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棋起源
围棋是一种策略性两人棋类游戏，中国古时称“弈”，西方名称“Go”。流行于东亚国家(中、日、韩等)，属琴棋书画四艺之一。
围棋起源于中国，传为尧作，春秋战国时代即有记载。隋唐时经朝鲜传入日本，流传到欧美各国。有学者认为，围棋蕴含着汉民族文化的丰富内涵，是中国文化与文明的体现。
围棋使用方形格状棋盘及黑白二色圆形棋子进行对弈，棋盘上有纵横各19条直线将棋盘分成361个交叉点，棋子走在交叉点上，双方交替行棋，落子后不能移动，以围地多者为胜。中国古代围棋是黑白双方在对角星位处各摆放两子(对角星布局)，由白棋先行。现代围棋由日本发展而来，取消了座子规则，黑先白后，使围棋的变化更加复杂多变。围棋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复杂的棋盘游戏。
关于围棋的起源，我们一起来学习围棋的发展
春秋战国
围棋这时已在社会广泛流传了。《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卫献公自夷仪使与宁喜言，宁喜许之。大叔文子闻之，曰：‘呜呼……今宁子视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弈者举棋不定，不胜其耦，而况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可靠的涉及围棋的记载，时间是公元前548年。
孔子《论语·阳货》载：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
孟子《孟子·告子上》载：“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诲二人弈，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弈秋之为听;一人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为是其智弗若与?非然也。”这是史料中第一位有名字的专业棋手，弈秋。
秦汉三国
秦灭六国一统天下，有关围棋的活动也鲜有记载。
到东汉初年，社会上还是“博行于世而弈独绝”的状况。直至东汉中晚期，围棋活动才又渐盛行。
晋代葛洪《西京杂记》卷二：“杜陵杜夫子善弈棋，为天下第一。人或讥其费日，夫子曰：“精其理者，足以大裨圣教。””
卷三：“戚夫人侍高帝。……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户，竹下围棋，胜者终年有福，负者终年疾病。取丝缕就北辰星求长命，乃免。”
1952年，考古工作者于河北望都一号东汉墓中发现了一件石质围棋盘，此棋局呈正方形，盘下有四足，局面纵横各17道，为汉魏时期围棋盘的形制提供了形象的实物资料。与汉魏间几百年频繁的战争相联系，围棋之战也成为培养军人才能的重要工具。东汉的马融在《围棋赋》中就将围棋视为小战场，把下围棋当作用兵作战，“三尺之局兮，为战斗场;陈聚士卒兮，两敌相当。”当时许多著名军事家，像三国时的曹操、孙策、陆逊等都是疆场和棋枰这样大小两个战场上的佼佼者。著名的“建安七子”之一——王粲，除了以诗赋名著于世外，同时又是一个围棋专家。据说他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对围棋之盘式、着法等了然于胸，能将观过的“局坏”之棋，重新摆出而不错一子。
中国围棋之制在历史上曾发生过两次重要变化，主要是在于局道的增多。魏晋前后，是第一次发生重要变化的时期。魏邯郸淳的《艺经》上说，魏晋及其以前的“棋局纵横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棋子各一百五十枚”。这与前面所介绍的河北望都发现的东汉围棋局的局制完全相同。但是，在甘肃敦煌莫高窟石室发现的南北朝时期的《棋经》却载明当时的围棋棋局是“三百六十一道，仿周天之度数。”表明这时已流行19道的围棋了。这与棋局形制完全相同，反映出当时的围棋已初步具备现行围棋定制。
南北朝
由于南北朝时期玄学的兴起，导致文人学士以尚清谈为荣，因而弈风更盛，下围棋被称为“手谈”。上层统治者也无不雅好弈棋，他们以棋设官，建立“棋品”制度，对有一定水平的“棋士”，授予与棋艺相当的“品格”(等级)。当时的棋艺分为九品，《南史·柳恽传》载：“梁武帝好弈，使恽品定棋谱，登格者二百七十八人”，可见棋类活动之普遍。日本围棋分为“九段”即源于此。
隋唐宋元
由19道棋盘代替了过去的17道棋盘，从此19道棋盘成为主流。而随着隋帝国对外的政策，高句丽、新罗百济把围棋带到了朝鲜半岛，遣隋使把围棋带到了日本国。
唐宋时期，可以视为围棋游艺在历史上发生的第二次重大变化时期。由于帝王们的喜爱以及其他种种原因，围棋得到长足的发展，对弈之风遍及全国。这时的.围棋，已不仅在于它的军事价值，而主要在于陶冶情操、愉悦身心、增长智慧。弈棋与弹琴、写诗、绘画被人们引为风雅之事，成为男女老少皆宜的游艺娱乐项目。
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第187号唐墓中出土的《仕女弈棋图》绢画，就是当时贵族妇女对弈围棋情形的形象描绘。当时的棋局已以19道作为主要形制，围棋子已由过去的方形改为圆形。1959年河南安阳隋代张盛墓出土的瓷质围棋盘，唐代赠送日本孝武天皇、现藏日本正仓院的象牙镶钳木质围棋盘，皆为纵横各19道。中国体育博物馆藏唐代黑白圆形围棋子，淮安宋代杨公佐墓出土的50枚黑白圆形棋子等，都反映了这一时期围棋的变化和发展。唐代“棋待诏”制度的实行，是中国围棋发展史上的一个新标志。所谓棋待诏，就是唐翰林院中专门陪同皇帝下棋的专业棋手。当时，供奉内廷的棋待诏，都是从众多的棋手中经严格考核后入选的。他们都具有第一流的棋艺，故有“国手”之称。唐代著名的棋待诏，有唐玄宗时的王积薪、唐德宗时的王叔文、唐宣宗时的顾师言及唐信宗时的滑能等。由于棋待诏制度的实行，扩大了围棋的影响，也提高了棋手的社会地位。这种制度从唐初至南宋延续了500余年，对中国围棋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从唐代始，昌盛的围棋随着中外文化的交流，逐渐越出国门。首先是日本，遣唐使团将围棋带回，围棋很快在日本流传。不但涌现了许多围棋名手，而且对棋子、棋局的制作也非常考究。如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来唐入贡的日本国王子所带的棋局就是用“揪玉”琢之而成的，而棋子则是用集真岛上手谈池中的“玉子”做成的。除了日本，朝鲜半岛上的百济、高丽、新罗也同中国有来往，特别是新罗多次向唐派遣使者，而围棋的交流更是常见之事。《新唐书·东夷传》中就记述了唐代围棋高手杨季鹰与新罗的棋手对弈的情形，说明当时新罗的围棋也已具有一定的水平。
明清
明清两代，棋艺水平得到了迅速的提高。其表现之一，就是流派纷起。明代正德、嘉靖年间，形成了三个著名的围棋流派：一是以鲍一中(永嘉人)为冠，李冲、周源、徐希圣附之的永嘉派;一是以程汝亮(新安人)为冠，汪曙、方子谦附之的新安派;一是以颜伦、李釜(北京人)为冠的京师派。这三派风格各异，布局攻守侧重不同，但皆为当时名手。在他们的带动下，长期为士大夫垄断的围棋，开始在市民阶层中发展起来，并涌现出了一批“里巷小人”的棋手。他们通过频繁的民间比赛活动，使得围棋游艺更进一步得到了普及。随着围棋游艺活动的兴盛，一些民间棋艺家编撰的围棋谱也大量涌现，如《适情录》、《石室仙机》、《三才图会棋谱》、《仙机武库》及《弈史》、《弈问》等20余种明版本围棋谱，都是现存的颇有价值的著述，从中可以窥见当时围棋技艺及理论高度发展的情况。
清代棋院
满族统治者对汉族文化的吸收与提倡，也使围棋游艺活动在清代得到了高度发展，名手辈出，棋苑空前繁盛。清初，已有一批名手，以过柏龄、盛大有、吴瑞澄诸为最。尤其是过柏龄所著《四子谱》二卷，变化明代旧谱之着法，详加推阐以尽其意，成为杰作。清康熙末到嘉庆初，弈学更盛，棋坛涌现出了一大批名家。其中梁魏今、程兰如、范西屏、施襄夏四人被称为“四大家”。四人中，梁魏今之棋风奇巧多变，使其后的施襄夏和范西屏受益良多。施、范二人皆浙江海宁人，并同于少年成名，人称“海昌二妙”。据说在施襄夏30岁、范西屏31岁时，二人对弈于当湖，经过10局交战，胜负相当。“当湖十局”下得惊心动魄，成为流传千古的精妙之作。
对外传播
到19世纪中叶后，日本的围棋水平赶上中国，并在其后的一百年间，将中国远远抛在后面。
中国和越南的交往可以上溯到秦汉时期，西汉时曾置交趾郡，辖境包括今天越南的大部分地区。此后，越南长期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围棋在越南开展流传的情况未见史籍记载，但估计不会晚于12世纪。元至元中(1280左右)，曾派徐明善出使安南(即今天的越南)。他在安南曾观当地贵胄子弟弈棋，作了《安南春夜观棋赠世子》一诗，中有“绿沧庭院月娟娟，人在壶中小有天。身共一枰红烛底，心游万仞碧霄边”等语，足见当时越南围棋已很流行，而且也很讲究高雅的情趣。
明代郑和下西洋时，曾看到围棋在东南亚国家很受欢迎的情况。如记录沿途风光的马观的《瀛涯胜揽》就说：“三佛齐国俗好……弈棋。”三佛齐国即今天印度尼西亚的一部分。这说明东南亚国家至少在明以前，围棋就很流行了。[3]
围棋传到欧洲的时间有不同的说法，一般认为是17世纪中叶。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不少欧洲人都以为围棋是日本人发明的。后来他们才逐渐知道，围棋实际上最早出现于中国。
围棋的对外传播，扩大了中国和各国人民的文化交往，使各国人民对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有了更深的认识。
新中国成立后，陈毅元帅也是一个围棋爱好者。他大力发展中国的围棋事业，使新一代的围棋国手在新中国成长起来。代表人物有陈祖德、聂卫平、马晓春、常昊等。80年代中后期，聂卫平在中日擂台赛中创造了八场不败的记录，取得了前三届中日擂台赛的胜利，也在神州大地掀起了新的围棋学习的热潮。
围棋主要呈现中、韩、日三国鼎立的局面。日本围棋整体水平止步不前，中韩围棋水平不断提高，形成了中韩争霸的局面。[5]
2013年中国包揽围棋界所有世界冠军。不仅日本九段在中国新生代棋手面前，已经失去了往昔的那种竞争力，曾领一时风骚的韩国九段们，也已经很难跟得上中国新生代棋手势如破竹般的成长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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