈不上艺术价值。其中负责写列传的宋祁,就总喜欢用些生僻的字眼。

  从年龄、资历上说,宋祁都是欧阳修的前辈,欧阳修有点不便说他,只好委婉地讽劝。一天早上,欧阳修在唐书局的门上写下8个字:“宵寐非祯,札闼洪休。”宋祁来了,端详了半天,终于悟出了是什么意思,笑说:“这不就是一句俗话‘夜梦不详,题门大吉’嘛,至于写成这样吗?”欧阳修笑道:“我是在模仿您修《唐书》的笔法呢。您写的列传,把‘迅雷不及掩耳’这句大白话,都写成‘震霆无暇掩聪’了。”宋祁听了,明白欧阳修的意思,不禁莞尔,以后写文章也平易起来了。

  主考礼部

  嘉祐二年(1057年)二月,已届知天命之年的欧阳修做了礼部贡举的主考官,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提倡平实文风,录取苏轼、苏辙、曾巩等人,对北宋文风转变有很大影响。

  当时有个文学派别“太学体”,领袖刘几是一名太学生,最大的特长就是常玩弄古书里的生僻字词。欧阳修的古文向来是通达平易的,最反对“太学体”的文风。批阅试卷时,欧阳修看到一份试卷,开头写道:“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用字看似古奥,其实很别扭,意思无非是说,天地交合,万物产生,然后圣人就出来了。欧阳修便就着他的韵脚,风趣而又犀利地续道:“秀才剌(音同“辣”,意为乖张),试官刷!”意思是这秀才学问不行,试官不会录取!

  在这次考试中,欧阳修也看到一份较好的答卷,文章语言流畅,说理透彻。欧阳修估计是自己学生曾巩的,这种文风需要鼓励,但毕竟是“自己人”,不好取第一,就把这份卷子取成第二。结果试卷拆封后,才发现这份卷子的作者是苏轼。与苏轼一同被欧阳修录取的,还有他的弟弟苏辙,以及北宋文坛上的一批重要人物。欧阳修以其卓越的识人之明,为北宋朝廷及整个文学史做了一份突出的贡献。

  苏轼考中进士后,给欧阳修写了一封感谢信。欧阳修称赞苏轼文章写得好,说读着他的信,“不觉汗出”,感觉自己也该避让这后生三分。他对苏轼奖掖有加,苏轼也没有辜负欧阳修的期许,最终成为继欧阳修之后的又一位文化巨人。欧阳修晚年,还经常拿出自己年轻时写的文章来修改。夫人心疼地规劝道:“这么大岁数了,还费这个心。难道还是小孩子,怕先生骂你吗?”欧阳修笑道:“不怕先生骂,却怕后生笑。”这种文学史意识和认真的态度,成就了一代文学巨匠。

  放榜的时候,那些写“太学体”而自高自大的考生发现自己居然没有被取中,纷纷闹事,甚至有人说要到街上截住欧阳修痛打。但皇帝充分相信欧阳修的人品和判断力,给予了他极大的支持。历史也最终证明了欧阳修的正确,北宋文风自此一振。就连“太学体”的领袖刘几,也改过自新,更名刘辉,重新参加考试,并获取了功名。

  嘉祐三年(1058年)六月庚戊,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兼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嘉祐五年(1060年),拜枢密副使。次年任参知政事。后又相继任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职。

  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上表请求外任,不准。此后两三年间,因被蒋之奇等诬谤,多次辞职,都未允准。

  晚年生活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实行新法。欧阳修对青苗法有所批评,且未执行。熙宁三年(1070年),除任检校太保、宣徽南院使等职,坚持不受,改知蔡州(今河南汝南县)。此年改号“六一居士”。

  熙宁四年(1071年)六月,以太子少师的身份辞职。居颍州(今安徽阜阳)。

  熙宁五年闰七月二十三日(1072年9月22日),欧阳修在家中逝世,享年六十六岁。八月,获赠太子太师。

  熙宁七年(1074年)八月,获赐谥号“文忠”。

  熙宁八年(1075年)九月,安葬于开封府新郑县旌贤乡。

  元丰三年(1080年)十二月,特赠太尉。

  元丰八年(1085年)十一月,加赠太师,追封康国公。

  绍圣三年(1096年)五月,再追封兖国公。

  崇宁三年(1104年),改封秦国公。

  政和三年(1114年),改封楚国公。

  【轶事典故】

  科举之路

  欧阳修的科举之路可谓坎坷。1023年和1026年两次参加科举都意外落榜。1029年春天,由胥偃保举,欧阳修就试开封府最高学府国子监。同年秋天,欧阳修参加了国子监的解试,获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1030年,欧阳修再次参加礼部组织的春闱,欧阳修名列第一。同年3月11日,由宋仁宗赵祯主持的封建社会最高等级的考试——殿试在崇政殿举行。3月14日,殿试放榜,欧阳修被仁宗皇帝唱十四名,位列二甲。据欧阳修同乡时任主考官晏殊后来对人说,欧阳修未能夺魁,主要是锋芒过于显露,众考官欲挫其锐气,促其成才。

  “琴论家”

  欧阳修一生不仅喜欢弹琴、听琴、藏琴,而且喜欢写琴诗琴文,以记琴声与琴事、以论琴意与琴理,深得琴中趣。从欧阳修现存的诗文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一个作为琴人的欧阳修,而且可以看到一个作为琴论家的欧阳修。

  “醉翁”

  欧阳修任滁州太守时,写下了他的名篇《醉翁亭记》。欧阳修喜好酒,他的诗文中亦有不少关于酒的描写。一首《渔家傲》中采莲姑娘用荷叶当杯,划船饮酒,写尽了酒给人们生活带来的美好。欧阳修任扬州太守时,每年夏天,都携客到平山堂中,派人采来荷花,插到盆中,叫歌妓取荷花相传,传到谁,谁就摘掉一片花瓣,摘到最后一片时,就饮酒一杯。晚年的欧阳修,自称有藏书一万卷,琴一张,棋一盘,酒一壶,陶醉其间,怡然自乐。可见欧阳修与酒须臾不离。

  “千古伯乐”

  欧阳修对有真才实学的后生极尽赞美,竭力推荐,使一大批当时还默默无闻的青年才俊脱颖而出,名垂后世,堪称千古伯乐。不但包括苏轼、苏辙、曾巩等文坛巨匠,还包括张载、程颢、吕大钧等旷世大儒的出名与欧阳的学识、眼光和胸怀密不可分。他一生桃李满天下,包拯、韩琦、文彦博、司马光,都得到过他的激赏与推荐。“唐宋八大家”,宋代五人均出自他的门下,而且都是以布衣之身被他相中、提携而名扬天下。

  风流丑闻

  据传欧阳修与“外甥女”张氏有染,但双方并无血统关系,是欧阳修的妹夫的前妻所生。张氏嫁给了欧阳修的堂侄,以后又和家中的仆人私通,事情败露后,此案在开封府审理。在公堂之上张氏供出和欧阳修有私情。欧阳修百般辩解,最后虽以“查无实据”了事,但在名声上却大受影响。他的政敌钱勰也借此攻击他,最后被朝廷贬到滁州。

  欧阳修妻子的堂弟蒋宗孺犯了事,遭到弹劾,蒋本来希望欧阳修能帮自己开脱一下,欧阳修却上书要求尽快处理。蒋对此恨恨不已,就揭露出欧阳修和大儿媳吴春燕有染。不久还被人告到皇帝那里去了,当时的宋神宗不相信,方才作罢。

  【成就】

  文学成就

  首部牡丹专著

  1034年,欧阳修亲睹“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花开时,士庶竞为邀游”,于是遍访民间,将洛阳牡丹的栽培历史、种植技术、品种、花期以及赏花习俗等作了详尽的考察和总结,撰写了《洛阳牡丹记》一书,包括《花品序》、《花释名》、《风俗记》三篇。书中列举牡丹品种24种,是历史上第一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牡丹专著。

  创立应用文体

  欧阳修是杰出的应用文章家,不仅应用文写作颇有建树,而且对应用文理论贡献也很大。欧阳修创立应用文概念,构筑了应用文理论的大体框架。他认为应用文的特点有三。一是真实,二是简洁质朴,三是得体。欧阳修主张应用文应合大体、文体、语体,其理论已相当精深。欧阳修对公文的贡献很大。他写有公文一千一百零二篇,公文理论也很系统。公文内容“必须合於物议,下悦民情”;形式“取便於宣读”,采用“四六”的语言形式(《内制集序》),开苏轼改革骈文之先河。他自责其公文有“无以发明”,“意思零落”,“非工之作”,“拘牵常格”的毛病,主张内容要完整出新,有条有理;形式既要规范,又要创新。

  政治成就

  欧阳修前期的政治思想,反映了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对当时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的严重危机,保持了较清醒的认识。主张除积弊、行宽简、务农节用,与范仲淹等共谋革新。晚年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思想渐趋保守,对王安石部分新法有所抵制和讥评;但比较实事求是,和司马光等人的态度是不尽相同的。

  其他成就

  欧阳修一生著述繁富,成绩斐然。除文学外,经学研究《春秋》,能不拘守前人之说,有独到见解;金石学为开辟之功,编辑和整理了周代至隋唐的金石器物、铭文碑刻上千,并撰写成《集古录跋尾》十卷四百多篇,简称《集古录》,是今存最早的金石学著作;史学成就尤伟,除了参加修定《新唐书》250卷外,又自撰《五代史记》(《新五代史》),总结五代的历史经验,意在引为鉴戒。欧阳修书法亦著称于世,其书法受颜真卿影响较深。朱熹说:“欧阳公作字如其为人,外若优游,中实刚劲”。

  【评价】

  曾慥(zào)《乐府雅词》序:“欧阳公一代儒宗,风流自命。词章窈眇,世所矜式。乃小人或作艳曲,谬为公词。”

  王安石:“如公器质之深厚,知识之高远,而辅学术之精微,故充于文章,见于议论,豪健俊伟,怪巧瑰琦。其积于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发于外者,烂如日月之光辉。其清音幽韵,凄如飘风急雨之骤至;其雄辞闳辩,快如轻车骏马之奔驰。世之学者,无问识与不识,而读其文,则其人可知。”

  苏轼:“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论大道似韩愈,论本似陆贽,纪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

  尤展成《花间集》:“六一婉丽,实妙于苏。欧阳公虽游戏作小词,亦无愧唐人。”

  罗大经:“冯延巳词,晏同叔得其俊,欧阳修得其深。”

  冯煦《宋六十家词选例言》:“疏隽开子野,深婉开少游。”

  朱熹:“欧阳公作字如其为人,外若优游,中实刚劲。”

  毛先舒评其《蝶恋花》:“‘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此可谓层深而浑成。”

  郭绍虞《宋诗话考》:“诗话之称,固始于欧阳修,即诗话之体,亦可谓创自欧阳氏矣。”

  正是欧阳文忠堪为人师的道德文章,才有薪火相传的苏门四学士的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才有了曾巩、曾布昆仲,才有了“中国十一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呜呼!是欧阳文忠奠基了宋代文化盛世的基础,追古溯今,世间已无欧阳修,堪与之比肩者,可有其二者否?——袁春乾

  第一,欧阳修在传统文化的重重束缚下挣扎着表现自我。他淡视名利,无欲则刚,其目的也是为维护社会稳定,但他不是“守常”而是“图新”。第二,政治上他采取的路径是用批评、谏诤来缓解社会危机。第三,学术上对当时僵化风尚和陈旧价值观进行抵制和反拨。在当时随波逐流,人人自保的人文环境中,欧阳修身居高位,仍坚守大节,保持人格尊严,体现自我的人生价值,对习惯势力和庸俗无聊的生存状态进行抵拒,对社会责任自觉地担当。从他身上,我们可以吸取勇于担当的因子,来培育抵拒庸俗、无聊的抗体。这也是我们今天纪念欧阳修的重要意义所在。——欧阳修研究专家、江西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朱安群

  【纪念设施】

  全国现有两座欧阳修纪念馆,一座建在安徽省滁州市琅琊山上,一座位于江西省永丰县恩江河畔的永叔公园内。

  安徽滁州欧阳修纪念馆

  欧阳修在“庆历新政”失败后被贬滁州其间写下千古名篇《醉翁亭记》,这成为琅琊山文化底蕴的精髓,为了纪念欧阳修,安徽省滁州市政府从上个世纪60年代筹建纪念馆之初,就征集到郭沫若先生的亲笔题名。在新落成的纪念馆内,陈列着重塑的欧阳修雕像以及欧公生平所画的30幅画。

  吉安永丰欧阳修纪念馆

  欧阳修纪念馆修建于1984年。1997年,为纪念欧阳修诞辰990周年进行了陈列修改。2007年,为迎接欧阳修千年华诞,对陈列室进行了重新设计规划,开辟了三个展厅,分为刚正爱民政治改革家、北宋文坛领袖、功绩卓著史学家、道德文章天下师等四个部分。利用图表、文字、照片、实物和场景等方式,全面介绍欧阳修的生平,系统展示了欧阳修在文学、史学、政治、经学、金石学、目录学、谱牒学等方面的成就,展现了他一生为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化作出的巨大贡献和留下的许许多多珍贵的文化遗产,也正因为如此,欧阳修一直为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国际友人所敬仰和尊崇。欧阳修纪念馆1996年列为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1年列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9年县纪委确定为廉政教育基地。

  欧阳修纪念馆建在永叔公园内,园内主要有醉翁亭、六一亭、至喜亭、泷冈阡表碑亭等建筑,还有欧阳修石刻雕像、“画荻教子”雕像、“文坛泰斗”两组人物青石雕像及文化长廊、纪念碑廊等,加上古朴高雅的状元楼(宋)和雄浑端庄的报恩寺塔(明)坐落其间,更显文化底蕴的丰厚。

  欧阳修墓及祠

  位于新郑市辛店镇欧阳寺村。墓冢高约5米,周长约15米,并排右侧有薛夫人墓。陵园坐北向南,在南北中轴线上建有外照壁、大门、内照壁、东西两庑、大殿、墓冢,四周建有围墙,外照壁高约5米、长6米,厚0.7米。大门3间,门前左右修有台阶,阶旁各有一衔环石狮。内照壁与垣墙同高,将庭院分为前后两部分。左右两侧各有一个便门,庭院中间修有南北甬道,直达大殿,甬道两旁立有石猪、石羊等石雕,对称排列,间距3米,石雕高约1米,甬道两侧各建有厢房3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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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宋八大家简介 篇4

  苏洵——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

  苏洵(1009年-1066年),北宋文学家,字明允,汉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眉山)人。苏洵与其子苏轼、苏辙合称“三苏”,均被列入“唐宋八大家”。苏洵长于散文,尤擅政论,议论明畅,笔势雄健,有《嘉祐集》传世。

  【生平

  大事年表

  父亲苏序,母亲史氏,有两位兄长苏澹、苏涣。苏洵少时不好读,19岁时娶妻程氏,27岁时立下决心发奋读书,经过十多年的苦读,学业大进。

  仁宗嘉祐元年(1056),他带领苏轼、苏辙到汴京,谒翰林学士欧阳修。欧阳修很赞赏他的《权书》、《衡论》、《几策》等文章,认为可与贾谊、刘向相媲美,于是向朝廷推荐。一时公卿士大夫争相传诵,文名因而大盛。

  嘉祐二年(1057年),二子同榜应试及第,轰动京师。

  嘉祐三年(1058年),仁宗召他到舍人院参加考试,他推托有病,不肯应诏。

  嘉祐五年(1060年),经韩琦推荐任秘书省校书郎,后为霸州文安县主簿,又授命与陈州项城(今属河南)县令姚辟同修礼书《太常因革礼》一百卷。书成不久,即去世,追赠光禄寺丞。

  事佛奉道

  苏洵生活于佛、道发展兴盛的北宋前期,受时代潮流及出生环境的影响,苏洵也有一些佛、道观念。苏洵信奉佛道,其外在表现是游道观佛寺,交道士僧人,舍心爱之物为死去的亲人祈冥福等;其内在表现则体现了其文学艺术和政治思想之中,苏洵的文学创作过程论受启于《庄子》,他的文学作品涉及到道教的仙话传奇,灵验故事,宫观胜境等,其政治思想从渊源、重要观点到语言文字无不留下道家的痕迹。苏洵的文学作品和政治思想中涉及佛教的比较少见,受道家道教的影响却十分明显。

  苏轼在《子由生日,以檀香观音像及新合印香银篆盘为寿》一诗中写道:“君少与我师皇坟,旁资老聘释迦文。”说的是苏轼苏辙兄弟庆历年间在家以父为师时的事情,可见苏洵对道释经籍是有所研读的,不仅如此,还让儿子也一起读。苏轼曾提到双亲笃信佛教:“昔予先君文安主薄赠中大夫讳洵,先夫人武昌太君程氏,皆性仁行廉,崇信三宝。捐馆之日,追述遗意,舍所爱作佛事,虽力有所此,而志则无尽。”至于对道教的信仰,苏洵自己有记载:“洵尝于天圣庚午(即1030年)重九日玉局观无碍子肆中见一画像,笔法清奇。云乃张仙也,有祷必应。因解玉环易之。”苏洵十九岁娶眉山大户程氏之女为妻,到二十三岁(即天圣庚午)还未有子嗣,因此在游成都玉局观见到被称为以祈嗣的张仙画像,就购置回家。祈曰:“某等不德所召,艰于嗣息,堇皈遗教,瞻奉尊彦。夫妇行四拜礼,诣香案上香,献酒。读祝再四拜。”苏洵的佛道信奉主要体现在游览佛道的名胜古迹,接交道士、僧人。

  苏洵少不喜学,由于父亲健在,没有养家之累,故他在青少年时代有点象李白和杜甫的任侠与壮游,走了不少地方。后来又陪同儿子两次进京,一次经水路,一次经陆路,遍游了沿途的名胜古迹。

  苏洵游过的道释名胜古迹大致有青城山和峨眉山、成都的玉局观、庐山的东林寺和西林寺、虔州的天竺寺、丰都的仙都观等。

  苏洵游峨眉山和青城山是在青少年时期,其《忆山送人五言七十八韵》诗中云:“少年喜奇迹,落拓鞍马间。纵目视天下,爱此宇宙宽。岷峨最先见,晴光压西川。”

  庆历年间,苏洵进京参加制举考试,不中,便南游嵩洛庐山,在庐山他游历了东林寺和西林寺,并同这里的两位高僧讷禅师和景福顺长老交游月余。《忆山送人》诗中详细记载了这次游历的情形:“次入二林寺,遂获高僧言。问以绝胜境,导我同跻攀。逾月不厌倦,岩谷行欲殚。”苏洵在庐山同二僧共游居一个多月,并“获高僧言”这件事,苏轼、苏辙都有记载。苏辙云:“辙幼侍先君,闻尝游庐山过圆通,见讷禅师,留连久之。元丰五年以谴居高安,景福顺公不远百里惠然来访。自言昔从讷于圆通,逮与先君游。岁月迁谢,今三十六年矣。二公皆吾里人,讷之化去已十一年。”从庐山下来,苏洵又南游虔州(今江西赣州),在虔州,苏洵结识了当地隐士钟子翼兄弟,在他们的陪同下游览了马祖岩和天竺寺。大概在皇祐初年,苏洵到岷山白云溪拜访了隐士张俞,苏轼在《张白云诗跋》中说:“张俞,少愚,西蜀隐君子也。与予先君游居岷山下……”张俞的事迹在王称的《东都事略》中有传,“张俞,字少愚,少嗜书,好为诗,……俞为人不妄忧喜,性淳情澹,有超然远俗之志。”朝廷曾六次下诏要其出仕,“卒不起,遂隐居青城山之白云溪。”按青城山白云溪是著名道教学者杜光廷晚年所居之地,文彦博治蜀时安排张俞居住白云溪,显然是张俞对道教有特别兴趣的原因,苏洵与他交游,道家道教大概是其交谈内容之一。嘉祐初,苏洵带二子进京应试,在京期间,认识了保聪禅师,“予在京师,彭州僧保聪来求识予甚勤,及至蜀,闻其自京师归,布衣蔬食以为其徒先,凡若干年,而所居圆觉院大治。”

  嘉祐四年苏洵带领全家乘船沿岷江而下,东出三峡,走水路进京,在丰都参观了仙都观,传说这是阴长生升仙的地方,写有《题仙都观》诗凭吊这个仙人。

  【评价

  除了在家庭教育上称得上是天下父亲的典范,在自学成材上,苏洵也是后人的楷模。“苏老泉,二十七,始发奋,读书籍。”这是《三字经》里对于苏洵的描述。苏洵是幸运的,创造了中国第一文人家庭的奇迹。

  【介绍】

  苏洵(公元1009年5月22日至1066年5月21日)字明允,四川眉山人。生于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四月二十五日(1009年5月22日),卒于英宗治平三年四月戊申(1066年5月21日),年五十八岁。年二十七,始发愤为学。岁馀举进士,又举茂才异等,皆不中。乃悉焚所写文章,闭户益读书,遂通六经、百家之说,下笔顷刻数千言。至和、嘉祐间,与二子轼、辙同至京师。欧阳修上其所著《衡论》《权书》等二十二篇,士大夫争传之。宰相韩琦奏于朝,除秘书省校书郎。与陈州项城令姚辟同修建隆以来礼书,为《太常因革礼》一百卷。书成而卒。洵著有<嘉祐集>二十卷,及<谥法>三卷,均《宋史本传》并传于世。

  苏洵27岁才发愤读书,经过十多年的闭门苦读,学业大进。1056年(仁宗嘉祐元年),领苏轼、苏辙去汴京,谒见翰林学士欧阳修。欧阳修很赞赏他的《衡论》、《权书》、《几策》等文章,认为可与刘向、贾谊相媲美,于是向朝廷推荐苏洵。公卿士大夫争相传诵苏洵,苏洵文名因而大盛。宋嘉祐三年,宋仁宗召苏洵到舍人院参加考试,苏洵推托有病,不肯去应诏。嘉祐五年,苏洵被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后与陈州(今河南)项城县令姚辟一同修撰礼书《太常因革礼》。书成不久,苏洵即去世,朝廷追赠苏洵为光禄寺丞。

  【纪念设施

  墓地

  苏洵墓,别名苏坟山,位于四川眉山市东坡区土地乡公益村西。为苏洵及夫人程氏、苏轼原配夫人王弗的墓地。始建于宋代,清嘉庆年间进行过大修。欧阳修《苏洵墓志铭》中有“苏君,讳洵,字明允……葬于彭山之安镇乡可龙里。”早在北宋嘉祐二年(1057),苏洵为葬亡妻程氏,便在武阳县(属眉州)东北安镇乡可龙里的“老翁井”侧面,距“老翁井”仅十余步的地方寻得墓地。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苏轼的前妻王弗病逝于京师,1066年苏洵亦病逝于京城。苏轼、苏辙扶柩归蜀,将苏洵、王弗葬于此。苏轼《亡妻墓志铭》载:“(王弗)葬于先君、先夫人墓之西北八步。”

  三苏祠

  三苏祠位于四川省眉山市城西,是我国著名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的故居。原为五亩庭院,元代改宅为祠,明末毁于兵火,清康熙四年(1665)在原址摹拟重建。经历代增修扩建,现占地86亩。三苏祠既保持了苏氏故居的风貌,又体现了祠园建筑的古朴幽深。祠内供奉陈列有三苏及子孙、女眷塑像,还供奉有眉山始祖苏味道画像和列代先祖牌位;有木假山堂、古井、洗砚池、荔枝树等苏家遗迹;有三苏祠沿革展、碑廊苏轼手迹刻石80多通,宋、明、清、民国碑约30通。除此而外,馆内还收藏有上万件有关三苏的文献资料和文物,是蜀中最负盛名的人文景观。2007年,中共眉山市委、眉山市人民政府投巨资,新建东园碑廊、三苏纪念馆(生平陈列馆)、旅游接待中心等,面积新增20余亩,总面积共计约104亩。生平陈列展厅面积由原300多平方米,增至约3000多平方米。2006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9年被国家文物局评定为国家二级博物馆。2010年被国家旅游局评定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

  【成就

  文学成就

  苏洵是有政治抱负的人。他说他作文的主要目的是“言当世之要”,是为了“施之于今”。

  曾巩说苏洵“颇喜言兵”。苏洵还强调打速决战、突击取胜避实击虚、以强攻弱、善用奇兵和疑兵等战略战术原则。苏洵的抒情散文不多,但也不乏优秀的篇章。在《送石昌言使北引》中,他希望出使契丹的友人石昌言不畏强暴,藐视敌人,写得有气势。

  苏洵的`散文论点鲜明,论据有力,语言锋利,纵横恣肆,具有雄辩的说服力。欧阳修称赞他“博辩宏伟”,“纵横上下,出入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止”(《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曾巩也评论他的文章“指事析理,引物托喻”,“烦能不乱,肆能不流”(《苏明允哀词》),这些说法都是比较中肯的。艺术风格以雄奇为主,而又富于变化。一部分文章又以曲折多变、纡徐宛转见长。苏洵在《上田枢密书》中也自评其文兼得“诗人之优柔,骚人之清深,孟、韩之温淳,迁、固之雄刚,孙、吴之简切”。他的文章语言古朴简劲、凝炼隽永;但有时又能铺陈排比,尤善作形象生动的妙喻,如《仲兄字文甫说》,以风水相激比喻自然成文的一段描写,即是一例。

  苏洵论文,见解亦精辟。苏洵提倡学习古文,反对浮艳怪涩的时文;主张文章应“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强调文章要“得乎吾心”,写“胸中之言”。他还探讨了不同文体的不同写法和共同要求。他特别善于从作品比较中品评各家散文的风格与艺术特色。

  苏洵作诗不多,擅写五古,质朴苍劲。宋人叶梦得评其诗“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正类其文”(《石林诗话》)。其《欧阳永叔白兔》《忆山送人》《颜书》《答二任》《送吴待制中复知潭州二首》等都不失为佳作,但总的成就远逊于散文。

  在宋代以多种版本流行的苏洵著作,原版本大都散佚,今存的有北宋刊:《类编增广老苏先生大全文集》残卷。通行本有《嘉祐集》《15卷、《四部丛刊》影宋钞本。

  谱学贡献

  苏洵在谱学领域贡献巨大,他创造了现代修谱方法之一的苏氏谱例,影响巨大,时至今日仍然是许多地方和姓氏的修谱范例。其体平列,世序直陈,用表格的形式记述先祖世系。在表中人名下注出其仕宦、行迹、配偶、死葬、享年并依次书写子孙后代,各代标明辈分。其谱例以五世为表,以宗法为则,详近而略远,尊近而贬远,主张睦族、恤族、化俗。其特点是篇幅大,记载内容多。苏氏谱例与欧阳修创立的另一谱例一道,被世人称为“欧苏谱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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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宋八大家简介 篇5

  苏轼——一衰烟雨任平生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木怪石图卷》等。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苏轼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1037年1月8日)出生于眉州眉山,是初唐大臣苏味道之后。苏轼的祖父是苏序,表字仲先,祖母史氏。苏轼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奋”的“苏老泉”。苏洵发奋虽晚,但是很用功。苏轼其名“轼”原意为车前的扶手,取其默默无闻却扶危救困,不可或缺之意。苏轼生性放达,为人率真,深得道家风范。好交友,好美食,创造许多饮食精品,好品茗,亦雅好游山林。

  进京应试

  嘉祐元年(1056年),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苏洵带着二十一岁的苏轼,十九岁的苏辙,自偏僻的西蜀地区,沿江东下,于嘉祐二年(1057年)进京应试。当时的主考官是文坛领袖欧阳修,小试官是诗坛宿将梅尧臣。策论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在文中写道:“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欧、梅二公既叹赏其文,却不知这几句话的出处。及苏轼谒谢,即以此问轼,苏轼答道:“何必知道出处!”欧阳修听后,不禁对苏轼的豪迈、敢于创新极为欣赏,而且预见了苏轼的将来:“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名动京师

  在欧阳修的一再称赞下,苏轼一时声名大噪。他每有新作,立刻就会传遍京师。当父子名动京师、正要大展身手时,突然传来苏轼苏辙的母亲病故的噩耗。二兄弟随父回乡奔丧。嘉祐四年十月守丧期满回京,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四年后还朝判登闻鼓院。治平三年,苏洵病逝,苏轼、苏辙兄弟扶柩还乡,守孝三年。三年之后,苏轼还朝,震动朝野的王安石变法开始了。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反对新法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自请出京

  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王安石很愤怒,让御史谢景在皇帝跟前说苏轼的过失。苏轼于是请求出京任职:熙宁四年至熙宁七年(1074年)被派往杭州任通判、熙宁七年秋调往密州(山东诸城)任知州、熙宁十年(1077年)四月至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在徐州任知州、元丰二年四月调往湖州任知州。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颇有政绩。

  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四十三岁,调任湖州知州。上任后,他即给皇上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带感情,即使官样文章,也忘不了加上点个人色彩,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些话被新党抓了辫子,说他是“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说他“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讽刺政府,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了。他们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一时间,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这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上任才三个月,就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因其上植柏树,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

  乌台诗案这一巨大打击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新党们非要置苏轼于死地不可。救援活动也在朝野同时展开,不但与苏轼政见相同的许多元老纷纷上书,连一些变法派的有识之士也劝谏神宗不要杀苏轼。王安石当时退休金陵,也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在大家努力下,这场诗案就因王安石“一言而决”,苏轼得到从轻发落,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受当地官员监视。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时期在太祖赵匡胤年间既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被贬黄州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市)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苏轼到任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

  东山再起

  1084年(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要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常州一带水网交错,风景优美。他在常州居住,既无饥寒之忧,又可享美景之乐,而且远离了京城政治的纷争,能与家人、众多朋友朝夕相处。于是苏东坡终于选择了常州作为自己的终老之地。

  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为名,临朝听政,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蓬莱)。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

  筑建苏堤

  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任龙图阁学士知杭州。由于西湖长期没有疏浚,淤塞过半,“崶台平湖久芜漫,人经丰岁尚凋疏”,湖水逐渐干涸,湖中长满野草,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苏轼来杭州的第二年率众疏浚西湖,动用民工20余万,开除葑田,恢复旧观,并在湖水最深处建立三塔(今三潭映月)作为标志。他把挖出的淤泥集中起来,筑成一条纵贯西湖的长堤,堤有6桥相接,以便行人,后人名之曰“苏公堤”,简称“苏堤”。苏堤在春天的清晨,烟柳笼纱,波光树影,鸟鸣莺啼,是著名的西湖十景之一“苏堤春晓”。

  “东坡处处筑苏堤”,苏轼一生筑过三条长堤。苏轼被贬颍州(今安徽阜阳)时,对颍州西湖也进行了疏浚,并筑堤。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贬为远宁军节度副使,惠州(今广东惠阳)安置。年近6旬的苏轼,日夜奔驰,千里迢迢赴贬所,受到了岭南百姓热情的欢迎。苏轼把皇帝赏赐的黄金拿出来,捐助疏浚西湖,并修了一条长堤。为此,“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村西鸡”,人们欢庆不已。如今,这条苏堤在惠州西湖入口处,像一条绿带,横穿湖心,把湖一分为二,右边是平湖,左边是丰湖。

  流落儋州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祐六年(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元祐六年八月调往颍州任知州、元祐七年(1092年)二月任扬州知州、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任定州知州。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哲宗执政,新党再度执政,绍圣元年(1094年)六月,别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再次被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市)。

  绍圣四年(1097年),年已62岁的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了徼边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今海南儋县)。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他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他在这里办学堂,介学风,以致许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从苏轼学。在宋代100多年里,海南从没有人进士及第。但苏轼北归不久,这里的姜唐佐就举乡贡。为此苏轼题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人们一直把苏轼看作是儋州文化的开拓者、播种人,对他怀有深深的崇敬。在儋州流传至今的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帽等等,表达了人们的缅怀之情,连语言都有一种“东坡话”。

  最后结局

  徽宗即位后,苏轼被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四月(1100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于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卒于常州(今属江苏)。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享年六十五岁。苏轼留下遗嘱葬汝州郏城县钧台乡上瑞里。次年,其子苏过遵嘱将父亲灵柩运至郏城县安葬。宋高宗即位后,追赠苏轼为太师,谥为“文忠”。

  【乌台诗案

  案情

  乌台诗案,是北宋年间的一场文字狱,结果苏轼被抓进乌台,被关4个月。御史中丞李定,御史舒亶、何正臣等人摘取苏轼《湖州谢上表》中语句和此前所作诗句,以谤讪新政的罪名逮捕了苏轼,苏轼的诗歌确实有些讥刺时政,包括变法过程中的问题。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所谓“乌台”,即御史台,因官署内遍植柏树,又称“柏台”。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乃称乌台。所以此案称为“乌台诗案”。

  案档

  苏轼“乌台诗案”案档,宋时即已流传,并有多种抄本、刊本。今所见几种刊本中,《函海》本《东坡乌台诗案》、《忏花庵丛书》本《乌台诗案》为原案实录,基本上保存了诗案原貌;《苕溪渔隐丛话》本按编撰诗话的要求作过删改;《学海类编》本《诗谳》则可断定是伪书。

  详细状况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苏轼转知湖州。诗案就是苏轼到湖州任所时写的《湖州谢上表》引起的。表中说:“臣轼言。蒙恩就移前件差遣,已于今月二十日到任上讫者。风俗阜安,在东南号为无事;山水清远,本朝廷所以优贤。顾惟何人,亦与兹选。臣轼中谢。伏念臣性资顽鄙,名迹堙微。议论阔疏,文学浅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独无寸长。荷先帝之误恩,擢置三馆;蒙陛下之过听,付以两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过无功;法令具存,虽勤何补。罪固多矣,臣犹知之。夫何越次之名邦,更许借资而显受。顾惟无状,岂不知恩。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万族。用人不求其备,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养小民。而臣顷在钱塘,乐其风土。鱼鸟之性,既能自得于江湖;吴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职,息讼平刑。上以广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臣无任。”苏轼这几句牢骚话,笔下的“新进”,指的'是王安石变法时被引进的一批投机钻营的“群小”。“生事”一词,已成为保守派攻击变法派的时下习惯用语。这些用语自然刺痛那些仍然窃据高位,谋取私利的“小人”。第一个站出来检举苏轼的是御史里行何正臣,紧接着是王安石的学生李定。宋神宗在何正臣、舒亶、李定等人的百般构陷下,只得降旨将苏轼交御史台,由李定为首的“根勘所”负责审理。他的笔触更加尖刻犀利且指责积贫积弱的朝廷,他渴望有朝一日能得到平复,然而,“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东坡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 这样,一个骇人听闻的文字狱便揭开了序幕。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七月二十八日,李定等人奉旨查办,立即派太常博士皇甫遵才前往湖州逮捕苏轼。八月十八日,苏轼被解到京城,投入御史台狱。两个多月的“根勘”审理,苏轼受尽非人的折磨。御史台严刑拷打,昼夜逼供,真是“诟辱通宵不忍闻”。最后,李定等人强加给苏轼“四大罪状”,请求宋神宗处死苏轼。

  宋神宗面对御史台的奏报,心里也着实犯难。当年宋太祖赵匡胤曾有遗嘱:除了犯叛逆谋反罪,一概不杀大臣。李定等人必欲置苏轼于死地,朝野上下,舆论哗然,认为苏轼未犯叛逆罪,不该重处。更奇怪的是,新旧两派正直之士,均出面营救。由于各方面的营救和舆论压力,促使宋神宗产生宽贷苏轼,从轻发落的念头。最终,苏轼得轻判,以“蒙恩责授黄州团练副使”结案。

  【介绍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苏轼按排行位居第二,故曰“仲”,至于取字“和仲”,则是苏洵希望儿子性格和缓(苏轼性格比较急躁),后来父亲另给他取字子瞻,则与他的名“轼”更相关,且希望儿子高瞻远瞩),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死后追谥文忠。汉族,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北宋书画家、文学家、美食家,是豪放派词人的主要代表之一。在政治上属于旧党,但也有改革弊政的要求。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其诗题材广泛,内容丰富,现存诗3900余首。

  在文章方面与欧阳修合称“欧苏”,在词作方面与辛弃疾合称“苏辛”。在诗歌方面与黄庭坚的并称“苏黄”,在书法方面"自出新意、不践古人",开创"尚意"书风,其作《黄州寒食帖》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与蔡襄、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在绘画方面擅画枯木竹石,反对程式束缚,重视神似,为其后世"文人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代文人称其为“坡仙”“诗神”“词圣”等。与父亲苏洵,弟苏辙同为唐宋八大家中,合称“三苏”。

  苏轼是苏洵的次子(苏洵长子夭折)。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与弟弟苏辙同登进士。曾在立新法中反对王安石,被贬到黄州。世人说:“门下三父子,都是大文豪。”但在父子三人中,苏轼的成就是最高的,胜过苏洵和苏辙。清人敬称:“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三词客”指的就是苏氏父子。

  《水调歌头》《赤壁赋》《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念奴娇·赤壁怀古》《定风波》《江城子·密州出猎》《饮湖上初晴后雨》《浣溪沙》 《临江仙》 《题西林壁》《记承天寺夜游》等。

  苏轼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唐宋八大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

  宋词豪放派创始人,也作婉约诗词。

  父子三人合称“三苏”,父子三人都是著名的政治家。

  【主要成就

  文学

  苏轼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他的文学思想强调“有为而作”,崇尚自然,摆脱束缚,“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他认为作文应达到“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推官书》)的艺术境界。苏轼散文著述宏富,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三家并称。文章风格平易流畅,豪放自如。

  释德洪《跋东坡(左忄(xīn)右允)池录》说:“其文涣然如水之质,漫衍浩荡,则其波亦自然成文。”苏轼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主持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在当时的作家中间享有巨大的声誉,一时与之交游或接受他的指导者甚多,北宋文学家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都曾得到他的培养、奖掖和荐拔,故称苏门四学士。苏门四学士和陈师道、李廌六人并称苏门六君子。

  其《题柳子厚诗》云:“诗须要有为而作……好奇务新,乃诗之病。”其《答乔舍人启》亦云:““文章以华采为末,而以体用为本”主张诗要有为,以“体用”为文之根本。在《答王庠书》中又说:“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实用。”

  其诗《送李公恕赴阙》说自已的诗文是“杂以嘲讽究诗骚”。《宋史》也说他作诗是“以诗托讽,庶几有补于国”,这都说明他是在有意继承风、骚的讽喻传统。

  他在《答毛滂书》中也说:“文章如金玉,各有定价,先后进相汲引,因其言以信于世,则有之矣。至其品目高下,盖付之众口,决非一夫所能抑扬。”

  诗词

  苏轼的诗现存约两千七百余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叶燮(字星期)《原诗》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少数诗篇也能反映民间疾苦,指责统治者的奢侈骄纵。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丙辰中秋》传诵甚广。诗文有《东坡七集》等。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名作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开豪放词派的先河,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刘辰翁在《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天地奇观。”

  首先,在题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苏轼的“具体的政治忧患”,而后期作品则将侧重点放在了“宽广的人生忧患”,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台,吐之乃已”。其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黄州贬谪生活,使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识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

  其次,在文化上,前期尚儒而后期尚道尚佛。

  前期,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会责任,他深切关注百姓疾苦; 后期,尤其是两次遭贬之后,他则更加崇尚道家文化并回归到佛教中来,企图在宗教上得到解脱。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启发,在黄州惠州儋州等地过上了真正的农人的生活,并乐在其中。

  第三,在风格上,前期的作品大气磅礴、豪放奔腾如洪水破堤一泻千里;而后期的作品则空灵隽永、朴质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远益清。

  就词作而言,纵观苏轼的三百余首词作,真正属于豪放风格的作品却为数不多,据朱靖华先生的统计类似的作品占苏轼全部词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个时期创作的主流。这些作品虽然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却着实反映了那段时期苏轼积极仕进的心态。而后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风貌,也有娱宾遣兴,秀丽妩媚的姿采。诸如咏物言情、记游写景、怀古感旧、酬赠留别,田园风光、谈禅说理,几乎无所不包,绚烂多姿。而这一部分占了苏轼全词的十之八、九左右,其间大有庄子化蝶、物我皆忘之味。至此,他把所有的对现实的对政治的不满、歇斯底里的狂吼、针尖麦芒的批判全部驱逐了。其题材渐广,其风格渐趋平淡致远。

  书法

  苏轼还擅长行、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他曾遍学晋、唐、五代名家,得力于王僧虔、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自成一家 ,自创新意。 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 自云:“我书造意本无法”;又云:“自出新意,不践古人。” 黄庭坚说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又云:“到黄州后掣笔极有力。”晚年又挟有海外风涛之势,加之学问、胸襟、识见处处过人,而一生又屡经坎坷,其书法风格丰腴跌宕,天真浩瀚,观其书法即可想象其为人。

  人书并尊,在当时其弟兄子侄子由、迈、过,友人王定国、赵令畤均向他学习;其后历史名人如李纲、韩世忠、陆游,以及的吴宽,清代的张之洞,亦均向他学习,可见影响之大。黄庭坚在《山谷集》里说:“本朝善书者,自当推(苏)为第一。”

  《黄州寒食帖》是苏轼行书的代表作。这是一首遣兴的诗作,是苏轼被贬黄州第三年的寒食节所发的人生之叹。诗写得苍凉多情,表达了苏轼此时惆怅孤独的心情。此诗的书法也正是在这种心情和境况下,有感而出的。通篇书法起伏跌宕,光彩照人,气势奔放,而无荒率之笔。《黄州寒食诗帖》在书法史上影响很大,洋溢着起伏的情绪。元朝鲜于枢把它称为继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祭侄稿》之后的"天下第三行书"。 是苏轼书法作品中的上乘。

  《黄州寒食诗帖》彰显动势,洋溢着起伏的情绪。诗写得苍凉惆怅,书法也正是在这种心情和境况下,有感而出的。通篇起伏跌宕,迅疾而稳健,痛快淋漓,一气呵成。苏轼将诗句心境情感的变化,寓于点画线条的变化中,或正锋,或侧锋,转换多变,顺手断联,浑然天成。其结字亦奇,或大或小,或疏或密,有轻有重,有宽有窄,参差错落,恣肆奇崛,变化万千。

  因为有诸家的称赏赞誉,世人遂将《寒食帖》与东晋王羲之《兰亭序》、唐代颜真卿《祭侄稿》合称为“天下三大行书”,或单称《寒食帖》为“天下第三行书。”还有人将“天下三大行书”作对比说:《兰亭序》是雅士超人的风格,《祭侄帖》是至哲贤达的风格,《寒食帖》是学士才子的风格。它们先后媲美,各领风骚,可以称得上是中国书法史上行书的三块里程碑。

  苏轼晚年用笔沉着,早期书法代表作为《治平帖》,笔触精到,字态妩媚。中年代表作为《黄州寒食诗帖》此诗帖系元丰五年(1082年)苏轼因为乌台诗案遭贬黄州时所写诗两首。诗句沉郁苍凉又不失旷达,书法用笔、墨色也随着诗句语境的变化而变化,跌宕起伏,气势不凡而又一气呵成,达到“心手相畅”的几近完美的境界。所以元朝鲜于枢把它称为继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祭侄稿》之后的“天下第三行书”。晚年代表作有行书《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等,此二赋以古雅胜,姿态百出而结构紧密,集中反映了苏轼书法“结体短肥”的特点。其最晚的墨迹当是《与谢民师论文帖》(1100年)。

  其代表作有《黄州寒食诗帖》、《天际乌云帖》、《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春帖子词》、《爱酒诗》、《寒食诗》、 《蜀中诗》、《人来得书帖》、《答谢民师论文帖》、 《江上帖》、《李白仙诗帖》、 《次韵秦太虚诗帖》、 《渡海帖》、《祭黄几道文卷》、《梅花诗帖》、《前赤壁赋》、《东武帖》、《北游帖》、《新岁展庆帖》、 《宝月帖》、《令子帖》、《致南圭使君帖》、《次辩才韵诗》、《一夜帖》、《宸奎阁碑》、《致若虚总管尺牍》、《怀素自序》等。苏轼的书法,后人赞誉颇高。最有发言权的莫过于黄庭坚,他在《山谷集》里说,“本朝善书者,自当推(苏)为第一”。

  绘画

  苏轼在绘画方面画墨竹,师文同(即文与可),具掀舞之势。米芾说他“作墨竹,从地一直起至顶。余问:何不逐节分?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亦善作枯木怪石。 米芾又云:“作枯木枝干,虬曲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均可见其作画很有奇想远寄。其论书画均有卓见,论画影响更为深远。如重视神似,认为“论 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式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并明确提出“士人画”的概念等,高度评价“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 造诣。为其后“文人画”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存世书迹有《黄州寒食诗》、《赤壁赋》、《答谢民师论文》与《祭黄几道文》、《前赤壁赋》等。存世画迹有《古木怪石图卷》、《潇湘竹石图卷》也是他的作品。

  苏轼在才俊辈出的宋代,在诗、文、词、书、画、修心、悟道、自然辟谷等许多方面均取得了登峰造极的成就。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学和艺术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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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宋八大家简介 篇6

  苏辙——汪洋澹泊,一唱三叹

  苏辙(1039—1112年),字子由,汉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嘉祐二年(1057)与其兄苏轼同登进士科。神宗朝,为制置三司条例司属官。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为河南推官。哲宗时,召为秘书省校书郎。元祐元年为右司谏,历官御史中丞、尚书右丞、门下侍郎因事忤哲宗及元丰诸臣,出知汝州,贬筠州、再谪雷州安置,移循州。徽宗立,徙永州、岳州复太中大夫,又降居许州,致仕。自号颍滨遗老。卒,谥文定。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洵、兄轼齐名,合称三苏。

  【人物生平

  三苏游京

  苏辙生于宋仁宗宝元二年二月二十日(1039年3月18日),时其兄苏轼四岁,父苏洵三十一岁,游学四方。庆历八年(1048年),苏洵因父丧居家,闭户读书,把自己以学识品行教授给苏轼与苏辙。

  至和二年(1055年),娶同里史瞿之女,苏辙时年十七岁,史氏十五岁。

  嘉祐元年(1056年)春,苏辙父子三人同游都城东京(今开封),经过成都时,拜访益州知州张方平。张方平以国士礼对待苏辙父子。

  嘉祐二年(1057年),苏辙、苏轼兄弟参加礼部会试,当时欧阳修知贡举,将苏轼、苏辙兄弟置于高等,苏辙名登五甲。苏辙中第后,创作《上枢密韩太尉书》给枢密使韩琦。四月,苏辙母亲程氏去世,苏辙父子回到蜀地。

  嘉佑三年(1058年)至嘉佑四年(1059年)十月,苏辙随父苏洵在东京游历。十二月,苏辙全家至江陵,将舟中创作的诗赋一百篇整理为《南行集》。嘉佑五年(1060年),苏辙随父从江陵回到东京,父子三人将途中所作的诗赋共七十三篇整理为《南行后集》,苏辙作有《南行后集引》。三月,天章阁待制杨畋奉命根据考绩迁调官职,授苏辙为河南府渑池县主簿。杨畋又举苏辙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苏辙与兄长苏轼在东京怀远驿读书,准备制科考试。

  科举风波

  嘉祐六年(1061年)八月,苏辙参与殿试。当时仁宗已五十二岁,苏辙想他或许对政事感到疲倦,所以尽力讲政事得失,而对宫禁朝廷之事,议论尤为激切。策问试卷送上后,苏辙自认为一定被黜落。覆考官司马光将其置于第三等,初考官胡宿不同意。司马光与范镇商议后将其置于第四等,三司使蔡襄也力争。只有胡宿认为苏辙对仁宗不恭,坚持要求黜落他。仁宗说:“用直言来得人,而因直言抛弃他,天下人会怎么说我呢?”宰相不得已,把他列入下等。不久后,苏辙被任命为试秘书省校书郎、充商州军事推官。当时苏洵奉命修《礼书》,苏轼出任签书凤翔判官。苏辙要求在京城侍养父亲,获朝廷准许。

  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苏辙出任大名府推官,不久受命差管句大名府路安抚总管司机宜文字。

  治平三年(1066年)四月,苏洵在京师逝世,苏辙兄弟自汴河入淮,顺长江回蜀葬父。次年十月,葬父于彭山县安镇乡可龙里。

  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服丧期结束后,苏辙兄弟一路东游前往京师,于次年抵达。

  建议新法

  熙宁二年(1069年),苏辙上书论政事,即被神宗召见于延和殿。

  当时,王安石为相,与陈升之管三司条例司,命苏辙入三司条例司。吕惠卿依附王安石,苏辙和他讨论时多有抵触。王安石拿《青苗书》让苏辙仔细议论,说:“有不便之处,就告诉我不必疑虑。”苏辙说:“把钱借给百姓,使出利息二分,本意是在救济百姓,不是求利。但出入之间,吏员趁机营私作奸,即使有法也不能禁止,钱到百姓手里,即使良民也不免乱花;到交还时,即使富民也不免超过期限。这样,就怕一定要鞭打催促,州县官的事不胜其烦了。唐代刘晏掌管国家财政,从没有借钱给百姓。有责怪他的人,刘晏说:‘让百姓侥幸得钱,不是国家之福;叫吏员靠法催督还债,对百姓不利。我虽然从不发放借贷,但四方的丰收和灾荒谷价的贵贱,从来能及时知道。有谷贱处就收购,有谷贵处就发售,所以四方没有太贵、太贱的弊病,岂用发贷款?’刘晏所说的,就是常平仓法。现在此法仍在而患在不整顿,你真能有意于百姓生计,就整顿实行,那刘晏的功绩可以立刻见效。”王安石说:“你的话有理,我当慢慢思考。”从此后一月之间都不谈青苗法。

  被贬出京

  河北转运判官王广廉奏请发给度僧牒几千份作为本钱,在陕西转运司私自实行青苗法,春天发放秋天收还,和王安石意见相合,青苗法便开始实行。王安石派人去寻求尚未收取的财利。朝廷内外知道这些人一定会迎合王安石心意添加事情,都不敢说。苏辙去见陈升之说:“从前嘉祐末年,派官去抚恤各路百姓,但他们各人都务求滋生事端,回来所奏的大多不可实行,被天下人耻笑。现在和此事有何不同?”他又写信给王安石,竭力陈说此事之不可行。王安石发怒,将加罪,陈升之劝阻,于熙宁二年(1069年)八月被贬出外,任河南府留守推官。

  熙宁三年(1070年)二月,张方平任陈州知州,征召苏辙为陈州教授。

  熙宁六年(1073年)四月,文彦博以代理司徒兼侍中出判河阳军,征辟苏辙为学官。

  熙宁十年(1077年),苏辙改任著作佐郎,又随南京留守张方平任签书应天府判官。当时苏轼也外任徐州知州,兄弟二人在澶濮之间相遇,一同前往徐州,留在徐州一百多天,创作了《逍遥堂会宿》等诗。

  元丰二年(1079年)八月,苏轼以作诗“谤讪朝廷”罪被捕入狱(乌台诗案),责授为黄州团练副使。苏辙上书请求以自己的官职为兄赎罪,不准,牵连被贬为监筠州(今江西高安市)盐酒税,五年不得升调。

  元丰五年(1082年),苏辙沿赣水至黄州,与其兄苏轼相聚,一道游览了黄州及其对江的武昌西山。于次年(1083年)应张梦得邀请创作《黄州快哉亭记》。

  元丰七年(1084年)七月,量移为歙州绩溪县令。

  返朝任职

  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驾崩,宋哲宗即位。五月,苏辙卧病,至秋痊愈。创作《病退》诗,有《病后白发》诗。八月,因旧党当政,苏辙以秘书省校书郎被召回。

  元祐元年(1086年),苏辙至京师,任右司谏。当时宣仁太后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吕公著,想废除新法,而支持新法的宰相蔡确、韩缜和枢密使章惇都被苏辙弹劾去职。吕惠卿开始时谄媚王安石,到和王安石势均力敌时,就排挤陷害王安石,比仇敌还狠,世人尤其恨他。到这时,他自知不免受责,请求提举宫观以逃避贬官流放。苏辙连上三疏把他的奸恶加以揭露,以散官安置建州。

  司马光因王安石免疫法之害,想恢复差役法,不知差役法之害相当于免疫法。苏辙说:“自从废除差役法几乎二十年,官吏百姓都未习惯。何况役法关系众多事务,盘根错节十分复杂,实行得慢些,方能审慎详尽。如果不深究事情的始终,轻易地立即推行,恐怕实行之后,又产生各种弊端。现在州县的`免役钱,照例有累积剩余,大约够用几年,暂且依旧雇役,到今年为止。催促监督有关官员审议差役法,趁今冬成为法令,来年再行差役法。要使既实行之后,不再有人议论,那就进退都有利了。”司马光又因王安石设《诗经》、《尚书新义》来考取天下士人,想改变科举,另立新的条例。苏辙说:“进士来年秋天考试,没有多少日子了,而议论不及时决定。诗赋虽然是小技,但要讲究声律,用的功夫不浅。至于治经书,诵读和讲解,尤其不是轻易的事。总之,来年都还不能实行。请求来年的考试,一切还照旧,惟有经书的释义兼取注疏及各家议论,或提出应举者自己的见解,不专用王安石的学说。并罢去对律令释义的考试,使应举的人知道有定论,一心一意做学问,以待选拔考试,然后慢慢地议论元祐五年以后科举的条例,也不算晚。”但司马光都不听。

  同年八月,被任命为起居郎,苏辙上疏请辞,旋即权任中书舍人,不久后正式担任中书舍人。

  起初,神宗因西夏内乱而派兵进攻,于是在熙河增设兰州,在延安增设安疆、米脂等五寨。元祐二年(1087年),西夏派使者贺哲宗登位,使者返回,尚未出境,西夏又派使者入境。朝廷知道他们有请求兰州、五寨土地的意思,大臣讨论守或弃尚未决定。苏辙建议答应西夏所请,朝廷便允许还西夏五寨。

  元祐四年(1089年),权任吏部尚书。八月,奉命与刑部侍郎赵君锡出使辽国,任贺辽国生辰国信使。

  拜相参政

  元祐五年(1090年)五月,苏辙被任命为龙图阁直学士、御史中丞。十二月,任龙图阁学士。

  元祐六年(1091年)二月,任中大夫、守尚书右丞。当时苏轼遭人排挤,乞求外任,苏辙也随兄连上四札,也乞外任,但未获准许。

  元祐七年(1092年)四月,朝廷命苏辙代理太尉、充任册皇后告期使。六月,任太中大夫、守门下侍郎。十一月,朝廷因郊祀天地而特加苏辙护军,进封开国伯,实封食邑二百户。

  连遭贬谪

  元祐八年(1093年),哲宗亲政,新法派重新得势。

  绍圣元年(1094年),门下侍郎李清臣主持科考,出题批驳元祐政事。他上书反对哲宗恢复熙宁新法,被贬官,削去职名任汝州知州。过了几个月,元丰时诸臣都在朝廷任职,再贬苏辙为左朝议大夫、袁州知州。未到任,又于七月降为左朝议大夫、试少府监,分司南京,筠州居住处分。苏辙治州有优异政绩,等到他被罢免离开,州里父老送别他的人都呜咽流涕,延绵数十里不断。八月,到真州时,作《阻风》诗。

  绍圣四年(1097年)二月,苏辙又被贬为化州别驾,安置雷州处分。此时,苏轼也被贬为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五月十一日,兄弟二人再次相遇于藤州,苏辙送苏轼赴海南。六月十一日诀别于海滨。

  元符元年(1098年),移到循州安置。元符二年(1099年),作《龙川略志序》、《龙川别志序》、《春秋传后序》。

  元符三年(1100年),宋徽宗即位,苏辙移永州、岳州安置,不久受任为濠州团练副使,岳州居住。十一月,复职太中大夫,提举凤翔上清太平宫。因有田产在颍川,便前往居住。

  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七月,苏轼在常州(今属江苏)去世,临终前以不见苏辙为憾。苏辙得知后,在悲痛中为其撰祭文,不久又作《追和轼归去来词》,其后作《东坡先生墓志铭》。

  崇宁元年(1102年)五月,蔡京当国,党祸复起,苏轼等已去世的元祐党人,原追复官告并缴纳;苏辙等在世之人,并不与在京差遣。同年,削苏辙五官,降授朝议大夫。

  崇宁二年(1103年),为避祸,苏辙独迁汝南。十月,朝廷罢苏辙提举太平宫之职。住在许州,又复授太中大夫退休。

  潜居颍滨

  崇宁三年(1104年)正月,苏辙在颍川定居,因感元祐时人所剩无几,于是筑室曰“遗老斋”,自号“颍滨遗老”,终日读书著述、默坐参禅,谢绝宾客,决口不谈时事,将所感皆寄托于诗中。

  崇宁五年(1106年)九月,撰成《颍滨遗老传》及《栾城后集序》。

  大观元年(1107年),著《论语拾遗》。

  大观二年(1108年),苏辙复任朝议大夫,迁任中大夫。

  政和元年(1111年),撰成《栾城第三集序》。

  政和二年(1112年)春,游颍昌西湖,泛赮水,并有诗作。九月,以太中大夫职致仕。十月三日(10月25日),苏辙逝世,享年七十四岁。十一月,朝廷追复苏辙为端明殿学士,特赐宣奉大夫。原拟葬苏辙于眉州祖茔,但后来仍葬苏辙于郏县小峨眉山苏轼墓旁。

  南宋绍兴(1131年—1162年)年间,因其子苏迟显贵,苏辙获赠太师,封魏国公;夫人史氏赠楚国太夫人。

  淳熙(1174年—1189年)年间,追谥文定。

  【评论

  治学

  苏辙生平学问深受其父兄影响,以儒学为主,最倾慕孟子而又遍观百家。他擅长政论和史论,在政论中纵谈天下大事,如《新论》(上)说“当今天下之事,治而不至于安,乱而不至于危,纪纲粗立而不举,无急变而有缓病”,分析当时政局,颇能一针见血。《上皇帝书》说“今世之患,莫急于无财”,亦切中肯綮。史论同父兄一样,针对时弊,古为今用。《六国论》评论齐、楚、燕、赵四国不能支援前方的韩、魏,团结抗秦,暗喻北宋王朝

  前方受敌而后方安乐腐败的现实。《三国论》将刘备与刘邦相比,评论刘备“智短而勇不足”,又“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胜”,也有以古鉴今的寓意。

  古文写作

  在古文写作上也有自己的主张。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说:“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认为“养气”既在于内心的修养,但更重要的是依靠广阔的生活阅历。因此赞扬司马迁“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他的文章风格汪洋澹泊,也有秀杰深醇之气。例如《黄州快哉亭记》,融写景、叙事、抒情、议论于一炉,于汪洋澹泊之中贯注着不平之气,鲜明地体现了作者散文的这种风格。

  苏辙的赋也写得相当出色。例如《墨竹赋》赞美画家文同的墨竹,把竹子的情态写得细致逼真,富于诗意。

  苏辙写诗力图追步苏轼,今存诗作为数也不少,但较之苏轼,不论思想和才力都要显得逊色。早年诗大都写生活琐事,咏物写景,与苏轼唱和之作尤多。风格淳朴无华,文采少逊。晚年退居颍川后,对农民生活了解较多,写出了如《秋稼》等反映现实生活较为深刻的诗。抒写个人生活感受之作,艺术成就也超过早期,如《南斋竹》:“幽居一室少尘缘,妻子相看意自闲。行到南窗修竹下,恍然如见旧溪山。”意境闲澹,情趣悠远。苏辙于诗也自有主张。他的《诗病五事》以思想内容为衡量标准,对李白、白居易、韩愈、孟郊等都有讥评。如说李白“华而不实”,说“唐人工于为诗而陋于闻道”,这看法在宋代有一定代表性。

  回河争论

  元丰五年(1082年)河归北流后,依然决溢不断。元祐元年(1086年)九月,朝廷命“秘书监张问相度河北水事”,十一月张问“请于南乐大名埽开直河并签河,分引水势入孙村口,以解北京向下水患”,回河东流之议复起。大臣文彦博、安焘、吕大防、王岩叟、王觌和都水王令图、王孝先、吴安持、李伟等,都力主回河东流;右相范纯仁和苏辙、曾肇、赵瞻、范百禄、王存、胡宗愈等则主张维持北流,反对回河。元祐三年六月皇帝下诏称:“黄河未复故道,终为河北之患。王孝先等所议,已尝兴役,不可中罢,宜接续工料,向去决要回复故道。三省、枢密院速与商议施行。”

  苏辙面对回河加速之势,连上三疏,极力反对,大意谓:“议复故道,事之经岁,役兵二万,聚梢桩等物三十余万。方河朔灾伤困弊,而兴必不可成之功,吏民窃叹。”“今小吴决口,入地已深,而孙村所开,丈尺有限,不独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况黄河之性,急则通流,缓则淤淀,既无东西皆急之势,安有两河并行之理?纵使两河并行,未免各立堤防,其费又倍矣。”在疏中他又针对北流致“御河湮灭失馈运之利”,“恩、冀以北,涨水为害,公私损耗”,“河徙无常,万一自契丹界入海,边防失备”等三说进行了反驳,极力主张停止回河之役。元祐四年正月,朝廷下诏停止回河及修减水河;七月,冀州南宫等五埽危急,都水监仍坚主东流或“二股分行,以纾下流之患”。

  八月,苏辙再次上疏称:“夏秋之交,暑雨频并。河流暴涨出岸,由孙村东行,盖每岁常事。而李伟与河埽使臣因此张皇,以分水为名,欲发回河之议,都水监从而和之。河事一兴,求无不可,况大臣以其符合己说而乐闻乎?”“臣愿急命有司,徐观水势所向,依累年涨水旧例,因其东溢,引入故道,以纾北京朝夕之忧。故道堤防坏决者,第略加修葺,免其决溢而已。至于开河、进约等事,一切毋得兴功,俟河势稍定然后议。”元祐五年二月、九月,苏辙又两次进言谏阻东流,并要求“罢吴安持、李伟都水监差遣,正其欺罔之罪”,甚至以“修河司若不罢,李伟若不去,河水终不得顺流,河朔生灵终不得安居”之辞相警告。但以太后为主的中枢始终倾向东流,虽时停时作,至元祐七年十月河水已大部东流。绍圣元年(1094年),“尽闭北流,全河之水东还故道”。

  这次黄河回复东流,不过仅仅五年时间,至元符二年(1099年),黄河于内黄决口,东流断绝,主流又趋向北流,仍至乾宁军一带入海。积极主张回河的吴安持、郑佑、李仲、李伟等被朝廷加罪,“投之远方”,结束了第三次回河的争论。

  【主要成就

  政治

  苏辙在政治上反对王安石变法中的青苗法,认为青苗法“以钱贷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非为利也;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逾限。如此,则恐鞭棰必用,州县之事不胜烦矣。“王安石听后,亦颇觉有理。

  宋哲宗初年”元祐更化“,苏辙在京师,多所论议。当时司马光变熙宁之法,废除雇役法,恢复差役法,苏辙极言不可。他的这类政治主张,与其兄苏轼基本相同。《宋史》称其“论事精确,修辞简严,未必劣于其兄。”

  水利

  在回河之争中,苏辙与右相范纯仁等主张维持北流,反对文彦博等回河东流之议复起。苏辙虽多次上疏反对,但以高太后为主的中枢始终倾向东流,虽时停时作,至元祐七年(1092年)十月河水已大部东流。绍圣元年(1094年),“尽闭北流,全河之水东还故道”。

  这次黄河回复东流,不过仅仅五年时间,至元符二年(1099年),黄河于内黄决口,东流断绝,主流又趋向北流,仍至乾宁军一带入海。积极主张回河的吴安持、郑佑、李仲、李伟等被朝廷加罪,结束了第三次回河的争论。

  文学

  政论与史论

  苏辙生平学问深受其父兄影响,他在《历代论引》中说:“予少而力学,先君,予师也;亡兄子瞻,予师友也。父兄之学,皆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他虽自称“其学出于孟子”,而实则“遍观乎百家”。在《历代论》中多论古今得失成败,又撰有《古史》,用意亦在于此。苏辙对于前辈学人,亦尊韩、欧,政治思想,亦近于欧。但韩、欧辟佛道,而苏辙不然。苏辙的文章,与父兄并称当代大家。与父兄相比,虽有所不及,但亦自有特点。他擅长政论和史论,在政论中纵谈天下大事,如《新论》三篇,纵谈天下大事,论断相当确切。《上皇帝书》说“今世之患,莫急于无财”,亦切中肯綮。史论同父兄一样,针对时弊,古为今用。

  苏辙史论的代表作品是《历代论》,有些篇章是写得很有特点的。论汉光武、唐太宗,分析相当全面,和苏轼相比,特点确在于“稳”。《六国论》评论齐、楚、燕、赵四国不能支援前方的韩、魏,团结抗秦,暗喻北宋王朝前方受敌而后方安乐腐败的现实。《三国论》将刘备与刘邦相比,评论刘备“智短而勇不足”,又“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胜”,也有以古鉴今的寓意。

  书信杂文

  苏辙致力最勤的文章,在于政论和史论,史论之文,尤所尽心;但他写得更为自由随便的文章,还是书信杂文。例如十九岁时写的《上枢密韩太尉书》,说自己初到京师,“非有求于斗升之禄”,“偶然得之,非其所乐”;而所愿者,只是“一睹贤人之光耀,闻一言以自壮”。初生之犊,年少气豪,既不同于韩愈《上宰相书》那样卑躬屈节,也不像李白《上韩荆州书》那样纵横使气。当文人仕途广于唐代的宋代,这样的文章是有时代特点的。与此书相类者,还有《上昭文富丞相书》、《上曾参政书》,都是年少气豪之作。到了晚年,所为书札,出语虽有所收敛,但依旧洒脱自然,例如《答黄庭坚书》,其文墨颇似苏轼。二苏早年之文,气象虽不尽同,但晚年之作,以信札观之,都有平淡自然之语。二苏相比,苏辙之文,未可以一“衰”字尽之。苏辙的记叙杂文为人所称者,有《庐山栖贤寺新修僧堂记》、《武昌九曲亭记》、《黄州快哉亭记》等。其中《庐山栖贤寺新修僧堂记》以“造语奇特”见称。王士禛《香祖笔记》云:“颍滨《栖贤寺记》造语奇特,虽唐作者如刘梦得(刘禹锡)、柳子厚(柳宗元)妙于语言,亦不能过之。”并引其中“入栖贤谷”一段文字而后云:“予游庐山,至此,然后知其形容之妙,如丹青画图,后人不能及也。”苏辙之文,本来不是以“奇”见称的。《黄楼赋》“稍自振厉”,即被疑为苏轼所作,则此文之“造语奇特”,也就自然为人所称了。苏辙还有一篇《东轩记》,造语虽不甚奇,却是写得更加“如其为人”的文章。这篇“记”也是写得颇有特色。作“东轩”以为“宴休之所”,却不得一日“安于其中”,而日日忙于“坐市区鬻盐、沽酒、税豚鱼”,此情此景,是和历来文人雅士作轩亭以自适者大异其趣的。文章最后还说:希望有那么一天,“世或哀而怜之,使得归伏田里”,“然后追求颜氏之乐,怀思东轩,优游以忘其老”。宦情淡薄,文章亦自澹泊。这样的笔墨,也是“如其为人”的。

  诗赋

  苏辙写诗力图追步苏轼,今存诗作为数也不少,但较之苏轼,不论思想和才力都要显得逊色。早年诗大都写生活琐事,咏物写景,与苏轼唱和之作尤多。风格淳朴无华,文采少逊。早年的作品《次韵子瞻闻不赴商幕》三首,写得洒脱自然,颇见个性特点。

  晚年退居颍川后,对农民生活了解较多,写出了如《秋稼》等反映现实生活较为深刻的诗。抒写个人生活感受之作,艺术成就也超过早期,如《南斋竹》:“幽居一室少尘缘,妻子相看意自闲。行到南窗修竹下,恍然如见旧溪山。”意境闲澹,情趣悠远。

  又如晚年所作《游西湖》云:“闭门不出十年久,湖上重游一梦回。行过闾阎争问讯,忽逢鱼鸟亦惊猜。可怜举目非吾党,谁与开樽共一杯?归去无言掩屏卧,古人时向梦中来。”时值新党蔡京等人执政,元祐党人累遭迫害,苏辙筑室于许州,闭门不出,与早年之“闭门”遥相对应。从他一生的经历看来,始终皆以直言而不见容。故以“闭门”始,以“闭门”终。这样的作品,亦颇见性情。苏辙于诗也自有主张。他的《诗病五事》以思想内容为衡量标准,对李白、白居易、韩愈、孟郊等都有讥评。如说李白“华而不实”,说“唐人工于为诗而陋于闻道”,这看法在宋代有一定代表性。

  《宋史》称其性情沉静简洁,写文章气势宏大而淡泊,和他的为人相似,不愿被人知道,而俊秀杰出之气终究不可掩饰,认为他的高超大致和苏轼相近。苏辙的赋也写得相当出色。例如《墨竹赋》赞美画家文同的墨竹,把竹子的情态写得细致逼真,富于诗意。

  儒学

  苏辙与父苏洵、兄苏轼创立了苏氏蜀学,他与苏轼同为苏氏蜀学的集大成者,它与荆公新学、二程洛学相对立,“三苏”博通经史,遍采六经百家之说,又吸取老庄道家学说和佛教思想,逐步形成“三教合一”的思想体系。是北宋中期儒、佛、道三教融合的时代潮流的产物,是当时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派别。

  苏辙晚年曾著《苏黄门老子解》,朱熹称其书“合吾儒于老子,以为未足,又并释氏而弥缝之,可谓舛矣!”反映了蜀学派的思想特色。此派在文学上的建树最为卓著,但认为学术中最重要者并非文章辞赋,注重所谓“性命自得之际”。以文为“寓理之具”,认为“学文之端,急于明理,如知文而不务理,求文之工,世未尝有也。”

  书法

  苏辙不仅在诗文创作方面才华横溢,而且其书法也颇有造诣。其书法运笔结字与其兄苏轼颇为接近,书法潇洒自如,工整有序。

  传世墨迹有《雪甚帖》、《雪诗帖》、《车马帖》、《晴寒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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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宋八大家简介 篇7

  曾巩——曾文穷尽事理,其气味尔雅深厚

  曾巩(1019年9月30日-1083年4月30日,天禧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元丰六年四月十一日),字子固,世称“南丰先生”。汉族,建昌南丰(今属江西)人,后居临川(今江西抚州市西)。曾致尧之孙,曾易占之子。嘉祐二年(1057)进士。北宋政治家、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为“南丰七曾”(曾巩、曾肇、曾布、曾纡、曾纮、曾协、曾敦)之一。在学术思想和文学事业上贡献卓越。

  【生平

  概述

  曾巩,建昌南丰(今属江西)人,北宋著名政治家、散文家。他家境贫寒,有一个哥哥,四个弟弟,十个妹妹(其中一人夭折),父亲被罢官,身体也不好,所以肩负起养家的重任。

  曾巩自称“家世为儒”(曾巩《上欧阳学士第一书》),祖父作过尚书户部郎中,父为太常博士。曾巩天资聪慧,记忆力非常强,幼时读诗书,脱口能吟诵,与兄长曾晔一道,勤学苦读,自幼就表现出良好的天赋。史称巩“十二岁能文,语已惊人”。其弟曾肇在《亡兄行状》中称其“生而警敏,不类童子”,而且记忆力超群,“读书数万言,脱口辄诵”。18岁时,赴京赶考,与随父在京的王安石相识,并结成挚友。20岁入太学,上书欧阳修并献《时务策》。欧阳修见其文笔独特,非常赏识。欧阳修说:“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上欧阳学士第二书》)自此名闻天下,但因其擅长策论,轻于应举时文,故屡试不第。庆历七年(1047),其父去世,其身为次子(其上尚有一兄长),只好辍学回归故里,尽心侍奉继母。曾巩少年时与王安石为密友,登欧阳修之门以后,就向欧阳修推荐了王安石。直至嘉祐二年(1058),欧阳修主持会试,坚持以古文、策论为主,诗赋为辅命题,曾巩才与其弟曾牟、曾布及堂弟曾阜一同登进士第一。

  嘉祐四年(1059),任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县)司法参军,以明习律令,量刑适当而闻名。五年,由欧阳修举荐到京师当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理校出《战国策》、《说苑》、《新序》、《梁书》、《陈书》、《唐令》、《李太白集》、《鲍溶诗集》和《列女传》等大量古籍,对历代图书作了很多整理工作,并撰写了大量序文。 熙宁二年(1069),任《宋英宗实录》检讨,不久被外放越州(今浙江绍兴)通判。熙宁五年后,历任齐州、襄州、洪州、福州、明州、亳州等知州。为政廉洁奉公,勤于政事,关心民生疾苦。他根据王安石的新法宗旨,结合实际情况加以实施。致力于平反冤狱、维护治安、打击豪强、救灾防疫、疏河架桥、设置驿馆、修缮城池、兴办学校、削减公文、整顿吏治、废除苛捐杂税,深受群众拥戴。

  元丰三年(1080),改任沧州(今河北)知州,途经京城开封时,宋神宗召见。宋神宗对其“节约为理财之要”的建议大为赞赏,留任为三班院勾判。元丰四年,朝廷认为“曾巩史学见称士类,宜典五朝史事”,任为史官修撰,管勾编修院,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元丰五年,拜中书舍人。同年九月,遭母丧,去官。次年,病逝于江宁府(今南京)。后葬于南丰源头崇觉寺右。南宋理宗时追谥为“文定”,人称“南丰先生”。 他还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政事

  自称"家世为儒“,①曾祖历官水部员外郎,祖父为尚书户部郎中,父为太常博士。《宋史》称曾巩年幼"警敏“,"读书数百言,脱口成诵“②。"十二岁能文,语已惊人“③。但据他自称幼时从先生受书,"方乐与家人童子嬉戏“,到十六七岁时,"窥六经之言,与古今文章有过人者“,始知爱好,并努力学习④。到二十岁后,"欧阳修见其文奇之“⑤大约就在这时,他曾给欧阳修写信,并"献杂文时务策两编“。信里他一面称赞欧阳修的道德文章,一面表白自己的为人志节:"巩自成童,闻执事之名,及长,得执事之文章,口诵而心记之,观其根极理要,拨正邪僻,掎挈当世,张皇大中,其深淳温厚,与孟子韩吏部之书为相唱和,无半言片词舛驳于其间,真六经之羽翼,道义之师祖也。……又闻执事之行事,不顾流俗之态,卓然以体道扶教为己务。……信所谓能言之能行之,既有德而且有言也。韩退之没,观圣人之道者,固在执事之门矣。"曾巩当时少不更事,而能有这样的看法,很不简单,所言者虽有所未尽,但大体符合实际。又说:"巩性朴陋,无所能似,家世为儒,故不业他。自幼迨长,努力文字间,其心之所得,庶不凡近。……唯其寡与俗人合也,于公卿之门未尝有姓名,亦无达者之车回顾其疏贱。抱道而无所与论,心常愤愤悱悱,恨不得发也。今者乃敢因简墨布腹心于执事,苟得望执事之门而入,则圣人之堂奥室家,巩自知亦可以少分万一于其间也。"这段话是表述自己的为人的。与俗不合,抱道自守,心志如此,确不凡近。欧阳修对于这样的人物自是重视的。因此,曾巩上书之后,曾经得到欧阳修接见。据曾巩《上欧阳学士第二书》讲,欧阳修见到他之后,曾对他说:"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而且当曾巩向欧阳修告别之时,欧阳修还写了《送曾巩秀才序》,其文云:"广文曾生来自南丰,入太学,与其诸生群进于有司,有司敛群才、操尺度,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弃之。……然曾生不非同进,不罪有司,告予以归,思广其学而坚其守,予初骇其文,又壮其志,……曾生橐其文数十万言来京师,京师之人无求曾生者,然曾生亦不以干也。予岂敢求生,而生辱以顾予,是京师之人既不求之,而有司又失之,而独余得也。于其行也,遂见于文,使知生者,可以吊有司,而贺余之独得也。"此序作于庆历二年(1042),这时曾巩虽见弃于有司,却得到了欧阳修的赏识。

  在这期间,曾巩也结识了王安石,还曾向欧阳修推荐。他在《再与欧阳舍人书》中说:"巩顷尝以王安石之文进左右而以书论之,其略曰:巩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称其文。虽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诚自重,不愿知于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时所急,虽无常人千万,不害也。顾如安石,此不可失也。"这是追述前此一封信中的话,可见曾巩对王安石曾经非常器重。在这封信里,他不仅推荐王安石,还曾提到王回、王向,一并向欧阳修推荐。

  后来,在《与王介甫第一书》里曾巩又说:"巩至金陵,自宣化渡江来滁上,见欧阳先生,住且二十日,……欧公悉见足下之文,爱叹诵写,不胜其勤。间以王回、王向文示之,亦以书来言:此人文字可惊,世所无有。……欧公甚欲一见足下。能作一来计否?"由此看来,在这期间曾巩同欧阳修已有相当亲密的交往。

  考中进士

  曾巩是在嘉祐二年(1058)欧阳修知贡举时考中进士的。在这之前,他不但认识了欧阳修这样的前辈,结交了王安石这样的朋友,而且已经同当代其他几个重要人物如杜衍、范仲淹等都有书信来往,投献文章,议论时政,陈述自己为人处世的态度。不过,曾巩所写的这些书信,不同于寻常的"干谒“,不是请求荐引。例如,他在《上杜相公书》中说:"今也过阁下之门,又当阁下释衮冕而归,非干名蹈利者所趋走之日,故敢道其所以然,而并书杂文一编,以为进拜之资。蒙赐之一览焉,则其愿得矣。"这封信大概就写于庆历五年(1045)杜衍、范仲淹等被黜离职之后。曾巩于此时写信并投献文章,正好说明他的为人和政治态度,政治上同杜衍、范仲淹一致,绝不趋炎附势。

  编校书籍

  曾巩既中进士,便被调任为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司法参军,又召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为实录检讨官。 在这期间,曾巩对于历代图书作了很多整理工作。对于历代图书聚散以及学术源流多所论述,写过一些叙录,如《新序目录序》、《列女传目录序》、《战国策目录序》等,还有《梁书》、《陈书》、《南齐书》等,也都写有“叙录”。

  曾巩虽推崇欧阳修,但他的学术观点和欧阳修亦有所不同。例如,他在《筠州学记》中说:"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汉,六艺出于秦火之余,士学于百家之后,言道德者矜高远而遗世用,语政理者务卑近而非师古。刑名兵家之术,则狃于暴诈,惟知经者为善矣,又争为章句训诂之学,以其私见妄(一本下有"臆"字),穿凿为说,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学者靡然溺于所习。当是时能明先王之道者扬雄氏而已。"他对扬雄如此称赞,这看法与韩愈比较相近,与欧阳修则颇相反。

  此外,曾巩还有《答王深甫论扬雄书》,对于扬雄屈事王莽以及作《剧秦美新》,都有所辩解,并引王安石的看法,以为"雄之仕合于孔子无不可之义“,而且认为"世传其投阁者妄"云云。曾巩对扬雄的看法,涉及政治和学术两个方面。扬雄的政治态度和学术成就,对曾巩都有影响。

  任职情况

  曾巩离开馆阁,又作了十几年的地方官吏。最初是越州通判(今浙江绍兴一带),其后又知齐州(今山东济南一带),徙襄州、洪州,知福州。史称曾巩在这几州都有政绩,主要在"荒政"和"平盗"两个方面,而后者并非真是政绩。曾巩移徙洪州时,曾有《移守江西先寄潘延之节推》诗,诗云:"忆昔江西别子时,我初折腰五斗粟。南北相望十八年,俯仰飞光如转烛。"他这时似乎已有倦于转徙的感叹。此后便多次表示为了养亲而不愿远仕。

  在赴福州之前,曾巩有《辞直龙图阁知福州状》。到福州后又有《福州上执政书》,书中说:"转走五郡,盖十年矣,未尝敢有半言片辞求去邦域之任而冀背朝廷之义。此巩之所以自处,窃计已在听察之日久矣。今辄以其区区之腹心,敢布于下执事者,诚以巩年六十,母年八十有八,老母寓食京师,而巩守闽越,仲弟守南越,二越者,天下之远处也,于著令:有一人仕于此二郡者,同居之亲当远仕者,皆得不行。……"据此,他请求"或暂还之阙下,或处以闲曹,或引之近畿,属以一郡,使得谐其就养之心,慰其高年之母。“此书之外,曾巩还有《福州奏乞在京主判闲慢曹局或近京一便郡状》,也是请求朝廷照顾养亲的。大概正是因为他一再申请,朝廷曾一度下令,"召判太常寺“;可是当他离职上路以后,又有诏改知明州。为此,曾巩又有《移明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状》,希望朝廷允许他"暂至京师迎侍母赴任“。但未能如愿,所以后来移知亳州,又继续申请。他在《移知亳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状》中说:"臣昨任福州,已系远地,迎侍不得,即今老母多病,见在京师,人子之谊,晨昏之恋,固难苟止。二者于臣之分,实为迫切。……只乞对移陈蔡一郡,许臣暂至京师,迎侍老母赴任。……今臣幸蒙恩诏移守亳州,如臣所请。况亳州去京不远,欲乞许臣暂至京师,迎侍老母赴任。“元丰三年(1080),曾巩又徙知沧州,有《沧州乞朝见状》,说:"窃念臣远离班列十有二年,伏遇陛下神圣文武,当天受命,……而臣曾未得须臾之间进望清光,窃不自揆,愿奉德音,犬马之情,固非一日之积。今将至京师,他望圣慈,许臣朝见。"于是神宗召见了曾巩。召见之后,他曾请求登对,有《乞登对状》,说自己被召见时,"不敢率然以对“,可是"退而伏念“,还是希望"上殿敷奏“,以便"披腹心“,"当天心“。此后曾巩便被留在京师,"勾当三班院“。

  告老还乡

  元丰四年(1081),有诏书说:"曾巩史学见称士类,宜典五朝史事。"于是便"以为史馆修撰,管勾编修院,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史称"近世修国史,必众选文学之士,以大臣监总,未有以五朝大典独付一人者“,于是曾巩入朝辞谢说:"此大事,非臣所敢当。"并有《申中书乞不看详会要状》,表示谦让。

  元丰五年(1082)四月,擢拜中书舍人。这时曾巩又有《辞中书舍人状》,述说自己"齿发已衰,心志昏塞“,希望另选贤能。还有《授中书舍人举刘攽自代状》,表示谦退。但这年九月,曾巩即遭母丧,因而罢职。

  元丰六年(1083)四月,曾巩卒于江宁府(今江苏南京),终年65岁。著作有《元丰类稿》等。

  【文学成就

  散文

  曾巩是宋代新古文运动的骨干。接受了欧阳修在古文创作上的主张,他在古文理论方面主张先道后文,文道结合,主张“文以明道”。他的散文大都是“明道”之作,文风以“古雅、平正、冲和”见称。其文风则源于六经又集司马迁、韩愈两家之长,古雅本正,温厚典雅,章法严谨,长于说理,为时人及后辈所师范。曾巩为文,自然淳朴,而不甚讲究文采。

  曾巩文章的特色体现在几个不同的方面。首先是论事之文写得纡余委备,委婉曲折。其次,曾巩文章虽质朴少文,然亦时有摇曳之姿,纵横开合。赠序之文,尤有特点。再有,善于记叙,其特点是条理分明,无不达之意。还有长于记叙、不多写景,例如《醒心亭记》、《游山记》等。但也有极刻画之工,如《道山亭记》。《墨池记》和《越州赵公救灾记》熔记事、议论、抒情于一炉,深刻有力,通情达理。他的书、序和铭也是很好的散文。当西昆体盛行时,他和欧阳修等人的散文,一揖雕琢堆砌之风,专趋平易自然。

  他的议论性散文特点是:剖析微言,阐明疑义,卓然自立,分析辨难,不露锋芒。《唐论》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战国策目录序》论辩人理,气势磅礴,极为时人所推崇。

  他的记叙性散文特点是:记事翔实而有情致,论理切题而又生动。《寄欧阳舍人书》和《上福州执政书》历来被誉为书简范文。叙事委婉深沉,语言简洁凝练,结构十分严谨。

  曾巩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有《元丰类稿》和《隆平集》传世,从他传世的文集来看,他的兴趣主要在于史传、策论一类的应用文。尤其是他从事史书编纂工作多年,对史传碑志的写作较有研究。对他有关应用文的理论进行研究和总结,对现代应用文的发展有指导意义。

  散文体裁

  曾巩的散文作品中,其名篇大都属于记体散文,如《墨池记》、《学舍记》等。而后人在编选散文集时,曾巩的记体散文入选篇目一直居高不下。如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其在《南丰文钞引》中云:“予录其疏札状六首,书十五首,序三十一首,记传二十八首,论议杂著哀词七首。嗟呼!曾之序记为最,而志铭稍不及,然于文苑中当如汉所称古之三老祭酒是已,学者不可不知。

  虽然在入选篇目上序最多,但是曾巩的序总数就有49篇,这里选入篇目占63%左右,而曾巩的记体散文总数是39首,入选的28首中只有一篇是传,其余27首占了近70%。从比例上来看,仍然是记体散文占据主导地位。再如张伯行的《唐宋八大家文钞》,曾巩入选的记有20篇,占其记体散文总数的51%左右,而其他入选的书、序、启、状、疏、札、诏、墓志铭等占各自总数的比例均低于这个比例。再如姚鼐的《古文辞类纂》,他的分类基本与笔者所参考的版本是一致的,姚鼐选了曾巩的记10篇、赠序4篇、书2篇、疏1篇、序跋8篇、论1篇。仅从各类入选的篇数上看,记体散文就占了绝对的优势。

  类别特点

  人事杂记类:曾巩的人事杂记类所占篇数最多,也最能表现出他记体散文内容的特点。在人事杂记类中,记事类作品相对要多一些,这些记事类作品大都有借记事发议论的特点,在内容上就表现为说理很多。工程营造类:在曾巩39篇记体散文中,记叙城池的兴废和水利工程的营造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曾巩强调经世致用的观点,认为文章应该为现实服务,反映并解决现实的问题,这符合文以载道的观点。他在《王子直文集序》中有言:“文章之得失,岂不系于治乱哉便是最好的证明。而曾巩的这部分作品正体现了他的这种文学思想。据上文统计,共有6篇工程营造的记体散文,分别是:《繁昌县兴造记》、《拟岘台记》、《瀛洲兴造记》、《广德军重修鼓角楼记》、《齐州北水门记》、《襄州宜城县长渠记》。寺院记和学记类:曾巩历来被称为醇儒,他对儒道极其推崇和恪守,因而他常常在文中表达复兴儒道的思想。而恢复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愿望与佛教兴盛的现实情况相悖逆,所以曾巩在不止一篇的文章中批评佛教,表达对佛教的不满。通过对曾巩记体散文内容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曾巩的记体散文与其儒家学者的思想紧密联系。曾巩希望通过详尽的说理达到文以明道的功效,希望通过对道德高尚文人地赞颂让世人明白道德修养的重要,希望详实地记载工程营造以达到文以载道的作用,更希望通过反佛和兴学实现他儒学复兴的理想。

  散文特色

  曲折谨严——曾巩记体散文的.结构特色:曾巩为文非常注意构架,朱熹在《朱子语类》中云:退之南丰之文,却是布置"气因而在这样精心的营构下,曾巩的记体散文的第一个特点就是严谨有条理。如其《越州赵公救灾记》,文章一开始就先交代越公在饥荒到来之前所做的各种准备,怎么发放粮食,什么时间发放,在哪些地点发放,针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发放措施,对弃婴的收养等等,这些曾巩都详细而有条理的记了下来。最后笔锋自然转到表现赵公其人的赈灾有方、敢于担当、勤政为民的高尚人格和光辉形象上。这么多纷繁复杂的内容,在曾巩的笔下却有条不紊,有头有尾,足见曾巩严谨条理的散文功力。曾巩记体散文结构上富有条理,论述严谨的特点。这样的结构特点在曾巩记体散文中还有很多体现。如《醒心亭记》其次,曾巩记体散文在结构上还有迂回曲折的特点。质朴尚议一曾巩记体散文的语言特色:北宋时期,浮靡文风的西昆体和险怪艰浬的太学体都曾一度成为文人们争相学习的对象,就连文坛领袖欧阳修也曾用力学习过骈文。但是随着政治革新的需要,这种文风越来越无法承担起社会变革的重任。宋仁宗嘉佑二年,欧阳修利用主贡的机会,大加痛斥太学体的士,身体力行的在创作中提倡简约自然的文风,曾巩作为师从于他的弟子必然会参与到这样的创作中去。曾巩赞叹上古的经典不仅用简单凝炼的语言准确记录事情的始末,并且这其中精微细致的深意和细节也传达的滴水不漏。他对这些精简语言的推崇正体现出曾巩对简约文风的追求。其实曾巩在自己的散文创作实践中。简约的文风也是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在语言色彩上,曾巩的语言客观朴实。其次,在语言表达上,曾巩的语言表现出多议论的特点。最后,曾巩的语言力求准确。 理性冷静一曾巩记体散文的情感特色:曾巩总是被人称为醇儒刘熙载《艺概》就这样评价道:曾文穷尽事理,其气味尔雅深厚,令人想见硕人之宽。看曾巩的散文,很难看到他激烈的情感表达,这一点自然与他语言上多议论的特点有关,但在字里行间常让人感到是曾巩自己对情感的一种克制。古文运动将载道的重任加到散文的身上,这使得情感在散文中的表达空间变得有限,加之曾巩自身对儒道的推崇,更使得的他的散文中正平和,在情感上表现出一种理性冷静的特征。

  散文态度

  曾巩的散文特色的形成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个是曾巩对中正平和的文风的喜好,另一方面则是人生态度的影响。曾巩在思想上曾巩推崇儒学,在文章的美感追求上曾巩则喜好学习刘向的文风。除了在思想和文风学习上偏好的影响,曾巩坎坷的人生经历也是影响其风格形成的因素之一。曾巩十八岁开始参加科举考试,但是直到三十九岁才金榜题名。古人七十古来稀,快四十的曾巩才在求仕的路途上获得了第一次成功,从十八岁到三十九岁这二十多年间,仕途的不顺和生活的坎坷磨炼出曾巩坚韦刃的性格。使得他在经历了人生的大悲大喜之后,反而能以一种淡薄的心态去面对人世的一切,反应到文学作品中便内化为一种沉稳淡定的风格。曾巩一生命途多舛,但他始终都是坚强冷静的面对,自身的性格和生活的磨砺赐予了曾巩从容踏实、客观冷静的心境,从而在他创作的诗文中也深深的烙上这样的印记。

  曾巩诗词

  曾巩的主要成就在文,亦能诗。存诗400余首,其诗特点是比较质朴,雄浑超逸,含义深刻,略似其文,格调超逸,字句清新,但有些也存在宋诗言文言理的通病,但为文所掩,不受重视。他不但善赋体,也有诗长于比兴,形象鲜明,颇得唐人神韵。他的各体诗中以七绝的成就最高,精深,工密,颇有风致。如《西楼》、《城南》、《咏柳》等写景抒情的佳作。就“八大家”而论,他的诗不如韩、柳、欧、王与苏轼,却胜于苏洵、苏辙。词仅存《赏南枝》一首。其诗文曾被选译成英文,在国外发行。

  第一,纪实诗。曾巩的纪实诗继承和发扬了唐代杜甫现实主义诗歌文学传统,以反映社会现实、关注民间疾苦、揭弊政、评国事为主要内容,表现了他关注民生、济世兴邦的儒家思想。曾巩所生活的加上自然灾害频发,百姓生活苦不堪言。曾巩以诗歌真实描写了民生疾苦的状况。在《追租》这首诗中,一句“山下穷割剥”写出了饥荒之年农民还要被层层盘剥的悲惨境遇,由此抨击地方官吏“暴吏理宜除”,并提出“浮费义可削”的政策主张。这首诗没有中国古代诗歌传统的写景抒情,而是赤裸裸地针砭时弊,体现了曾巩关注民生疾一脉相承。与《追租》的主题思想类似的还有:描写虫灾肆掠、揭批官忧国忧民忧时的《边将》、《胡使》、《嗟叹》等等。曾巩的纪实诗除了对民生疾苦毫无遮掩地写实之外,还对积贫积弱的北宋王朝政局建言献策,有力地增强了文学在中国古代政治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第二,咏史诗。中国古代文人雅士多偏好以咏史来借古讽今和抒发情怀。曾巩的诗歌也经常以缅怀历史人物、评价历史事件来表情达意。曾巩总能以惺惺相惜的姿态与心态去追思感受前人中那些与他理想抱负相似的人的精神世界,从而缅怀先圣、宽慰自我、排解忧愁、坚定决心。例如在《扬颜》一诗中,曾巩敬慕扬雄的立言不朽和颜回的立德不朽,以两人执著求道精神激励自己进业修德。再比如曾巩的《读五代史》,诗文以历史讽喻现实,以史谏言北宋统治者革借管仲与鲍叔牙之交推崇诚信道德的《论交》;表达渴望明主、隐含壮志难酬之情的《隆中》;谏言选贤举能、反对排斥贤臣的《垓下》等等。曾巩的咏史诗或委婉言志,或直言改革,其托物喻人的文笔都源于现实又立意高远,凸显了他恩泽天下、救民济世的儒家仁义思想。

  第三,离别诗。离别愁绪是古代诗人借诗所抒之情当中最为常见的一种情怀。在《曾巩集》中有100余首诗歌蕴含离别之情。例如诗合集《奉和滁州九咏九首》显示,曾巩看望身在滁州的欧阳修返回时,离愁别绪顿生,对欧阳修的才学与人品大加赞赏。再比如《上杜相公》中所言,曾巩前去拜访仰慕已久、刚刚去职宰相的杜衍,临别时曾巩表达了对两人友情的珍重和对杜衍的敬仰之情。曾巩的此类诗歌还有:怀念好友王安石的《寄介甫诗》、《江上怀介甫》;惜别友人的《送陈商学士》;感伤人才离去、叮嘱学生的《送钱生》;送别、劝慰失意者的《酬吴仲庶龙图暮春感怀》、《送孙颖贤》;怀念、惜别亲人的景交融,感染力极强。此外,离别诗也是曾巩本人各个重要人生阶段与思想状态的真实记录。

  【主要成就

  散文

  曾巩散文成就很高,是宋代新古文运动的重要骨干。作为欧阳修的积极追随者和支持者,几乎全部接受了欧阳修在古文创作上的主张,他在理论上也是主张先道而后文的。但比韩愈、欧阳修更着重于道。在古文理论方面主张先道后文,文道结合,主张“文以明道”。其文风则源于六经又集司马迁、韩愈两家之长,古雅本正,温厚典雅,章法严谨,长于说理,为时人及后辈所师范。《宋史·曾巩传》评论其文“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谓难矣。”。王安石说:“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苏轼认为:“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苏辙则用“儒术远追齐稷下,文词近比汉京西”来概括曾巩的学术成就。朱熹也推崇他“予读曾氏书,未尝不掩卷废书而叹,何世之知公浅也。”其议论性散文剖析微言,阐明异议;记叙性散文舒缓平和,翔实而有情致,对后世创作影响极大,明清两代著名作家都将其作品奉为典范。曾巩为文,自然淳朴,而不甚讲究文采。在八大家中,他是情致较少的一个。

  诗歌

  曾巩的主要成就在文,但亦能诗。现存诗400余首,大都写得比较质朴,雄浑超逸,含义深刻,略似其文。元代刘埙认为曾巩“平生深于经术,得其理趣;而流连光景,吟风弄月,非其好也。往往宋人诗体多尚赋,而比与兴寡,先生之诗亦然”(《隐居通议》卷七),道出了他诗歌艺术的主要特征。但他并非只善赋体,也有一些诗长于比兴,形象鲜明,颇得唐人神韵。他的各体诗中以七绝的成就最高,精深,工密,颇有风致。如《西楼》、《城南》、《咏柳》等,称得上宋代近体诗中写景抒情的佳作。就“八大家”而论,他的诗不如韩、柳、欧、王与苏轼,却胜于苏洵、苏辙。但为文所掩,不受重视。词仅存《赏南枝》一首。其诗文曾被选译成英文,在国外发行。

  曾巩的学术和文章在他生前就享有很高的声誉。降及南宋,盛誉不衰。朱熹在北宋各古文家中独服膺曾巩。吕祖谦编选《古文关键》时,只取曾巩,不取王安石,可见当时风尚。元末明初朱右编选《八先生文集》,开始将曾巩与韩、柳、欧、王及三苏并列。明代唐宋派的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作文都推尊曾巩。茅坤编《唐宋八大家文抄》,将曾巩正式列为八大家之一,这更奠定了他在散文史上的重要地位。清代桐城派的宗祖方苞,以及刘大櫆、姚鼐等,将欧阳修、曾巩的文章作为楷模,从学曾入手学欧文。这种风气在从方苞到方东树的几代桐城派作家中都没有多大改变。从宋到清,虽也有个别贬抑曾巩的言论,但不是主流。

  曾巩强调六经为本源,借圣人之学加强文章底蕴,追求一种雍容典雅的艺术风格。无论叙事、议论都冲和平淡、委曲周详。布局完整严谨,节奏舒缓不迫,语言干净,思致明晰。文章平易理醇,且其开阖、承转、起伏、回环都有一定的法度,显得规矩严密,故唐宋八大家中最便于学习。明清唐宋文派和桐城派散文作者,学“古文”多由模仿曾文入手,这当是一个重要原因。

  曾巩一生用功读书,家里藏书二万余卷,他一一加以校勘,至老不倦。收集古今篆刻500卷,编为《金石录》。所著文集《元丰类稿》50卷现存于世,有《四部丛刊》影元本。曾编校过《梁书》、《陈书》、《南齐书》、《列女传》,整理过《战国策》、《说苑》,另有《续稿》40卷、《外集》10卷,宋后亡佚。

  曾巩还十分重视兴教劝学,培养人才,在抚州居所侧建有“兴鲁书院”,并亲自定学规、执教席,推动抚州学风。在南丰“子固公园”,有曾巩幼时读书处──读书岩、曾文定公祠、仰风亭、思贤堂,县博物馆亦建在其内。南昌市有一条子固路,也是后人为纪念这位先贤而命名的。

  南丰曾氏为耕读世家。自巩之祖父致尧于太平兴国八年(983)举进士起,77年间曾家出了进士19位。进士中,致尧辈7人,其子易占辈6人,其孙巩辈6人。此外,巩之妹婿王安国、王补之、王彦深等一批人亦皆进士。披阅《建昌府志》、《南丰县志》及诸曾著作如巩之《元丰类稿》,我们不能不被该家族的儒学底蕴、文化积淀与苦学精神所震惊。曾巩进士同年苏轼、苏辙赠诗称:“儒术远追齐稷下,文词近比汉京西”,非虚言也。

  应用文

  曾巩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有《元丰类稿》和《隆平集》传世,从他传世的文集来看,他的兴趣主要在于史传、策论一类的应用文。尤其是他从事史书编纂工作多年,对史传碑志的写作较有研究。对他有关应用文的理论进行研究和总结,对现代应用文的发展不无指导意义。

  应用文起源于尧舜时代。他在《辞中书舍人状》中论述应用文的历史发展时,断定应用文起源于尧舜时代。在唐、虞、夏、商、周时代。君主一方面创新政事,按百官的实绩赐与爵位和恩惠,另一方面教化治理平民,一定要有诏、号、令、命一类的应用文诏告天下,传达君主的意图。于是君主挑选聪明、才能出众、工於语言的文学大臣载於典册,使君主的意图传布畅达,施行於天下,传於后世,这样就产生了应用文,以作为教化治理的工具。“窃以唐虞三代之君,兴造政事,爵德官能之际,所以播告天下,训齐百工,必有诏号令命之文,达其施为建立之意。皆择当世聪明隽逸、工於言语文学之臣,使之散扬演畅,被於简册。以行之四方,垂之万世,理化所出,其具在此。”(《辞中书舍人状》)应用文起源于尧舜是他根据有圣君就有应用文推断出来的。因为圣君要治理国家,治国的号令要使天下人周知,唯一的途径就是借“能言之士”通过文字传达,应用文是治理国家所必须的。”盖圣君难谕之情,将欲施於号令,得当世能言之士,然后是於文辞”(《谢中书舍人表》最早的应用文见於甲骨卜辞,是现今通行的说法,曾巩认为应用文的起源早于甲骨卜辞。这种说法还是可信的。其一,符合应用文为应用而产生的实际;其二,符合有文字便有文章的基本原理,据考古研究的资料表明,汉字历史可远溯到五六千年前。(节选自《应用写作》学术月刊1995年第1期《曾巩应用文论》)

  主要著作

  曾巩的思想属儒学体系,他赞同孔孟的哲学观点,强调“仁”和“致诚”,认为只要按照“中庸之道”虚心自省、正诚修身就能认识世界和主宰世界。在政治上他反对兼并政策,主张发展农业和广开言路。他在任地方官时,总是以“仁”为怀,“除其奸强,而振其弛坏;去其疾苦,而抚其善良”(《齐州杂诗序》)。由于他思想有一定局限性,因此,对王安石变法有些不同看法。他认为法愈密,则弊愈多。但是曾巩也不主张死守成法,他对在位者的因循苟且表示不满,提出“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战国策目录序》)的观点。主张在不失先王意旨的前提下,对法制作必要的改革。在行动上,他能够维护新法,在齐州为官时,能力行保甲之法,使州人安居乐业。 曾巩他师承司马迁、韩愈和欧阳修,主张“文以明道”,把欧阳修的“事信、言文”观点推广到史传文学和碑铭文字上。他在《南齐书目录序》中说:“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他强调只有“蓄道德能文章者”,才足以发难显之情,写“明道”之文。他的散文大都是“明道”之作,文风以“古雅、平正、冲和”见称。《宋史》本传说他“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他的议论性散文,剖析微言,阐明疑义,卓然自立,分析辨难,不露锋芒。《唐论》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援古事以证辩,论得失而重理,语言婉曲流畅,节奏舒缓不迫,可与欧阳修的《朋党论》媲美。他的记叙性散文,记事翔实而有情致,论理切题而又生动。著名的《墨池记》和《越州赵公救灾记》熔记事、议论、抒情于一炉,深刻有力,通情达理。他的书、序和铭也是很好的散文。《寄欧阳舍人书》和《上福州执政书》历来被誉为书简范文。叙事委婉深沉,语言简洁凝练,结构十分严谨。《战国策目录序》论辩人理,气势磅礴,极为时人所推崇。当西昆体盛行时,他和欧阳修等人的散文,一揖雕琢堆砌之风,专趋平易自然。王安石曾赞叹说:“曾子文章世稀有,水之江汉星之斗。”(《赠曾子固》)。苏轼也说:“醉翁门下士,杂从难为贤;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 曾巩也擅长写诗,有400余首传世。其诗或雄浑瑰伟,或委婉超逸,无不含义深刻,妙趣横生。《迫租》描绘了“今岁九夏旱,赤日万里灼”,“计虽卖强壮,势不旭弱”的惨状,发出“暴吏体宜除,浮费义可削”的呼声,与王安石的《兼并》诗有异曲同工之妙。绝句《西楼》、《城南》,清新隽永,具有王安石晚年诗作的风致。他的咏物诗多数富有新意,如《咏柳》诗:“乱条犹未变初黄,倚得东风势便狂。解把飞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以柳树隐喻奸臣和邪恶势力,形象逼真,寓意深刻,别开生面。曾巩的诗作,格调超逸,字句清新,但有些也存在宋诗言文言理的通病,又为其文名所掩,故不甚为人们所注意。 曾巩一生整理古籍、编校史书,也很有成就。《战国策》、《说苑》、《列女传》、《李太白集》和《陈书》等都曾经过他的校勘。《战国策》和《说苑》两书,多亏他访求采录,才免于散失。他每校一书,必撰序文,借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曾巩好藏书,珍藏古籍达20000多册;收集篆刻500卷,名为《金石录》。曾巩治学严谨,每力学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识其微,故能“上下驰骋,愈出而愈工”。其弟曾肇,说他的文章“一落纸,为人传去,不旬月而周天下,学士大夫手抄口诵,惟恐得之晚也”(曾肇《亡兄行状》,见《元丰类稿》卷末)。曾巩培养了一批名儒,陈师道、王无咎、曾肇和曾布受业于他。《宋元学案》云:“陈无己(师道)好学苦志.以文谒曾子固,子固为点去百十字,文约而义意加备,无己大服。” 曾巩的文章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南宋朱熹“爱其词严而理正,居尝诵习”。明代唐宋派散文家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清代的桐城派方苞、刘大槐、姚鼐和钱鲁斯等人都把他的文章奉为圭臬。《明史·王慎中传》载:“慎中为文,初主秦汉,谓东京之下无可取,已司欧、曾作文之法,乃尽焚旧作,一意师仿,尤得力于曾巩;顺之初不服,久亦变而从之。” 曾巩一生著述丰富,有《元丰类稿》50卷、《续元丰类稿》 40卷、《外集》10卷流行于世。另外,他还著有《卫道录》、《大学稽中传》、《礼经类编》、《杂职》、《宋朝政要策》、《诗经教考》等等。宋朝南渡后,《续稿》、《外集》散佚不传,今仅存《元丰类稿》 50卷。又世传《隆平集》30卷旧题曾巩撰,前人考订系出于伪托。

  【校藏书籍

  一生整理古籍、编校史书,也很有成就。《列女传》、《李太白集》和《陈书》等都曾经过他的校勘。任职于史馆时,埋头整理《战国策》、《说苑》两书,多亏他访求采录,才免于散失。他每校一书,必撰序文,借以“辨章学术,镜考源流”。并校订《南齐书》、《梁书》、《陈书》三史。在编校古书时所作的目录序,如《战国策·目录序》、《烈女传·目录序》、《新序·目录序》等,为人所称道。清代学者方苞论其“南丰之文,长于道古,故序古书尤佳。”此类书跋,风格上模仿刘向、刘歆,写得醇实简洁,能从简驭繁。所作散文含蓄典重,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极嗜藏书,从政之便,广览博收。周密《齐东野语》记其“藏书之富,曾南丰及李氏山房皆一、二万卷,其后厄于兵火”。珍藏古籍达两万多册;收集篆刻五百卷,名为《金石录》。著作有《元丰类稿》、《续元丰类稿》、《隆平集》、《外集》等。其弟曾肇(1046~1108),字子开,官吏部侍郎。与其志趣相同,平居亦无所嗜,唯藏书万余卷,手自校雠。著述有《曲阜集》、《奏议》。

  【作品介绍】

  先道而后文

  曾巩是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他在当代和后代古文家的心目中地位是不低的。他的成就虽然不及韩、柳、欧、苏,但有相当的影响。

  曾巩为文主张是接近欧阳修的。先道而后文,但比欧阳修更侧重于道。在《答李沿书》里他说:辱示书及所为文,……足下自称有悯时病俗之心,信如是,是足下之有志乎道,而予之所爱且畏者也。末曰其发愤而为词章,则自谓浅俗而不明,不若其始思之锐也。乃欲以是质乎予。夫足下之书始所云者,欲至乎道也;而所质者,则辞也。无乃务其浅、忘其深,当急者反徐之欤?夫道之大归非他,欲其得诸心,充诸身,扩而被之天下国家而已,非汲汲乎辞也。其所以不已乎辞者,非得已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此其所以为孟子也。

  此外,在《与王向书》、《回傅权书》中也有类似的见解。先道德而后辞章,这是曾巩的一贯主张。也许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曾巩的文章同韩、柳、欧、苏各家相比,便显得质朴少文。韩、欧诸公虽也说过先道后文一类的话,但他们毕竟还是重视文采,曾巩则不很讲求文采。

  自然淳朴

  当然,曾巩虽然不讲文采,而文章却写得自然淳朴,自成一家。这是曾巩文章的特色。这特色体现在几个不同的方面。首先是论事之文写得纡余委备,委婉曲折,与欧阳修近似。其次,曾巩文章虽质朴少文,然亦时有摇曳之姿,纵横开合,有如韩愈。赠序之文,尤有特点。例如《赠黎安二生序》一开始说:苏轼"自蜀以书至京师遗予,称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携其文数十万言,安生携其文亦数千言,辱以顾予“。然后说,读了他们的文章,认为:"二生固可谓魁奇特起之士,而苏君固可谓善知人者也。"再说下去,便说到黎生将行,求曾巩赠言,以"解惑于里人“。于是曾巩乃大发议论如下:予闻之自顾而笑。夫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之所以困于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为笑于里之人;若予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归],且重得罪,庸讵止于笑乎?然则若予之于生将何言哉?谓予之迂为善,则其患若此;谓为不善,则有以合乎世必违乎古,有以同乎俗必离乎道矣。生其无急于解里人之惑,则于是焉必能择而取之。遂书以赠二生并示苏君以为何如也。像这样的笔墨虽然不及韩愈的赠序那样纵横变化,故作姿态;却也写得曲折尽意,很有波澜。而且语出自然,无造作之迹,这一点又近似欧阳修。再有,曾巩的文章又是善于记叙的,其特点是条理分明,无不达之意。例如《越州赵公救灾记》,写知越州的赵公"前民之未饥,为书问属县"云:灾所被者几乡?民能自食者有几?当廪于官者几人?沟防构筑可僦民使治之者几所?库钱仓粟可发者几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几家?僧道士食之羡粟书于籍者其几具存?使各书以对,而谨其备。还有,曾巩为文,一般说来,是长于记叙、不多写景的,例如《醒心亭记》、《游山记》等,几乎不写景物。但有的文章也极刻画之工,如《道山亭记》即是一例:其路在闽者,陆出则厄于两山之间,山相属,无间断,累数驿乃一得平地。小为县,大为州,然其四顾亦山也。其途或逆坂如缘絙,或垂崖如一发,或侧径钩出于不测之溪。土皆石芒峭发,择然后可投步。负戴者虽其土人犹侧足然后能进,非其土人,罕不踬也。其溪行,则水皆自高泻下,石错出其间,如林立,如士骑满野,千里上下,不见首尾。水行其隙间,或衡缩蟉糅,或逆走旁射,其状若蚓结,若虫镂,其旋若轮,其激若矢。舟溯沿者,投便利,失豪分,辄破漏。虽其土长川居之人,非生而习水势者,不敢以舟楫自任也。其水陆之险如此。这段文字是写道山亭所在之地的山川之险的,形容刻画,可谓精工。同柳宗元山水诸记相比,自有特色。 由此看来,曾巩为文虽少景物描写,却并非不能,而是不为。偶一为之,也能臻于极妙之境。

  此外,曾巩还有一些论及学术、艺术的文章,例如《战国策目录序》、《宜黄县学记》、《墨池记》等,纵论古今,更多学者气息。

  简奥而不晦

  《宋史》本传论及曾巩的文章:"曾巩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谓难矣。"这一评语,比较切合曾巩文章的实际。"纡徐简奥“,概括了主要特点。

  曾巩生前与身后,都不曾以诗见称。但他一生作诗也并不少。而且有些诗中还抒发了不见于文的思想和情感。在文章里,曾巩不像欧阳修那样指陈时弊,而在诗中却有所涉及。例如《胡使》诗云:南粟鳞鳞多送北,北兵林林长备胡。胡使一来大梁下,塞头弯弓士如无。折冲素恃将与相,大策合副艰难须。还来里闾索穷骨,斗食尺衣皆北输。中原相观双失色,胡骑日肥妖气粗。九州四海尽帝有,何不用胡藩北隅?

  这样的言语,在曾巩的论政之文中不曾有过。"斗食尺衣皆北输“,"胡骑日肥妖气粗“,这是对北宋朝廷刮民髓赍盗粮的苟安政策的生动概括。剥夺百姓的衣食,养肥入侵的军马。这是十分令人痛心的事,曾巩循循儒者,于此也不能不慨乎言之。

  曾巩还有《追租》一诗,其中有句云:"赤日万里灼“,"禾黍死硗确“。"饥羸乞分寸,斯须死笞缚“。"公卿饱天禄“,"每肆诛求虐“。这是说天旱民饥,而官方不恤。曾巩在这里颇有为民请命之意。最后说:"试起望遗村,霾风振墟落“,面对民间疾苦,曾巩是无能为力的。

  曾巩一生,历任地方官职,鞠躬尽瘁,似乎没有什么抱怨。几次上书,皆以侍亲为言。但在诗中,有时也微露不满。例如《东轩小饮呈坐中》云:二年委质系官次,一日偷眼看青山。念随薄禄闲垂首,似见故人羞满颜。及门幸得二三友,把酒能共顷刻间。海鱼腥咸聊复进,野果酸涩谁能删。谈剧清风生尘柄,气酣落日解带镮。瑰材壮志皆可喜,自笑我拙何由攀。高情坐使鄙吝去,病体顿觉神明还。简书皇皇奔走地,管库碌碌尘埃间。功名难合若捕影,日月遽易如循环。不如饮酒不知厌,欲罢更起相牵扳。

  又如《人情》诗云:人情当面蔽山丘,谁可论心向白头!天禄阁非真学士,玉麟符是假诸侯。诗书落落成孤论,耕钓依依忆旧游。早晚抽簪江海去,笑将风月上扁舟。

  在这样一些诗里,曾巩流露了更真切的情感。曾巩不是诗人,但在诗里却更体现了他的"全人“。总的看来,曾巩一生,政治表现不甚突出。《宋史》本传说“吕公著尝告神宗以巩为人行义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

  综观曾巩一生,历任州郡官吏十几年,在京师作官的时间不多。从他的一些政论文章看,如《唐论》、《书魏郑公传后》、《熙宁转对疏》、《自福州召判太常寺上殿札子》、《移沧州过阙上殿札子》等,并没有突出的政治见解。其主要观点是泛称三代之制,称赞后周和唐初的贞观之治,而对于宋代的政治却没有多少条陈和建议,与范、欧诸公不同。他在《移沧州过阙上殿札子》中对于宋朝的现状还是相当称赞的。他说:

  盖远莫懿于三代,近莫盛于汉唐,然或四三年,或一二世,而天下之变不可胜道也。岂有若今五世六圣、百有二十余年,自通邑大都,至于荒陬海聚,无变容动色之虑萌于其心,无援桴击柝之戒接于耳目。臣故曰:生民以来未有如大宋之隆也。

  又说:

  今陛下履祖宗之基,广太平之祚,而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则宋兴以来,全盛之时,实在今日。 由此可见,曾巩对于当时的政治不仅没有任何不满,而且推崇备至,当然也就不曾提出改革的意见。

  在这以前,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参知政事,推行新法,当时曾巩出守越州,其后转徙六郡,在外十二年。对于熙宁新法,也没有发表过具体意见。只是在《过介甫归偶成》诗中说过:"心交谓无嫌,忠告期有补,直道讵非难,尽言竟多迕。知者尚复然,悠悠谁可语。"观此,则两人过去言谈之间,可能有过意见分歧。还有,其《与介甫第二书》也说:"比辱书,以谓时时小有案举,而谤议已纷然矣。足下无怪其如此也。"又说:"谤怒之来,诚有以召之,故曰:足下无怪其如此也。虽然,致此者岂有他哉?思之不审而已矣。"由此看来,在政治上二人是有分歧的。

  总的看来,曾巩一生,政治表现不甚突出。《宋史》本传说"吕公著尝告神宗以巩为人行义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这话可能有些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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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宋八大家简介 篇8

  王安石——笔力简而健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谥文,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汉族,北宋抚州临川人(今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邓家巷人),中国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称赞王安石:“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传世文集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其诗文各体兼擅,词虽不多,但亦擅长,且有名作《桂枝香》等。而王荆公最得世人哄传之诗句莫过于《泊船瓜洲》中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个人恩怨】

  说到苏东坡的政敌,最难措辞的莫过于王安石了,然而事实上又绝对无法回避王安石,因为两人不但分属两个政治营垒,又是上下级关系,而且彼此之间还有纠缠不清的私人恩怨。王安石去世后,中书舍人苏轼为其撰《王安石赠太傅》的"制词",足见关系的不一般。

  东坡一入仕途就陷入了新旧党争,他的父亲和弟弟、他敬爱的朝中元老、他的亲朋好友,几乎无一不是站在旧党一边的。当然,更重要的是东坡本人的政治观念与新法南辕北辙,他的学术思想也与新学格格不入,忠鲠谠直的他不可能违心地对方兴未艾的新政沉默不言,他势必要成为新党的政敌,也势必要与新党党魁王安石发生冲突。

  苏洵与王安石素不相协,嘉祐年间苏洵以文章名动京师,王安石却未有一言褒奖。王安石的母亲去世,朝中大臣纷纷前去吊唁,苏洵独不前往。东坡对其父写《辨奸论》是不以为然的,认为有些话说得太过分。东坡对王安石的文才也非常赞赏,曾称道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实录》为本朝史书中写得最好的。

  但是东坡对王安石好为大言诡论的行为非常不满,曾在祭刘敞的祭文中予以讥刺。熙宁二年(1069),东坡上疏论贡举之法不当轻改,神宗非常重视,当天就予接见,然后又想让东坡修中书条例,王安石阻拦并力荐吕惠卿。同年,东坡为国子监举人考官,策题以历史上君主独断或兴或亡之事为问,王安石大为不悦。神宗又想让东坡修起居注,王安石却说东坡不是“可奖之人”。神宗说东坡文学出众,为人亦平静,司马光、韩维等大臣都称道之。王安石回答说东坡是“邪险之人”,还说1066年东坡遭父丧时,韩琦等赠送赙金不受,却利用运丧的官船贩卖苏木入蜀,还说此事是人所共知,所以东坡虽有才智和名望,但只能当个通判,不可大用。

  然而王安石却绝非奸佞小人,他与苏东坡的矛盾仅仅是政治观念的不同,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当然要打击,排斥清洗反对派,但也仅仅是将其降职或外放,从不罗络罪名陷害对手,也从未企图将对方置于死地。甚至,当“乌台诗案”发生时,已经辞官的王安石还挺身而出上书皇帝,营救朋友兼政敌苏东坡,直言“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要知道王安石与苏东坡长期政见不和,而苏东坡却正是因为蔟击新政而罹祸,王安石却能摒弃私见主持公道。更何况,当时不但苏轼本人已经屈打成招,就连他自己的许多亲朋好友都噤若寒蝉,无人敢为苏东坡说一句话,而王安石这时却是一个被皇帝和百官厌弃的人,此时他受尽攻击遍体鳞伤,又痛失爱子家破人亡,一人孤独在家独守贫寒,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冒险在苏东坡的亲友都不敢为他说话时上书皇帝为他申冤,正因为个人品德高尚,所以他可以不顾个人好恶宁肯冒着危险在别人都不敢为苏轼说话,甚至连其亲朋好友都不敢为其说话时在自己失势的情况下仍然挺身而出为苏轼向皇帝直言鸣冤,真可谓高风亮节!

  同样,苏轼对王安石的不满也仅仅限于政治观念上,苏东坡不但在王安石落难之后写诗给他,说“从公已觉十年迟”,而且在代宋哲宗所拟的敕书中,高度评价自己的这位政敌,说正因为天意要托付“非常之大事”,才产生王安石这样的“希世之异人”,并称赞他“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期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

  此外,王安石的品行不论是他的敌人还是朋友都十分敬佩,无话可说。王安石质朴,节俭,博学多才,在当时士大夫中有极高威望,且是历史上惟一不坐轿子不纳妾,死后无任何遗产的宰相。

  【介绍】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晚号半山,谥号“文”,世称王文公,自号临川先生,晚年封荆国公,世称临川先生又称王荆公,江西临川延寿乡(今东乡县黎圩镇上池村)人,中国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王安石变法对北宋后期社会经济产生很深的影响,已具备近代变革的特点,王安石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精神推动改革,力图革除北宋存在的积弊,推行一系列措施富国强兵,是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在文学上具有突出成就,是唐宋时期八大家之一,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苏轼、苏洵、苏辙、欧阳修、王安石、曾巩。

  其诗“学杜得其瘦硬”,擅长于说理与修辞,善于用典故,风格遒劲有力,警辟精绝,也有情韵深婉的作品。 著有《临川先生文集》,现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著名散文《游褒禅山记》。

  【为官经历

  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王安石以进士第四名及第,历任签书淮南(江苏省扬州市)节度判官厅公事、知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事、舒州(今安徽省安庆市)通判,旋又外调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公事[江西、安徽一带],江宁知府(江苏省南京市)。多年的地方官经历,王安石认为宋朝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革除宋朝存在的积弊。以历史上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于覆灭的事实为例,王安石大声疾呼:“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不然,汉亡于黄巾,唐亡于黄巢的历史必将重演,宋王朝也必将走上覆灭的道路,宋朝一批士大夫期待王安石能早日登台执政。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以博学善文见称的福建浦城才子章悦为谋士,以曾布、邓润甫、章惇、章衡、蔡确、吕惠卿等为变法派的中坚力量。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王安石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执政前就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坚持他的这一见解,“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而“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趋农为急”。在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认为,要发展生产,首先是“去(劳动者)疾苦、抑兼并、便趣农”,把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收成好坏就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天。要达到这一目的,政府需制定相应的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从上到下的改革。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诸如农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输、市易、免行钱、矿税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王安石亲自撰写《周礼义》、《书义》、《诗义》,即《三经新义》,也称“荆公新学”,为学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多年地方官经历,王安石认识宋朝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革除宋朝存在的积弊,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熙宁初,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从之臣的身份,同年轻的宋神宗议论治国之道,深得宋神宗赏识。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然而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特别是由于变法的设计者王安石与变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变法的问题上产生分歧,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其子王雱的病故,王安石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当他听到免役法也被废除时,不禁悲愤地说:“亦罢至此乎!”不久便郁然病逝。

  【出生

  王安石出身于临江军(今江西樟树),生活在地方官家庭,自幼聪颖,读书过目不忘。而且他从小随父宦游南北各地,更增加了社会阅历,开阔了眼界,目睹了人民生活的艰辛,对宋王朝“积弱”的局面有了一定的感性认识,青年时期便立下了“矫世变俗”之志。在他进入仕途地方官吏时,能够关心民生疾苦,多次上书建议兴利除弊,减轻人民负担。由于较长时期接触了解社会现实,对北宋中期隐伏的社会危机有所认识,“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庆历二年(1042年)三月,考中进士,授淮南节度判官。之后调任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为人正直,执法严明,为百姓做了不少有益的事。组织民工修堤堰,挖陂塘,改善农田水利灌溉,便利交通。在青黄不接时,将官库中的储粮低息贷给农户,解决百姓度荒困难。1058年冬,王安石改任三司度支判官。嘉佑三年(1058)《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法度必须改革,以求其能“合于当世之变”,要求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抑制大官僚、大地主的兼并和特权,推行富国强兵政策。王安石认为变法的先决条件是培养人才,因此王安石改革科举制度,改革取士。废明经,设明法科。进士科不考诗赋考时务策,整顿太学,唯才是举,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

  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较好的教育。

  【改革运动

  公元1067年宋神宗继位,起用王安石为江宁知府,旋即诏为翰林学士兼侍讲,为摆脱宋王朝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危机以及辽、西夏不断侵扰的困境,1068年,神宗召王安石“越次入对”,王安石即上书主张变法。次年任参知政事,主持变法。为指导变法的实施,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物色了一批拥护变法的官员参与制订新法。

  1070年王安石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同宰相,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法,开始大规模的改革变法运动。所行新法在财政方面有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在军事方面有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等。同时,改革科举制度,为推行新法培育人才。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地主和豪商对农民的压迫,促进了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国家财政状况有所改善,军事力量也得到加强。王安石大胆地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振聋发聩的政治思想,王安石积极倡导和推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变革。王安石两度为相 ,发动和领导了举世闻名的`“熙宁变法”运动。这场变法,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机,以“理财”、“整军”为中心,涉及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各个方面,是中国古代史上继商鞅变法之后又一次规模巨大、威武雄壮的社会变革运动。

  改革变法触及官僚、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激烈反对。加上在实施过程中一些官吏借机敲诈盘剥,王安石处于“众疑群谤”之中,宋神宗迫于皇亲贵戚和反对新法大臣的压力,于1074年四月接受王安石辞去相位,再任江宁知府。次年虽又起用为相,但因新法派内部分裂及保守派的挑拨离间,至熙宁九年十月再次罢相,出任江南签判,次年隐退江宁,过着闲居生活。

  1085年,哲宗即位,年仅十岁,由太皇太后高氏临朝听政,启用反对变法的司马光为相,废除了大多数新法。王安石于翌年四月去世,葬于江宁半山园。王安石晚年封荆国公,世称王荆公、王文公、临川先生。死后被追封为 “太傅”;绍圣年间,赐谥号为 “文”,配享神宗的庙庭;徽宗时,又配享文宣王庙。而钦宗时,皇帝下诏停止他文宣王庙配享。高宗采纳赵鼎、吕聪的意见,削去了其“舒王”的封号。

  王安石执政敢做敢为,矢志改革,王安石把“新故相除”看做是自然界发展变化的规律,以“天变不足畏、祖宗 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大无畏精神推动改革变法。这些进步思想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也闪烁着夺目的光彩。其散文

  长于说理,言简意深,笔力雄健,见识超群;诗词则 遒劲清新,豪气纵横,对宋初形式化的文风是有力的冲击,对豪放派诗词有直接影响。其著作极为丰富,存世的有《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三经新义》(残卷)、《唐宋百家诗选》、《诗义钩沉》等。

  王安石从小在外,为官四处奔波,但对家乡有着一股挚情,几次回乡探亲,对家乡的亲朋好友,名胜古迹,写了许多诗文、书信、墓志,表达了他热爱家乡的思想感情。家乡人民也对他有着深深的景仰和怀念,许多地名都是为纪念他而取的,家乡学者著书撰文,为王安石辩诬:南宋金溪陆九渊在《荆公祠堂祀》中盛赞其人品高尚,贬斥了王安石的政敌;清代金溪蔡上翔,穷毕生精力撰写《王荆公年谱考略》,以辩宋史之诬。

  【生平

  庆历二年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签书淮南东路(治所在今江苏扬州)节度判官公事、鄞县(今浙江宁波鄞州区)知县。舒州(今安徽安庆)通判、江南东路(在今江浙一带)刑狱。治平四年(1067(丁未年))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逝于江宁(今江苏南京)钟山,谥号“文”,故世称王文公。是唐宋著名八大家之一。

  王安石变法

  由于深得宋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进行变法。王安石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并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在改革中,他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虽然强调了政府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推动改革变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1074年)第一次罢相。次年复拜相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于熙宁九年(1076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

  变法内容

  北宋王安石于宋神宗熙宁年间进行的改革。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宋神宗赵顼即位。神宗立志革新,熙宁元年(1068年)四月,召王安石入京,变法立制,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 王安石建立一个指导变法的新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条例司撤销后,由司农寺主持变法的大部分事务。曾布、吕惠卿等人参与草拟新法。这些新法按照内容和作用大致可以分为理财、军事、教育等措施,其具体内容如下:

  1.理财措施

  最重要的是“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2.限制大商人

  供应国家需要和限制大商人的政策,主要是均输法、市易法和免行法。

  3.均输法

  熙宁二年七月,颁行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由发运使掌握六路的财赋情况,斟酌每年应该上供和京城每年所需物资的情况,然后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从便变易蓄买”,贮存备用,借以节省价款和转运的劳费。均输法夺取了富商大贾的部分利益,同时也减轻了纳税户的许多额外负担。

  4.市易法

  熙宁五年三月,颁行市易法。在开封设置市易务。市易务根据市场情况,决定价格,收购滞销货物,待至市场上需要时出售,商贩可以向市易务贷款,或赊购货物。后又将开封市易务升为都提举市易司,作为市易务的总机构。市易法在限制大商人垄断市场方面发挥了作用,也增加了朝廷的财政收入。

  5.免行法

  熙宁六年七月,正式颁行免行法。免行法规定,各行商铺依据赢利的多寡,每月向市易务交纳免行钱,不再轮流以实物或人力供应官府。

  6.发展农业生产

  调整国家、地主和农民关系的政策以及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有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和农田水利法。

  7.青苗法

  熙宁二年九月,颁布青苗法。规定以各路常平、广惠仓所积存的钱谷为本,其存粮遇粮价贵,即较市价降低出售,遇价贱,即较市价增贵收购。其所积现钱,每年分两期,即在需要播种和夏、秋未熟的正月和五月,按自愿原则,由农民向政府借贷钱物。收成后,随夏、秋两税,加息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归还谷物或现钱。青苗法使农民在新陈不接之际,不至受“兼并之家”高利贷的盘剥,使农民能够“赴时趋事”,但具体实施中一些官吏强制借贷,借机敲诈盘剥。

  8.募役法

  熙宁四年颁布实施。募役法(免役法)规定由州、县官府出钱雇人应役。各州、县预计每年雇役所需经费,由民户按户等高下分摊。募役法使原来轮流充役的农村居民回乡务农,原来享有免役特权的人户不得不交纳役钱,官府也因此增加了一宗收入。

  9.方田均税法

  熙宁四年(1071年)八月由司农寺制定《方田均税条约》,分“方田”与“均税”两个部分。“方田”是每年九月由县长举办土地丈量,按土塙肥瘠定为五等,“均税”是以“方田”丈量的结果为依据,制定税数。方田均税法清出豪强地主隐瞒的土地,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也减轻了农民负担,同时却严重损害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他们强烈反对。

  10.农田水利法

  熙宁二年颁布。条约奖励各地开垦荒田,兴修水利,修筑堤防圩岸,由受益人户按户等高下出资兴修。在王安石的倡导下,一时形成“四方争言农田水利”的热潮。北方在治理黄、漳等河的同时,还在几道河渠的沿岸淤灌成大批“淤田”,使贫瘠的土壤变成了良田。

  稳定国家秩序,这一方面属于军事措施。巩固国家秩序和整顿、加强军队的措施,有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以及建立军器监等。

  11.将兵法

  作为“强兵”的措施,王安石一方面精简军队,裁汰老弱,合并军营,另一方面实行将兵法。自熙宁七年始,在北方挑选武艺较高、作战经验较多的武官专掌训练。将兵法的实行,使兵知其将,将练其兵,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12.保甲法

  熙宁三年颁行。各地农村住户,不论主户或客户,每十家(后改为五家)组成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凡家有两丁以上的,出一人为保丁。农闲时集合保丁,进行军训;夜间轮差巡查,维持治安。保甲法既可以使各地壮丁接受军训,与正规军相参为用,以节省国家的大量军费,又可以建立严密的治安网,把各地人民按照保甲编制起来,以便稳定国家秩序。

  13.改革教育制度

  王安石等变法派还改革了科举制,整顿了各级学校,为社会培养需要的人才。王安石在变法在教育上的措施主要有改革科举制度、整顿太学和在州郡广设学校。

  熙宁四年(1071年),颁布改革科举制度,废除以空洞的华而不实的诗赋词章取士的旧制,恢复以《春秋》,三传明经取士。即要求考生联系当前实际采取参加经义策论的考试。这就把科举的立足点放在选拔具有经纶济世之志和真才实学的天平上,从而扩大了考选名额,使一大批新进之士取代反对改革的旧官。同年秋,实行分上、中、下三班不同程度进行教学的太学三舍法制度。

  王安石变法时改革科举制度。废除明经诸科,进士科不再考诗赋,专考经义和时务策。设明法科,专考律令、断案等。旧有的科举取士之不能满足国家治理的需要,与社会实际脱节。王安石的这一改革,主要目的是纠正过去的缺陷,选拔一些通经术、明时务的人才为国家治理服务,以便由此选拔的人才能够更好的为变法服务。

  变法影响

  王安石变法以“富国强兵”为目标,从新法实施,到守旧派废罢新法,前后将近15年时间。在此期间,每项新法在推行后,基本上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使豪强兼并和高利贷者的活动受到了一些限制,使中、上级官员、皇室减少了一些特权,而乡村上户地主和下户自耕农则减轻了部分差役和赋税负担,国家也加强了对直接生产者的统治,增加了财政收入。各项新法或多或少地触犯了中、上级官员、皇室、豪强和高利贷者的利益,司马光当政时,最终新法被罢废。不久,因为中央财政资金不足,经司马光提议,荆公的变法条目部分得以恢复。

  王安石变法和20世纪30年代美国新政同为世界经济史上影响巨大的事件。1000年来,对于王安石变法的巨大历史意义,后人的认识越来越深刻,世界上对王安石进行积极评价的人也越来越多,不少人对王安石变法对当代的启示意义给予全面评价。王安石变法和新政农业政策之间的联系,,少有人给予像美国新政农业部长华莱士对之的关注。在华莱士看来,王安石变法所要解决的问题,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同样面临的问题;王安石变法的措施,新政农业政策同样可以借鉴。

  1944年,华莱士访华期间,有关的报道写道:“华氏研究中国历史,对于吾国王安石之农政,备致推崇,迭次言论中皆有向往之词。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参观新疆女子学院时,图书室中适有一部《王临川全集》。王世杰罗家伦两氏,因示华氏以该书。华氏谓彼曾研究过王安石,但在全集中一定还有彼所不曾知道的文章。王氏因语此书中不畏天变、不畏祖宗之法等语,谓王安石整个精神,只是不畏任何阻力。华氏答称:余于此颇悉。离院时向诸生演说,因即量诸生记取王荆公的话,不畏天灾,不畏任何阻力,效法蒋委员长,克服一切困难。在与王主任世杰及盛主席夫妇、罗监察使家伦等闲谈中,亦询及我宋代政治家王安石之有关各节,华氏誉王安石中国历史上推行“新政”之第一人;并请王主任可能搜集有关王安石之事迹,并访得其后人。在沈部长欢宴席上,华氏重复提到王安石,并进而以现时代眼光与当时情形相较恒,发为一种乐观的期待。”

  华莱士为什么对王安石评价如此高?在他看来,罗斯福时代的美国与王安石时代的中国经济形势非常相似,一方面出现农产品过剩,一方面由于美国农业信贷系统本身为垄断集团所把持,一般农民无法取得贷款,土地被地主收回,生计日窘,只有通过政府向人民提供贷款,使农民们能够尽快找到生计,才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王安石的良好立法在古代皇权时期不能实现,但是在当代可以成为现实。1930年正值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时任农业部长的华莱士仿照王安石的青苗法,在美国建立常平仓(中国古代储备粮荒平抑粮价的政府粮仓),一方面实施农业贷款,一方面收购多余的物资和粮食食品,免费发给城市人民,不但解决了粮荒问题 ,还保证了粮食物资价格的稳定,为美国度过经济大萧条起了重要的作用。某种程度上讲,是王安石拯救了饥饿的美国农民。

  变法成果

  熙宁六年(1073),在王安石指挥下,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王韶率军进攻吐蕃,收复河(今甘肃临夏)、岷(今甘肃岷县)等五州的作战。宋军收复5州,拓地2000余里,受抚羌族30万帐,建立起进攻西夏地区的有利战线。

  【诗歌点评

  从诗体说来,王安石的古体诗虽然多用典故,好发议论,但像《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颖,充满着情感和丰富的想象。律诗则用字工稳,对偶贴切,但有时亦不免失于过分雕琢。五绝和七绝尤负盛誉,“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寒厅诗国话》),“荆公绝句妙天下”(《艇斋诗话》)。他的诗对当代和后世都有影响,被称为“王荆公体”(严羽《沧浪诗话》)。

  金陵怀古,诸公寄调桂枝香者三十余家,惟王介甫为绝唱。东坡见之,叹曰:“此老乃野狐精也!”作:“登临送目,正故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其中,不少是在变法途中写的,来激励自己。

  【恳辞入朝

  皇祐三年(1051),任舒州通判,颇有政绩。宰相文彦博推荐他为群牧判官,先仕常州知州,后出任江东刑狱提典。嘉祐三年(1058)任度支判官时,向宋仁宗上万言书,对官制、科举以及奢靡无节的颓败风气作了深刻的揭露,请求改革政治,加强边防,提出了“收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理财原则,但并未引起朝廷的重视。不久朝廷任命他入直集贤院,同修起居注,他不愿任此闲职,固辞不就,遂改任知制诰,替皇帝起草诏令文告,纠察在京刑狱,因言忤旨意,难以在朝为官,于嘉祐八年(1063)八月以母病为由辞官回江宁守丧。英宗即位后(1063年—1066年),屡召王安石赴京辞入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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