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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太康诗风的发展过程
导语：到了魏晋时期，诗歌越来越成为宫殿文学，这时太康诗风出现了。下面是语文迷小编收集整理的关于太康诗风的演变过程，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陆机、潘岳与太康诗风
一、陆机、潘岳是西晋诗坛代表，太康诗风即指以陆、潘为代表的西晋诗风。惠帝时贾谧专权，潘岳、石崇、左思、陆机、陆云、刘琨等投其门下，为“二十四友”。
二、逞才成为创作的目标。
三、潘、陆诸人努力方向：拟古;追求形式技巧的进步，并表现出繁缛的诗风。
(一)拟古。摹拟《诗经》、汉乐府和《古诗》，成为风气。陆机《赠冯文罴迁斥丘令寺》8章、《与弟清河云诗》10章，潘岳的《关中诗》16章等均为四言体，学习《诗经》，但文辞趋向华美;在《乐府诗集》《相和歌辞》中，多数曲调都有陆机拟作;陆机《拟古诗》12首，基本拟《古诗十九首》：内容上沿袭原题，格调上变朴素为文雅，显示出诗歌文人化倾向。
(二)追求形式技巧进步—繁缛。
1、“繁缛”正义：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所说：“降及元康，潘、陆特秀;律异班、贾，体变曹、王;缛旨星稠，繁文绮合。”“繁缛”本指繁密华茂，后用以比喻文采过人。繁，指描写繁复、详尽，不避繁琐;缛，指色彩华丽。
2、“繁缛”的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语言由朴素古直趋向华丽藻饰。如陆机《拟古诗》。
(2)描写由简单趋向繁复。如陆机《拟古诗·猛虎行》，潘岳《悼亡诗》3首。
(3)句式由散行趋向骈偶。如陆机《赴洛道中作诗》2首除首尾外，几乎都是偶句。陆、潘诸人为加强诗歌铺陈排比的描写功能，将辞赋句式用于诗歌，丰富了诗歌表现手法;诗中山水描写成分增加，用排偶之句描写山姿水态，为山水诗起先导作用。
左思与刘琨
一、咏史诗的`渊源。
(一)以“咏史”为诗题，始于班固。班固《咏史》诗，直书史实，钟嵘评为“质木无文”(《诗品序》)。
(二)曹魏王粲、阮瑀《咏史诗》，曹植《三良诗》，张协有《咏史》诗。
(三)左思咏史诗的继承性和创新性。胡应麟：“《咏史》之名，起自孟坚，但指一事。魏杜挚《赠毋丘俭》，叠用八古人名，堆垛寡变。太冲题实因班，体亦本社，而造语奇伟，创格新特，错综震荡，逸气千云，遂为古今绝唱。”(《诗薮》)清何焯认为左思《咏史》诗是变体：“咏史者不过美其事而咏叹之，隐括本传，不加藻饰，此正体也。太冲多自摅胸臆，乃又其变。”(《义门读书记》)。
二、左思《咏史》诗。
(一)主要内容是寒士之不平及对士族的蔑视与抗争。
1、表达对门阀制度的不满及对豪右的蔑视;有的肯定寒士自身的价值;有的慨叹寒士生活的困顿。如其二(郁郁涧底松);
2、慨叹司马相如等四位贤才的厄运(第七首)：“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
3、其四前写贵族豪奢生活，后写扬雄生前寂寞及死后声誉，反衬贵族之速朽。
4、其六云：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陈!赞扬荆轲等卑贱者的慷慨精神，表达对豪门的蔑视。
5、第一：“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自信可为国立功，终极目标是“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第三首借赞扬段干木和鲁仲连，肯定寒士能为国排忧解难，不图封赏，歌颂他们视功名富贵如浮云的态度。
6、第五首最能表现左思气概：
皓天舒白日，灵景耀神州。列宅紫宫里，飞宇若云浮。峨峨高门内，蔼蔼皆王侯。自非攀龙客，何为欻来游?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
(二)艺术性：
1、《诗品》置左思于上品：“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谕之致。”多引史实，故曰“典”;借古讽今，对现实政治持批评态度，故曰“怨”;借古讽今又能做到深刻恰当，故曰“精切”;能起到讽谕作用，故曰“得讽谕之致”。
2、《诗品》说左诗：“出于公干”。
3、论陶渊明“又协左思风力，”“风力”与“风骨”义近。标举“左思风力”，有左思再现建安风骨之意。
4、左思《咏史》8首，开创借咏史以咏怀的新路，“创成一体，垂式千秋。”(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
三、刘琨。《扶风歌》是刘琨的代表作之一;被段匹磾拘时写《答卢谌》和《重赠卢谌》，是绝命诗。《晋书·刘琨传》 “托意非常，摅畅出愤”。
刘琨诗感情深厚，风格雄峻，与建安风骨一脉相承。
郭璞的游仙诗
一、“游仙”诗的渊源。
(一)“游仙”名篇始于曹植，但游仙题材可上溯到战国。
(二)清朱乾《乐府正义》认为：
1、一类游仙诗出于屈原之《远游》，《远游》中“悲时俗之迫厄兮，将轻举而远游”是此类诗主旨，如曹植《五游诗》、《远游篇》、《仙人篇》、《游仙诗》，抒其愤世之情;
2、另一类起于秦代，内容当不出求仙访药、追求长生之类，如汉乐府《吟叹曲·王子乔》、《董逃行》、《长歌行》等，以求仙为主旨。
二、郭璞游仙诗今存19首，其中9首为残篇。
(一)内容：《诗品》：“辞多慷慨，乖远玄宗”，“坎壈咏怀”。
1、许多评论家将其诗与玄言诗联系，并不符合实际，原因：
(1)玄言以老庄思想为基础，是一种自我保全、超世绝俗的生活方式。
(2)郭璞“好经术”，立身行事接近儒家。
(3)因“才高位卑，乃著《客傲》”(《晋书·郭璞传》)。所以《游仙诗》写隐居高蹈实是仕宦失意的反映，非鄙弃仕途;所抒发的不是逍遥精神，而是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精神。实际上是其仕途偃蹇、壮志难酬时的精神寄托，是抒发其苦闷情怀的一咱特殊方式。
2、《游仙诗》第一、二首，集中写隐逸之情。
3、最能显示“坎壈” 之怀的是第五首：
4、也有几首是写神仙世界的，但多别有怀抱，如第三含有讽刺权贵势要之意;第六首寓有警诫统治者灾祸将至之意。陈祚明：郭璞“《游仙》”之作，明属寄托之词，如以‘列仙之趣’求之，非其本旨矣”(《采菽堂古诗选》)。
(二)艺术：
1、西晋后期至东晋初，孙楚、潘尼诸人诗“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诗品序》)。郭璞《游仙诗》则以文采富丽见称。王隐《晋书》说郭璞“文藻粲丽”(《世说新语·文学》);刘勰《文心雕龙·才略》：“景纯艳逸，……仙诗亦飘飘而凌云矣。”钟嵘《诗品》评郭璞“始变永嘉平淡之体”。“平淡”，即淡乎寡味，郭璞的诗与这类作品相反，无论是写隐逸还是写神仙，都是以华美的文字将隐士、神仙境界及山川风物都写得十分美好，具形象性，故刘勰说其“足冠中兴”。
2、借游仙写坎壈之怀，继承《诗》、《骚》比兴寄托传统。朱自清：“后世的比体诗可以说有四大类。咏史，游仙，艳情，咏物。”“游仙之作以仙比俗，郭璞是创始的人。”(《诗言志辨·比兴·赋比兴通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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