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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皇帝中的学霸

时间:2021-03-17 10:53:32 国学常识 我要投稿

康熙:皇帝中的学霸

  清朝康熙皇帝是中国封建时代一位贤德有为的君主,其功业事迹广为人知。康熙能取得这样的成就,与其多年的知识积累和能力训练有很大关系。康熙勤学好读,在古代帝王中是少见的。“帝王勤求治理,必稽古典学,以资启沃之功”,“未有不以讲学明理为先务”。为此,他身体力行。据其自述:他五岁即知读书,八岁登基后学业大进,到十七八岁,更笃于学。他每天五更(凌晨三到五点)起床先读书,晚上处理完公务,再和大臣讲论研习,以至一度积劳成疾,“痰中带血”,但即便如此也没停顿学业,可见其用功之勤。成年之后,日理万机,仍学习不辍。“朕于政务余闲,惟日研精经史。”每天他坚持与文臣讲说经典,虽风雨寒暑,南巡北狩,都不间断。康熙的读书治学态度,久为后人所称道。

  以经典著作为阅读根本,同时博览群书

  康熙的阅读书目,以中国传统经史典籍为核心:“自古经史书籍,所重发明心性,裨益政治,必精览详求,使成内圣外王之学。”特别是对儒家经典,更是视为根本,反复研习。他评论“五经”:《周易》有天人感应的奥义,《尚书》有帝王政事的法则,《诗经》有表达人情的道理,《礼记》有讲求礼仪的内涵,《春秋》则有先圣的褒贬寓意。这些经典都是“智识精明,涵养深厚”,为“畜德”(积蓄德性)之根本。史书记载历代兴衰、治国之道,经验教训尽在其中,记事之间又往往暗寓褒贬,启德益智,也同样为历代帝王所重视,成为继儒家经典之后的又一类必读书籍。众多史籍中,《资治通鉴》“事关前代得失,甚有裨于治道”,最受推崇。经史典籍中所灌注的儒家学说,作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思想资源和主流意识形态,自然受到康熙的推崇,而达到其树立权威、为民轨范的效果。作为一位封建帝王,他所看重的经典以及秉持的观点、态度,当然有其保守迂腐的一面,但单就这种重视经典,重视核心价值,重视精神力量,希望通过经典弘扬道德、匡正世风的做法,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不同于多数被深宫遮蔽了眼目的封建帝王,康熙具有强烈的探索精神和求知欲望。在康熙的书单中,除了经史典籍这些“传统科目”外,还有中外古今方方面面的书籍。从诸子百家、佛经道藏、医卜星相、书画法帖,甚至西方舶来的天文历算等,康熙都有不同程度的研读,可谓是博览群书。对有些方面的知识,甚至还颇为精通。比如,他自称曾学习算术天文地理,“靡不详究”;音韵学研习了二十年,即便没去过的地方,当地人的口音都知晓;地理学也是自幼留心,凡古今山川名号,哪怕边境荒野,也要考据书籍,务得其正。其中虽不免有些自负,但终可见其用功之深。当然,康熙选择“杂书”的标准,还是要看其是否符合儒家经典的“义理”。对那些他看来是“芜秽不经之书,浅陋之文”,是绝对摒弃,甚至禁绝的。以经典义理为品评书籍的.尺度,是否恰当?见仁见智。不过能依循一定的标准,处理好读书“精”与“博”的关系,还是非常必要的。

  读书应树立志向,持之以恒

  康熙认为,读书能坚持下来,学有所成,首先必须树立志向:“志为进德之基……志之所趋,无远弗届,志之所向,无坚不入。”立下读书的志向,学习才有了前进的根本支撑和动力。立志之后,还要坚持不懈加以施行,不能间断。因为人心是最灵、最聪明的,但最灵、最聪明,也就最容易被诱惑、起杂念。即便立下了志向,也会变动不居,难以实现。所以必须坚持,才能心无旁骛。为此,康熙还特别撰写了一篇《读书贵有恒论》,告诫人们读书学习就怕始勤终惰。只有持之以恒,敦行不怠,才能“智日广而能日崇”,切不可朝勤夕懈、进锐退速,结果一事无成。

  为了坚定志向、鼓励坚持,康熙还强调读书学习不可有畏难情绪。他嘲笑那些读书时总抱怨“我不行啊”“我做不到啊”的人纯粹愚人自误。学习,特别是初学,确实艰难辛苦,这时决不能畏缩放弃,一定要有“坚定不移之志”,同时又要具备“勇猛精进之心”“贞常永固、不退转之念”,锲而不舍,才能学有所成。

  “读书”“讲论”“思虑”“行事”相结合

  对于学习的具体方法和步骤,康熙有一个“读书”“讲论”“思虑”“行事”四位一体的办法。他曾引宋儒之说:“穷理非一端,所得非一处。或在读书上得之,或在讲论上得之,或在思虑上得之,或在行事上得之。”“读书”的好处是多,“讲论”的好处是快,“思虑”的好处是深,“行事”的好处是实。四者虽然并行,但实则不可偏废,要综合并用。康熙自己正是如此实践的。

  康熙读书之多,前文已述,自不必说。“讲论”上,康熙认为单纯的阅读或听讲,往往一带而过,无法深入思考,甚至会使学习活动流于形式,所以必须通过亲身讲解、论辩,复述知识,整理思想,才能使学问深入扎实。所以在宫廷讲学活动中,康熙特别要求每次讲官讲完,他自己再讲一遍。遇到有一字一句疑惑未明之处,都要和大臣们反复讨论,一定要到义理贯通为止。而讲论的根本在于“思虑”,他曾说:“学问之道,在于实心研索。”读书讲学之后,若不思考,便是徒务虚名,于身心何益?所以康熙说他每次讲读学习之后,都要再三深思推究,务要做到道理明彻。

  在思考和讲说之外,康熙还非常重视“行事”,也就是实践。他认为做学问当不尚空谈,唯有亲身践行,方能得益。而实践的对象,在康熙看来,就是平常的人伦日用:修身先从谨言慎行做起,齐家先从尊亲敬长做起,穷理先从读书论道做起。只有把崇高的理想、目标转化为“至近至易”之事,才好去践行、去贯彻,也才最容易见成效。为了对书本知识加以验证,康熙甚至进行科学试验。比如他利用旗子测风向,发现各地在同一时间风向不一,于是认为古语“隔里不同风”所言准确。他还用来华欧洲人传授的单摆测定声速法,实验《易经》中“震(雷)惊百里”的说法,也认为可信。总之,康熙力求把读书、思考、讲论、实践贯通起来,以不断提升学习的效果。

  不可尽信书

  由于在读书学习中重视思考、实践,康熙也养成了不尽信书的阅读观。他曾指出很多书籍,包括一些古籍正史的内容,往往不可完全凭信。记事出错,尚在其次,若是观点、道理谬误,则更加危险。所以他告诫子孙,看书不可被书所愚弄。他还例举汉代大儒董仲舒文章中的话“风不鸣条,雨不破块,谓之升平世界”——刮风不吹动枝条,下雨不冲散土块,就是升平世界——果真如此吗?康熙大不以为然:果真风不鸣条,那草木如何振作生长?雨不破块,田地又怎么播种耕耘?如此写法,无非是粉饰空文而已,不可信以为真。即便一些书中道理看来不错,康熙认为也不可过分拘泥。他举《礼记》中“昏定晨省”(即孝子侍奉父母,晚间要服侍就寝,早上要省视问安)为例,告诫皇子说:昏定晨省,无非是要告诉人们,做儿子的要竭尽孝心。读书人得其意蕴即可,不应拘泥文辞,非要每天早晚刻板执行。他拿自己打比方:朕子孙众多(康熙仅成年的皇子就有24人),每天早起都挨个来给我请一次安,晚上再都挨个来给我请一次安,估计我这皇帝连吃顿饭的闲功夫都没有了,根本行不通。所以“凡人读书,俱究其本意而得之于心”,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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