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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的主要表现形式

时间:2022-12-07 11:35:16 国学常识 我要投稿

《诗经》的主要表现形式

  导语:《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也是我国第一部纯文学专著。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关于《诗经》的表现形式,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诗经》的主要表现形式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先秦时期称《诗》,又称《诗三百》或《三百篇》,它收集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三百零五篇诗歌。音乐上分为风、雅、颂三部分,其中“风”是地方民歌,有十五国风,共一百六十首;“雅”主要是朝廷乐歌,分大雅和小雅,共一百零五篇;“颂”主要是宗庙乐歌,有四十首。表现手法主要是赋、比、兴。“赋”就是铺陈(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就是比喻(以彼物比此物也),“兴”就是启发(先言它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诗经》思想和艺术价值最高的是民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伐檀》、《硕鼠》就是“风”的代表作。《诗经》对后代诗歌发展有深远的影响,成为我国古典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源头。

  《诗经》的表现手法

  “赋”按朱熹《诗集传》中的说法,“赋者,敷也,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就是说,赋是直接铺陈叙述。是最基本的表现手法。如“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即是直接表达自己的感情。

  “比”,用朱熹的解释,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明喻和暗喻均属此类。《诗经》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变化。如《氓》用桑树从繁茂到凋落的变化来比喻爱情的盛衰;《鹤鸣》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来比喻治国要用贤人;《硕人》连续用“葇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肤,“瓠犀”喻美人之齿,等等,都是《诗经》中用“比”的佳例。

  “赋”和“比”都是一切诗歌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而“兴”则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中比较独特的手法。“兴”字的本义是“起”,因此又多称为“起兴”,对于诗歌中渲染气氛、创造意境起着重要的作用。《诗经》中的“兴”,用朱熹的解释,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它往往用于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有时一句诗中的句子看似比似兴时,可用是否用于句首或段首来判断是否是兴。例卫风·氓中“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就是兴。大约最原始的“兴”,只是一种发端,同下文并无意义上的关系,表现出思绪无端地飘移联想。就像秦风的《晨风》,开头“鴥彼晨风,郁彼北林”,与下文“未见君子,忧心钦钦”云云,很难发现彼此间的意义联系。虽然就这实例而言,也有可能是因时代悬隔才不可理解,但这种情况一定是存在的。就是在现代的歌谣中,仍可看到这样的“兴”。

  进一步,“兴”又兼有了比喻、象征、烘托等较有实在意义的用法。但正因为“兴”原本是思绪无端地飘移和联想而产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较实在的意义,也不是那么固定僵板,而是虚灵微妙的。如《关雎》开头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原是诗人借眼前景物以兴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但关雎和鸣,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间的和谐恩爱,只是它的喻意不那么明白确定。又如《桃夭》一诗,开头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写出了春天桃花开放时的美丽氛围,可以说是写实之笔,但也可以理解为对新娘美貌的暗喻,又可说这是在烘托结婚时的热烈气氛。由于“兴”是这样一种微妙的、可以自由运用的手法,后代喜欢诗歌的含蓄委婉韵致的诗人,对此也就特别有兴趣,各自逞技弄巧,翻陈出新,不一而足,构成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特殊味道。

  《诗经》的体例分类

  诗经在篇章结构上多采用重章叠句的形式,其主要表现手法有3种,通常称为:赋、比、兴。

  人们把《诗经》的内容编排和表现手法称为:风雅颂,关于《诗经》中诗的分类有“四始六义”之说。“四始”指《国风》、《大雅》、《小雅》、《颂》的四篇列首位的诗。“六义”则指“风、雅、颂,赋、比、兴”。“风、雅、颂”是按音乐的不同对《诗经》的分类,“赋、比、兴”是《诗经》的表现手法。《诗经》多以四言为主,兼有杂言。

  《风》、《雅》、《颂》三部分的划分,是依据音乐的不同。

  《风》包括了十五个地方的民歌,包括今天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山东一些地方(齐、韩、赵、魏、秦),大部分是黄河流域的民间乐歌,多半是经过润色后的民间歌谣叫“十五国风”,有160篇,是《诗经》中的核心内容。“风”的意思是土风、风谣。

  (十五国风:周南、召南、邶〔bèi〕、鄘〔yōng〕、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kuài〕、曹、豳〔bīn))

  《雅》分为《小雅》(74篇)和《大雅》(31篇),是宫廷乐歌,共105篇。

  “雅”是正声雅乐,即贵族享宴或诸侯朝会时的乐歌,按音乐的布局又分“大雅”、“小雅”,有诗105篇,其中大雅31篇,小雅74篇,大雅多为贵族所作,小雅为个人抒怀。固然多半是士大夫的作品,但小雅中也不少类似风谣的劳人思辞,如黄鸟、我行其野、谷风、何草不黄等。

  《颂》包括《周颂》(31篇),《鲁颂》(4篇),和《商颂》(5篇),是宗庙用于祭祀的乐歌和舞歌,共40篇。

  “颂”是祭祀乐歌,分“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共40篇。本是祭祀时颂神或颂祖先的乐歌,但鲁颂四篇,全是颂美活着的鲁僖公,商颂中也有阿谀时君的诗。

  “风”的意义就是声调。它是相对于“王畿”——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而言的。是不同地区的.地方音乐,多为民间的歌谣。《风》诗是从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等15个地区采集上来的土风歌谣。共160篇。大部分是民歌。根据十五国风的名称及诗的内容大致可推断出诗产生于现在的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和湖北北部等。

  “雅”是“王畿”之乐,这个地区周人称之为“夏”,“雅”和“夏”古代通用。雅又有“正”的意思,当时把王畿之乐看作是正声——典范的音乐。周代人把正声叫做雅乐,犹如清代人把昆腔叫做雅部,带有一种尊崇的意味。朱熹《诗集传》曰:“雅者,正也,正乐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说又有正变之别。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飨之乐也;正大雅,朝会之乐,受釐陈戒之辞也。辞气不同,音节亦异。故而大小雅之异乃在於其内容。”

  颂”是宗庙祭祀的乐歌和史诗,内容多是歌颂祖先的功业的。《毛诗序》中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这是颂的含义和用途。王国维说:“颂之声较风、雅为缓。”(《说周颂》)这是其音乐的特点。

  《诗经》艺术特点

  赋、比、兴的手法句式的章法雅、颂不同的语言风格。

  《诗经》关注现实,抒发现实生活触发的真情实感,这种创作态度,使其具有强烈深厚的艺术魅力。无论是在形式体裁、语言技巧,还是在艺术形象和表现手法上,都显示出我国最早的诗歌作品在艺术上的巨大成就。

  赋、比、兴的运用,既是《诗经》艺术特征的重要标志,也开启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基本手法。关于赋、比、兴的意义,历来说法众多。简言之,赋就是铺陈直叙,即诗人把思想感情及其有关的事物平铺直叙地表达出来。比就是比方,以彼物比此物,诗人有本事或情感,借一个事物来作比喻。兴则是触物兴词,客观事物触发了诗人的情感,引起诗人歌唱,所以大多在诗歌的发端。赋、比、兴三种手法,在诗歌创作中,往往交相使用,共同创造了诗歌的艺术形象,抒发了诗人的情感,赋运用得十分广泛普遍,能够很好地叙述事物,抒写感情。如《七月》叙述农夫在一年十二个月中的生活,就是用赋法。赋是一种基本的表现手法,赋中用比,或者起兴后再用赋,在《诗经》中是很常见的。赋可以叙事描写,也可以议论抒情,比兴都是为表达本事和抒发情感服务的,在赋、比、兴三者中,赋是基础。

  《诗经》中比的运用也很广泛,比较好理解。其中整首都以拟物手法表达感情的比体诗,如《豳风·鸱鸮》、《魏风·硕鼠》、《小雅·鹤鸣》,独具特色;而一首诗中部分运用比的手法,更是丰富多彩。《卫风·硕人》,描绘庄姜之美,用了一连串的比:“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分别以柔嫩的白茅芽、冻结的油脂、白色长身的天牛幼虫、白而整齐的瓠子、宽额的螓虫、蚕蛾的触须来比喻美人的手指、肌肤、脖颈、牙齿、额头、眉毛,形象细致。“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两句动态描写,又把这幅美人图变得生动鲜活。《召南·野有死麕》则不从局部比喻,而以“有女如玉”作比,使人由少女的美貌温柔联想到美玉的洁白、温润。以具体的动作和事物来比拟难言的情感和独具特征的事物,在《诗经》中也很常见。“中心如醉”、“中心如噎”(《王风·黍离》),以“醉”、“噎”比喻难以形容的忧思;“巧言如簧”(《小雅·巧言》)、“其甘如荠”(《邶风·谷风》),“巧言”、“甘”这些不易描摹的情态,表现为形象具体的“簧”、“荠”。总之,《诗经》中大量用比,表明诗人具有丰富的联想和想象,能够以具体形象的诗歌语言来表达思想感情,再现异彩纷呈的物象。

  《诗经》中“兴”的运用情况比较复杂,有的只是在开关起调节韵律、唤起情绪的作用,兴句与下文在内容上的联系并不明显。如《小雅·鸳鸯》:“鸳鸯在梁,戢其左翼,君子万年,宜其遐福。”兴句和后面两句的祝福语,并无意义上的联系。《小雅·白华》以同样的句子起兴,抒发的却是怨刺之情:“鸳鸯在梁,戢其左翼。之子无良,二三其德。”这种与本意无关,只在诗歌开头协调音韵,引起下文的起兴,是《诗经》兴句中较简单的一种。《诗经》中更多的兴句,与下文有着委婉隐约的内在联系。或烘托渲染环境气氛,或比附象征中心题旨,构成诗歌艺术境界不可缺的部分。《郑风·野有蔓草》写情人在郊野“邂逅相遇”:

  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

  清秀妩媚的少女,就像滴着点点露珠的绿草一样清新可爱。而绿意浓浓、生趣盎然的景色,和诗人邂逅相遇的喜悦心情,正好交相辉映。再如《周南·桃夭》以“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起兴,茂盛的桃枝、艳丽的桃花,和新娘的青春美貌、婚礼的热闹喜庆互相映衬。而桃树开花(“灼灼其华”)、结实(“有蕡其实”)、枝繁叶茂(“其叶蓁蓁”),也可以理解为对新娘出嫁后多子多孙、家庭幸福昌盛的良好祝愿。诗人触物起兴,兴句与所咏之词通过艺术联想前后相承,是一种象征暗示的关系。《诗经》中的兴,很多都是这种含有喻义、引起联想的画面。比和兴都是以间接的形象表达感情的方式,后世往往比兴合称,用来指《诗经》中通过联想、想象寄寓思想感情于形象之中的创作手法。

  《诗经》中赋、比、兴手法运用得最为圆熟的作品,已达到了情景交融、物我相谐的艺术境界,对后世诗歌意境的创造,有直接的启发,如《秦风·蒹葭》: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凄凄,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毛传”认为是兴,硃熹《诗集传》则认为是赋,实际二者并不矛盾,是起兴后再以赋法叙写。河滨芦苇的露水凝结为霜,触动了诗人思念“伊人”之情,而三章兴句写景物的细微变化,不仅点出了诗人追求“伊人”的时间地点,渲染出三幅深秋清晨河滨的图景,而且烘托了诗人由于时间的推移,越来越迫切地怀想“伊人”的心情。在铺叙中,诗人反复咏叹由于河水的阻隔,意中人可望而不可即,可求而不可得的凄凉伤感心情,凄清的秋景与感伤的情绪浑然一体,构成了凄迷恍惚、耐人寻味的艺术境界。

  《诗经》的句式,以四言为主,四句独立成章,其间杂有二言至八言不等。二节拍的四言句带有很强的节奏感,是构成《诗经》整齐韵律的基本单位。四字句节奏鲜明而略显短促,重章叠句和双声叠韵读来又显得回环往复,节奏舒卷徐缓。《诗经》重章叠句的复沓结构,不仅便于围绕同一旋律反复咏唱,而且在意义表达和修辞上,也具有很好的效果。

  《诗经》中的重章,许多都是整篇中同一诗章重叠,只变换少数几个词,来表现动作的进程或情感的变化。如《周南·芣苡》:

  采采芣苡,薄言采之。采采芣苡,薄言有之。

  采采芣苡,薄言掇之。采采芣苡,薄言捋之。

  采采芣苡,薄言袺之。采采芣苡,薄言襭之。

  三章里只换了六个动词,就描述了采芣莒的整个过程。复沓回环的结构,灵活多样的用词,把采芣苡的不同环节分置于三章中,三章互为补充,在意义上形成了一个整体,一唱三叹,曼妙非常。方玉润《诗经原始》卷一云:“读者试平心静气,涵咏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绣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馀音袅袅,若远若近,若断若续,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则此诗可不必细绎而自得其妙焉。”

  除同一诗章重叠外,《诗经》中也有一篇之中,有两种叠章,如《郑风·丰》共四章,由两种叠章组成,前两章为一叠章,后两章为一叠章;或是一篇之中,既有重章,也有非重章,如《周南·卷耳》四章,首章不叠,后三章是重章。

  《诗经》的叠句,有的在不同诗章里叠用相同的诗句,如《豳风·东山》四章都用“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开头,《周南·汉广》三章都以“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结尾。有的是在同一诗章中,叠用相同或相近的诗句,如《召南·江有汜》,既是重章,又是叠句。三章在倒数第二、三句分别叠用“不我以”、“不我与”、“不我过”。

  《诗经》中的叠字,又称为重言。“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小雅·伐木》),以“丁丁”、“嘤嘤”摹伐木、鸟鸣之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以“依依”、“霏霏”,状柳、雪之态。这类例子,不胜枚举。和重言一样,双声叠韵也使诗歌在演唱或吟咏时,章节舒缓悠扬,语言具有音乐美。《诗经》中双声叠韵运用很多,双声如“参差”、“踊跃”、“黾勉”、“栗烈”等等,叠韵如“委蛇”、“差池”、“绸缪”、“栖迟”等等,还有些双声叠韵用在诗句的一字三字或二字四字上。如“如切如磋”(《卫风·淇奥》)、“砲之燔之”(《小雅·瓠叶》)、“爰居爰处”(《邶风·击鼓》)、“婉兮娈兮”(《齐风·甫田》)等等。

  《诗经》的押韵方式多种多样,常见的是一章之中只用一个韵部,隔句押韵,韵脚在偶句上,这是我国后世诗歌最常见的押韵方式。还有后世诗歌中不常见的句句用韵。《诗经》中也有不是一韵到底的,也有一诗之中换用两韵以上的,甚至还有极少数无韵之作。

  《诗经》的语言不仅具有音乐美,而且在表意和修辞上也具有很好的效果。《诗经》时代,汉语已有丰富的词汇和修辞手段,为诗人创作提供了很好的条件。《诗经》中数量丰富的名词,显示出诗人对客观事物有充分的认识。《诗经》对动作描绘的具体准确,表明诗人具体细致的观察力和驾驭语言的能力。如《芣莒》,将采芣莒的动作分解开来,以六个动词分别加以表示:“采,始求之也;有,既得之也。”“掇,拾也;捋,取其子也。”“袺,以衣贮之而执其衽也。襭,以衣贮之而扱其衽于带间也。”(硃熹《诗集传》卷一)六个动词,鲜明生动地描绘出采芣莒的图景。后世常用的修辞手段,在《诗经》中几乎都能找:夸张如“谁谓河广,曾不容刀”(《卫风·河广》),对比如“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卫风·氓》),对偶如“縠则异室,死则同穴”(《王风·大车》)等等,不一而足。

  总之,《诗经》的语言形式形象生动,丰富多彩,往往能“以少总多”、“情貌无遗”(《文心雕龙·物色》)。但雅、颂与国风在语言风格上有所不同。雅、颂多数篇章运用严整的四言句,极少杂言,国风中杂言比较多。小雅和国风中,重章叠句运用得比较多,在大雅和颂中则比较少见。国风中用了很多语气词,如“兮”、“之”、“止”、“思”、“乎”、“而”、“矣”、“也”等,这些语气词在雅、颂中也出现过,但不如国风中数量众多,富于变化。国风中对语气词的驱遣妙用,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生动性,达到了传神的境地。雅、颂与国风在语言上这种不同的特点,反映了时代社会的变化,也反映出创作主体身份的差异。雅、颂多为西周时期的作品,出自贵族之手,体现了“雅乐”的威仪典重,国风多为春秋时期的作品,有许多采自民间,更多地体现了新声的自由奔放,比较接近当时的口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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