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生读《陶行知教育故事》有感
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终身致力于中国教育的改造，“深信教育是国家万年根本大计”，为中国教育事业“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他创立“生活教育”学说，提倡“创造的教育”，主张“教学做合一”，身体力行于师范教育和农村教育的改革。其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所表现出来的超前意识和现实意义，至今仍有着积极的作用。
如何救教育，又如何使教育现代化呢？陶行知主张，第一步是“求真”。他在“晓庄师范”时期以“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自勉勉人；晚年则把“求真”写进“育才学校”校歌：“涵养一片向真之赤心”。
所谓的“真”首先是指“真知识”。陶行知忠告同胞：“二十世纪以后的世界，属于努力探获真知识的民族。凡是崇拜伪知识的民族，都要渐就衰弱以至于灭亡。”似此，“我们个人与民族的生存都要以真知识为基础。伪知识是流沙，千万不可在他上面流连忘返。早一点觉悟，便是早一点离开死路，也就是早一点走向生路。”欲求“真知识”就自然要反对“伪知识”和“伪知识阶级”。“真”的另一个内涵则是真品格：“追求真理，爱护真理，抱着真理为小孩、为国家、为社会服务。”这就必须向双重人格、多重人格开战。必须真实真诚、真知真学、真情真性，才算得真君子；而这样的真君子，只能从真教育中产生。“生活教育”就是这样的真教育，它以生活而不是以书本为本位，以社会而不是以学校为本位，其目的是把学生从虚拟的“鸟世界”中解放出来，回归真实的“鸟世界”，回归真实的生活，在真实的生活中回归本色的自我、真实的.自我。
陶行知主张的教育现代化之第二要义是做自由人。“伪教育”之害，清人龚自珍在“病梅馆记”中早有解剖：“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以求重价。而江浙之梅皆病。”龚自珍所抨击的就是“伪教育”造成的人的异化。他痛心疾首而发誓“疗之”：“纵之顺之，毁其盆，悉埋于地，解其棕缚”。寥寥数语，乃将教育的真谛和盘托出：那就是把“梅”从“盆”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让“梅”回归真实的土地；也就是把人从“伪教育”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让人回归真实的生活，在自己特有的文化社会生态中自然成长、自由成长。龚自珍坚信，只要这么去做，“以五年为期，必复之全之”。他点出了问题的要害：教育的目的是还原人，“复之全之”；而其手段则是解放人，“解其棕缚”、“纵之顺之”；只有通过人的解放才能还原人，没有人的解放、没有人的自由，则回归真我、本我就无从谈起了。但龚自珍毕竟暇日无多，闲田有限，纵有“穷予生之光阴以疗梅”之宏愿，实际上难有作为。
总之，陶行知强调，必须对人的自主性、人的“自然的生长力”抱有足够的敬畏和尊重，不能以外力妨碍、挫伤人的“自然的生长力”。中国的问题不是国人天生愚笨，富有聪明才智的国人之所以无为，乃在于不自由的社会机制使然，归因于这种不自由的社会机制对人的“自然的生长力”的束缚和压抑。改变了不自由的社会机制，去除了对人的“自然的生长力”的束缚和压抑，国人的聪明才智就会喷涌而出，国人就会生龙活虎。所以，教育者没有权利以精英自居、高高在上、强加于人：“我们不能将他们当鸭子填，更何况我们所填给他们的东西，一点也不滋补。”他认为教育者和受教者的关系不能是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知识分子至多只可做小孩与大众的顾问。超过了顾问的范围，就要损害他们的自动精神。”而且，“即是做个顾问，知识分子也得跳进小孩与大众的队伍里去与他们共患难同休戚，才够得上顾问的资格”。教育是培养自动力，但只能“在自动上培养自动力”；否则，“若目的为了自动，而却用了被动的方法，那只能产生被动而不能产生自动”，只能事与愿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