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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是哪个朝代的

时间:2018-05-16 文心雕龙 我要投稿

文心雕龙是哪个朝代的

  《文心雕龙》作者是刘勰,对于《文心雕龙》大家了解的有多少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关于《文心雕龙》相关内容,希望能帮助到你。

  文心雕龙是哪个朝代的

  《文心雕龙》是中国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xié)创作的一部理论系统、结构严密、论述细致的文学理论专著。成书于公元501~502年(南朝齐和帝中兴元、二年)间。它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体大而虑周”(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篇》)的文学理论专著。 刘勰《文心雕龙》的命名来自于黄老道家环渊的著作《琴》。其解《序志》云:“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环渊)《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

  全书共10卷,50篇(原分上、下部,各25篇),以孔子美学思想为基础,兼采道家,认为道是文学的本源,圣人是文人学习的楷模,“经书”是文章的典范。把作家创作个性的形成归结为“才”、“气”、“学”、“习”四个方面。《文心雕龙》还系统论述了文学的形式和内容、继承和革新的关系,又在探索研究文学创作构思的过程中,强调指出了艺术思维活动的具体形象性这一基本特征,并初步提出了艺术创作中的形象思维问题;对文学的艺术本质及其特征有较自觉的认识,开研究文学形象思维的先河。全面总结了齐梁时代以前的美学成果,细致地探索和论述了语言文学的审美本质及其创造、鉴赏的美学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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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介绍

  《文心雕龙》共10卷,50篇。分上、下部,各25篇。全书包括四个重要方面,由刘勰(xié)在江苏省镇江市南山写下。上部,从《原道》至《辨骚》的5篇,是全书的纲领,而其核心则是《原道》《徵圣》《宗经》3篇,要求一切要本之于道,稽诸于圣,宗之于经。从《明诗》到《书记》的20篇,以“论文序笔”为中心,对各种文体源流及作家、作品逐一进行研究和评价。在有韵文为对象的“论文”部分中,以《明诗》《乐府》《诠赋》等篇较重要;在无韵文为对象的“序笔”部分中,则以《史传》《诸子》《论说》等篇意义较大;下部,从《神思》到《物色》的20篇(《时序》不计在内),以“剖情析采”为中心,重点研究有关创作过程中各个方面的问题,是创作论。《时序》《才略》《知音》《程器》等4篇,则主要是文学史论和批评鉴赏论。下部的这两个部分,是全书最主要的精华所在。以上四个方面共49篇,加上最后叙述作者写作此书的动机、态度、原则,共50篇。

  主导思想

  《文心雕龙》提出的“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隐之为体义主文外”“文外之重旨”“使玩之者无穷,味之者,不厌”等说法,虽不完全是刘勰的独创,但对文学语言的有限与无限、确定性与非确定性之间相互统一的审美特征,作了比前人更为具体的说明。刘勰还看到,诗文的内容不是一般经典的道与理,而是和理、志、气相联系的“情”,其形式不是一般的言,而是和“象”与“文”相结合的有“采”之言。两者的关系是:“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它们相辅相成,形成质文统一的完美的艺术。而这种统一在创作过程中是通过“神思”达到的。“神思”是刘勰继《文赋》之后,对形象思维的进一步探索。刘勰看到了它本质上是一种自由的想象活动,对之作了生动的描绘,说:“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在他看来,“神思”虽受理的支配,但不象抽象的逻辑思维那样受着概念的规定,而是“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与物、象、言相结合,始终在感性形象中运动,并伴随着主体情感的体验和自由抒发。书中说“夫神思方远。万涂竟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认为语言文学既再现着客体的物貌,又抒发着主体的情与理、志与气。所以,刘勰侧重从“体性”来划分文学的风格,即所谓“才情异区,文体繁说”。刘勰对文学的形式也给予了极大的重视。从语言文学的角度总结了平衡、对称、变化统一等形式美的规律。

  儒家中庸原则是贯穿《文心雕龙》全书的基调。刘勰提出的主要的美学范畴都是成对的,矛盾的双方虽有一方为主导,但他强调两面,而不偏执一端。文中提出“擘肌分理,唯务折衷”,在对道与文、情与采、真与奇、华与实、情与志、风与骨、隐与秀的论述中,无不遵守这一准则,体现了把各种艺术因素和谐统一起来的古典美学理想。刘勰特别强调同儒家思想相联系的阳刚之美,表现出企图对齐、梁柔靡文风进行矫正的倾向。他关于“风骨”的论述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点,对后世发生了重要影响。

  以儒道思想为核心,《文心雕龙》中虽然也有某些思想的影响,但构成它的文学思想纲领及核心的,则是儒家道家的思想。它并不否认物质世界存在的真实性,却认为在客观现实世界之外,有一个先天地而生的“道”或“神”。这个“道”或“神”是决定客观世界一切变化的无形的、最终的依据。刘勰认为“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原道》),正是圣人著述经典的根本原则。“神道设教”语出《易·观·彖》:“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把超自然的、人格化的“神”及其在现实中的代理人帝王,视作理所当然的最高权威。根据这一见解,《文心雕龙》不仅进一步发展了荀子、特别是扬雄以来的“原道”“宗经”“徵圣”的观点,并且将它贯穿到《文心雕龙》一书的.一切重要方面,成为他立论的根本依据,给他的理论染上了一层经学色彩而且带来了许多局限性。例如,他认为一切种类的文章都是经典的“枝条”。对当时的各种应用文都设有专目论述,却对正在形成的小说不屑一提。

  但是,《文心雕龙》在论述具体的文学创作活动时,却抛弃了经学家的抽象说教,表现了朴素的唯物主义的文学观;而且,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文学的特点和规律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精湛透辟的见解,富于独创性。因此它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文学史观

  《文心雕龙》的文学史观,认为文学的发展变化,终归要受到时代及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所谓“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时序》),把已往这一方面的理论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同时,刘勰也很重视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在《通变》篇中,他根据扬雄关于“因”“革”的见解所提出的“通变”,即文学创作上继承和革新的关系。他要求作家要大胆的创新:“日新其业”,“趋时必果,乘机无怯”。只有不断的创新,即《文心雕龙》所说的“变”,文学创作才会得到不断的发展:“变则其(可)久”(《通变》)“异代接武,莫不参伍以相变,因革以为功”(《物色》)。但它又强调任何“变”或创新都离不开“通”,即继承。所谓“通”,是指文学的常规:“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文学创作只有通晓各种“故实”,才会“通则不乏”(《通变》),“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后能孚甲新意,雕画奇辞。昭体故意新而不乱,晓变故辞奇而不黩”(《风骨》)。“新意”和“奇辞”的创造,都是离不开“通”,即继承的。不然,“虽获巧意,危败亦多。”因此,只有将“通”与“变”,“因”与“革”很好地结合和统一起来,文学创作才有可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通变》),获得长足的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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