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第三十二
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发愤且卒。而子迁适反，见父於河、洛之间。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予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於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予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予死，尔必为太史。为太史，毋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於事亲，中於事君，终於立身。扬名於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也。夫天下称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风，达大王、王季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馀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义士，予为太史而不论载，废天下之文，予甚惧焉，尔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不敢阙”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史记石室金鐀之书。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历始改，建於明堂，诸神受记。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至於今五百岁，有能绍而明之，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攘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为何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之董生：周道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时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经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与，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於变。《礼》，纲纪人伦，故长於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於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於风。《乐》，乐所以立，故长於和。《春秋》，辩是非，故长於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差以豪氂，谬以千里。故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渐久矣。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不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者而不通於《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不通於《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诛死之罪。其实皆为善为之，而不知其义，被之空言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指，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大过予之，受而不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虙戏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降，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已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矣，而不用，有国者耻也。主上明圣，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谬矣”
於是论次其文。十年而遭李陵之祸，幽於累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夫。身亏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卒述陶唐以来，至於麟止，自黄帝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