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篇复兴散文-美丽中国
复兴散文篇一：美丽中国(散文)
我们用正能量托起坚硬而美丽的翅膀，翱翔于中华民族复兴之蔚蓝长空；我们高高扬起理想、信念之帆，长风破浪，去圆炎黄子孙百年之中国梦；我们用勤劳的双手和充满智慧的大脑，去开拓我们的事业，建成小康社会，建成美丽中国！
我们去深山老林，草原雪域，我们去都市乡村，湖畔河滩，我们去南海，香格里拉，我们去白雪皑皑的大兴安岭，去杜鹃花盛开的井冈山和茶叶十里飘香的大别山，我们去乡村小学，去乡村卫生室，去长三角，珠三角，环勃海&&我们去祖国的各个角落，寻找最美丽的教师，最美丽的乡村医生，最美丽的战士，最美丽的工人，最美丽的市民&&去寻找感动中国最可敬可爱可亲的人，去发现他们闪光的思想，闪光的灵魂，闪光的行为，闪光的足迹！
铸就美丽中国需要成千上万，不畏艰险，不怕流血铮铮铁汉和无数为之奋斗的人们。要圆中国梦，让中国这条龙腾飞，实现美丽中国的夙愿，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和为之奋斗终身；需要我们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前行；需要我们奉献青春年华，讴心沥血，竭尽全力乃至整个生命。我们接过父辈的接力棒，到我们年迈时，我们又把接力棒传递给自己的儿女，一代代相传&&
美丽中国是一幅五彩斑斓的壮美妖娆画卷；是一曲雄浑跌宕起伏的交响乐；是蓝天，白云，阳光，银滩，大海和弄潮儿；是农民犁下耕耘的串串希望；是孩儿浅浅的酒涡里盛满天真的童话故事；是诗人笔尖下散发情感的浓浓墨香；是从沃土里钻出来的点点星星的鹅黄嫩芽；是梧桐树勃发的生命的绿色；是人和人之间，人和环境之间，人和自然之间，生命与生命之间交汇融合。人们享受美好的生活，人们在广场上跳着幸福快乐的舞，唱着欢乐的歌；人们在大剧院愉悦地看黄梅戏，越剧，京戏；人们享受着旅游的惬意，享受阳光，享受海风，享受美味的海鲜，享受着新鲜的空气；人们在宽敞明亮的.新房里看电视，玩电脑，享受天伦之乐；人们在各自的岗位上舒心地工作，钱袋一年比一年鼓；人们在百货大楼精心挑选自己喜爱的商品；人们手拿着mp3，听着歌曲散步在城市的绿花带；人们和谐相处，脸上漾溢着幸福的微笑&&
呵，道路决定命运，我们唱着走进新时代的歌，豪迈、坚定地走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我们清楚道路悠长而曲折，一路上伴随我们的不是鲜花美酒，而是风风雨雨，坎坎坷坷，前行的道路不会是一片坦途，但我们会义无反顾地走下去，百折不饶地走下去，一代代走下去，前方就一定会一片光明，炎黄子孙就一定会圆中华民族之复兴梦，美丽中国就一定会展现在我们的眼前！
复兴散文篇二：现当代散文赏析
现当代散文欣赏中国的文学、文化博大精深，徜徉其中，时时都会感到它的丰美和璀璨；深入其中，则会在学识、修养，乃至气质上得到熏陶、冶炼和熔铸。一、什么是现当代散文现、当代散文，是一个历史的范畴。现代散文，是指由“五四”到建国这30年间的散文创作；当代散文，则是指开国后至今天的散文创作。
中国现代散文，发端于伟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郁达夫曾说：“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正是这种“发现”，沟通了我国新文学和世界现代文学的精神联系，奠定了“自我”在现代散文中的主体地位，激活了“散文的‘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散文的写作从此变得面貌一新：不仅“白话”替代了“文言”，在文字媒体的使用上完成了一次全新的转换；而且，由“代圣贤立言”变成“表现自己”，从内容记写上实现了和世界文学的同步对接；同时，由“文章”上升为“文学”，则又极大地提升了散文的审美品位。现代散文石破天惊般地辉煌发展与巨大业绩，是继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之后中国散文史上又一次思想、文体的大解放、大突破!
当代散文，在“十七年”（１９４９－１９６６）期间，由于“颂”的抒情基调的确立，同时，也由于写作“主体”的被置换(“自我”被“工农兵新人”所置换)，散文似乎是有“得”有“失”，但实际在个性和艺术表现上都呈现了严重滑坡的趋势。新时期，在“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精神滋润下，散文在静悄悄中“魂兮归来”，真正实现了和现代散文的精神衔接。90年代散文，更以新的探索态势，开拓着新世纪“中华散文”伟大复兴的前程!二、现当代散文特点
１、以“我”为主。在散文里，“我”(真实而独特的写作“主体”)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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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说：“现代的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可以这样说：散文，是一种最适合抒写作者主观情感、心灵的文学形式。它是一种“自我”的文学，“个性”的文学!
巴金，在总结他自己写散文的“经验”时说道：“我自己有一种看法，那就是我的任何一篇散文里都有我自己。”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朱自清的《荷塘月色》等，就是以“我”为主的散文名篇——作者真实“自我”的个性，特别是其思想感情、内心波动、情绪变化、心理体验等，都被表现得具象而生动，使“我”成为全文“表现”的主角；此外，而《背影》等散文，“我”虽非主角但有很深的介入，是一个重要人物；鲁迅的《“友邦惊诧”论》(杂文)、汪曾祺的《胡同文化》(随笔)等，也还有个一切皆“着我之色”的问题——不管情况如何，“无我”是断不可取的!
所谓“散文笔调”，其实正是以“我”为主角、以第一人称娓娓“告白”的亲切口吻所写出的叙述文字。有“我”是其灵魂!因此，欣赏散文，看其是否真的写出了鲜明的自我个性，是很要紧的。
２、因“实”出“虚”散文是一种“实”“虚”结合、因“实”出“虚”的艺术。所谓“实”，指的是显示生活中人、事、物、景等真实的客观外物。写作主体(我)生活在社会现实里，处身于这些人、事、物、景的实生活环绕之中，他自然会有所观照、感应，并生出一系列的“生理—心理”反映。因此，在散文中写出这样激活主体精神“映射”的实生活来，就显得很有必要：它实在是营造作品精神家园不可或缺的基石，是构筑整个情感大厦必不可少的铺垫。
在散文的“实生活”层面上，作者所做的是生活运动。在这里，真实是绝对的要求。其记写应准确无误，取信后世，力戒虚构编织，矫情伪饰。散文的这种纪实性，是这种文体和读者之间千百年来所达成的一种信任默契，是不可率性改动的。
散文需要写“实”，但写“实”并非终极目的。散文的真正作意或精神是在铺垫好这些基石后，向情感、精神等“形而上”的领域大胆进发，构建出一个精神或心灵的大厦!而这即是写“虚”。
写“虚”，可向两方面发展：一是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着力，走客观、向外的路，重哲理感悟，求思想深邃，以理智的深刻、明澈取胜——杂文、随笔等走的即是此路；二是在“人类自身”的观照上着力，走主观、向内的路，主“情”，重人性开掘，求心灵净化，以情感的明净、深沉动人——艺术散文走的即是此路。
杂文和随笔是极其亲近的两姊妹：它们都是说理性散文，重哲理，崇个性，富理趣，有文采等，二者都是共同的。其区别仅为：在取材上，杂文“硬”些，多为抨击时政、针砭时弊之论，战斗色彩强烈；而随笔则“软”些，多为逸闻旧事、风花雪月之谈，文化意蕴深厚；螨虫天敌在笔调上，杂文十分犀利，善“取类型”“画眼睛”，且常以“寸铁杀人”，仅以一击即制强敌于死地，所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被誉为“投枪、匕首”，而随笔则“软”些，较为闲适，常取即兴的“絮语”笔调，随心而谈，无所拘碍，见个性、浮神情，从容不迫，温文尔雅，不失“绅士”风度，被尊为“美文”或讥为“小摆设”；在语言色彩上，杂文辛辣，擅长讽刺，读之使人解气，而随笔惬意，推崇幽默，读之使人解颐。总之，二者的共同性大于差别性。也可以这样说：杂文是硬性的随笔；而随笔则是软性的杂文。杂文业已独立，随笔亦应随之。
复兴散文篇三：散文发展
因为选编《20世纪中国散文经典》一书,又重新考虑了有关中国现代散文发展的一些问题。对此,我原在《文学评论》已写过《世纪之交:对“散文”发展的回顾与思考》(见1997年2期)一文;现在旧题重作,感到还是有些未说的“新话”值得一说。
一
我想依据个人的浅显理解,结合中国现代散文演进的大体情况,作一如下演绎:
(1)1901—1917年的世纪初期,那时还以儒家文化为“正统”,但这一时期,人心思“变”,新思潮如春雷滚动,旧势力似大厦将倾。特别是梁启超“笔锋常带感情”的报章“新文体”影响一时!这期间由于“传统文化”仍是主流,故是谓“正”。
(2)1917—1927年,是“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又称“五四文学”,是现代散文的发轫期。叙事、抒情、议论等不同写法,劲健、含蓄、讽刺等不同流派的散文,都得到了全方位的发展和展示。其中,鲁迅是文坛泰斗,在杂文、回忆散文(《朝花夕拾》)、散文诗(《野草》)等多方面都堪称大师,而周作人
心不旁骛、钟情小品,在随笔写作上高人一筹:周氏二兄弟双峰并峙,二水分流,是当时文界的最大亮点;其他还有冰心、朱自清等“文学研究会”诸家散文;郁达夫、郭沫若等“创造社”诸家散文;“语丝”派(如孙伏园、孙福熙等)及“现代评论”派(如徐志摩、陈西滢等)诸家散文等,诚可谓群星璀灿。
(3)1927—1937年,是“新文学”的第二个十年,也称“左翼文学”,是现代散文的收获和转折期。1934年“小品年”的走红及稍后《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集》(周作人编了“一集”、郁达夫编了“二集”)的问世,标志了它基础的奠定和成果的丰硕。鲁迅和“鲁迅风”杂文(如瞿秋白、唐弢、聂绀弩等)领袖文坛;林语堂等的幽默闲适小品热闹一时;“京派”诸家(何其芳、沈从文等)以及“开明”同人(丰子恺、叶圣陶、夏丐尊等)的散文,也争奇斗妍、格调各异。但此间文坛“左”的倾向,不仅给当时也给后来带来了深重影响。
(4)1937—1949年,是现代文学的第三个十年,也称“抗战文学”或“延安文学”。
这一时期,“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工农兵文学”,的确开了文学的新生面!客观、向外的通讯、报导等叙事文体,发展顺利;而主观、向内的抒情文体——诗歌与散文,则受到了当时总体氛围的严重抑制。尽管如此,上一时期就很活跃的茅盾、巴金、李广田等又有新作,陆蠡、丽尼和萧红、张爱玲等新秀也写出了一些很有新意的作品。上述四个时段除第一时段为“正”外,其余三个时段都为“反”:反封建(正统),反传统(文化)。事情看得很清楚:整个20世纪,都可以说是中国向西方学习的世纪。自“文学革命”后,各文体文学的创作(包括散文),均采取了“反”传统的文化态势!特别是它对“汉字”落后、“文言”反动(“文学革命”最基本的观念就是“死文字不能产生活文学”①,而“文言文”即为“死文字”;“国语运动者”甚至连“汉字”也视为“死文字”)的偏激认识,和要扫荡“桐城谬种”(散)、“选学妖孽”(骈)的过激口号,现在看来肯定是有问题、不妥当的。这种偏执,当然会给创作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但作为一个“运
动”的总体评价,“五四”作为一次空前的“文化革命”,肯定有它“绝对化”、“形而上”的地方;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使命,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时代局限,“五四”运动的领导人物,以“启蒙”、“救国”的空前热忱和“民主”、“科学”的现代精神作为双翼,第一次全面启动了中国“现代化”的伟大进程,推着中国文学往前走!这无论如何都功不可没!历史的这一页,已然翻过。我们既不能用今天的认识去翻过去的案;同时,我们也不能不站在今天的思想高度去对它进行认真的历史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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