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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在烽火的年月散文

时间:2021-03-26 14:39:43 散文杂文 我要投稿

想起在烽火的年月散文

  马家骏老师的一篇短文(见本博《回望远村访王保京》一文),使我想起在“烽火”的年月。那是1960年的一个秋天,我从陕西师大来到礼泉县烽火公社烽火大队,是参与修订公社史《烽火春秋》稿件的。

想起在烽火的年月散文

  1958年,我陕西师大毕业,作了中文系《写作课》的助教,59年下放凤县劳动锻炼一年,60年春回校。正当备课即将登上讲台之时,接到通知,就来到了“烽火”。

  领导说:“这次抽调你们来,是为了加强写作班子的力量,提高稿件质量!”原来,从1960年3月起,由与我同班毕业、也留校做了助教的胡仰光带队,已领过两批数十名学生参与,写了数十篇稿子。由于写社史是件新事物,是开始摸索着写的,大多都是半成品,需要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少走弯路,提高质量。就调来一批“笔杆子”加盟。记得有出版社的陈策贤、王尚均,团省委的李语词、陕报的袁宗、师大的刘金瑜、张天恩、张运慈、魏志勤、冯延贞、姜继业、段维沛、段学贵、王施林、李景毅、邓振旅、高云光、尚高乐、贺贵德等。师大先后有40多位师生参加,是这支写作队伍的主力。其中不乏“写作高手”,如段维沛就是。他常有佳文华章,刊于《西安日报》,令学校文学爱好者倾慕。他就与我住的同屋,于写作道道,很谈得来。

  我所住的这个“烽火”,老村名叫白灵宫,是全国劳模王保京的家乡,礼泉县北一个不大的村子,有60多户人家。此地位于泾河岸边,一抹平地,土质肥沃,风景优美。也有少量沟壑地带,但林木连片,花繁果茂。还有农技校,水泥厂,砖瓦棚,饲养房,是农林牧副、全面发展的新型农村。

  当我看到她时,是满心的欢喜!心想能在这儿深入生活,从事写作,倒是最理想的地方。由于我家在韩城,出身农村,熟悉农事,又同说的关中话,是一片温馨、亲切的感觉。

  但我去的时候,却正直“三年困难时期”,偶觉白灵宫的秋天,有点萧瑟之韵:树木凋零,落叶哗哗,村落大地,有点冷意。还在吃食堂,饭菜一般。在这里改稿,确实有点艰苦。

  不过,村民的劳动,生活,还是正常的,可喜的,乃至是热气腾腾的。我们住在农民家里,一天可以与他们拉家常,谝闲传,协和相处,亲如一家。

  按编委会安排,半天劳动,半天改稿。改累了,或脑子转不动了,就到野地里、泾河岸散步转悠一趟,回来再改。因任务紧,时常熬夜。就这样,我们一直呆到入冬,过年,再春、夏、秋、冬地坚持走访,改稿、讨论,复审,再改。三番五次地改,八遍十遍地改。于是,材料不过关、补充采访的有;与史实不符,核对复查的有;语言不通俗、打回返工的有;基本不可用、推倒重写的有……

  我承担的稿件有三篇。《党的'儿子》和《张德生书记来了》两篇,均由王保京口述,《铁水红心》由外村的李根印口述。虽文章的口述人,署名只有一两个,但为了写好一篇短文,写好一则或几则故事,是要采访好多人的,不然,材料挖不到手,其定题,立意,选材、提炼,尤其是人物描写,气氛烘托,语言运用等,都是无法下手的。为写《铁水红心》,我走山路,攀登九嵕山采访当时参与过选矿、采矿、背矿、炼铁的20余人,获得了一大堆资料,然后推翻原稿,重新定题,专写在炼铁、炼人中成长起来的两个年轻人。当这个想法得到肯定后,就骑自行车到赵镇铁厂住了几天,还在参观炼钢的同时,亲手动了长钎,在钢炉车间感受了一番,才把文章写起,得到大家的赞扬。真乃“虽苦犹乐”、“先苦后甜”的哦!

  最欢乐、最开心的事,是稿子发表在《延河》文学刊物之时。有一位著名作家叫任时增,说的一口陕北话,满腹经纶,为人随和。他是《延河》编辑,其任务是专门为刊物选稿。日日夜夜在读稿,选稿,审稿和改稿。像位主考官一样,凡写出的稿件,他说不行,就不行,他说可用,就准用。他来回奔波,往返于礼泉与西安之间,也是很辛苦的。

  每当他带来新的《延河》月刊时,大伙都争着看。不管是谁整理的,都在一字字地细心看。看着登出的稿子,想着曾多次琢磨过、讨论过、甚至动手修订过的原稿,就像重温、“欣赏”着自己的文稿一样。由我整理的那篇《铁水红心》,就是在《延河》发表了的,那是许多包括参与口述人在内的共同成果。

  这是真正的集体创作!作者是烽火公社的社员,我们只是帮助他们整理文字而已。是一个个真实的故事,是许多烽火人唱出的耕耘之歌,收获之歌。

  写社史,是新事,是苦事,也是件乐事。

  说是有个编委会,点子大家出,文章大家写,但其主事人,却是作家李若冰。就像他在西安作协热心扶植业余作者一样,他为这本书,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每一篇稿件,都是经他亲自过目,审订,甚至改定了的。那时,他挂职在此地蹲点,兼任县委和公社党委副书记。这位12岁从泾阳到延安,又在中年从延安回到西安的作家大腕,领其写作大军,摸着石头过河,探索编写农村史记,并非一件易事,其中难点,可想而知。

  记得他从西安常来主持改稿会。每每来时,先把我们写好的稿子,逐一细读,然后“备课”,再事“讲授”,就跟讲课一般。所异者,不是知识“传授”和技巧“灌输”,而是提出看法,让大家讨论,然后吸纳各种意见,用不断“总结”经验的方式,指导此项工作。他一再强调,所写的事件,必须真实,不能编造,但还要有点艺术性。这个“真实”与“艺术”要相对统一的矛盾,一直困扰着我们,但都在他和大家的摸索、钻研中,得以比较完满的解决。这使我们这些初入写作之门的文学爱好者,受益匪浅。这些写作之道,是在学校课堂上学不到的,因此大家都很敬慕他,感谢他。

  后来,我写过一篇题为《人格的力量》的文章,有一段《倾心大学生的导师》的内容,就是写李若冰先生引导青年写作功绩的:

  “他与大家一起在田间干活,一起在地头采访,一起在黄昏时散步,一起在泾河上渡船,更多的是一起讨论、修订稿件……。为一篇两三千字的稿子,他一遍一遍地谈,一遍一遍地改,使大家学到了许多写作方面的知识和技巧。看到一篇一篇的稿件在《延河》上发表,一个个都乐滋滋的,那都是倾心并期盼大学生茁壮成长的导师——若冰同志亲手教出来的!”据我所感,“最大的收获是从若冰的创作实践和言传身教中,懂得了生活和文艺的源流关系--一个文艺理论上的根本问题。”

  而我作为一名大学中文系的青年教师,在工作后期,与东风文艺出版社陈策贤、孔洛、王尚志几位一起,还拿上印出的初稿,骑车子到柳青、杜鹏程等老作家家里征询意见,然后又通读,总修,交编委会最后定稿。

  就这样,在若冰先生的主持下,先后五十余人整整苦干了近两年的时间,终于在1962年12月出版了。当我1963年见到此书时,异常兴奋。见陕西作协副主席、资深评论家胡采为此书写了长达万把字的序文,像是“序曲”,而无疑由李若冰参与所写的《后记》,成了“尾声”,激动得我逐字默读,心潮翻滚,因为这毕竟是我们与烽火人经几百个日日夜夜,一起谱写的一曲壮丽的田园交响乐啊!

  当我翻阅散发着墨香的页码时,已是1963年的春季了。那时,我已调至陕西音协。在福音里,我听到了这曲荡漾在泾河两岸的那些熟悉的音乐。

  耳旁无声胜有声。

  有泾河、甘河静静的流水声,有白杨树哗哗作响的沙沙声,有在田野与村民交谈的说话声,有在家里听到老大娘的纺线声,以及鸡鸣,狗吠,羊咩,牛叫,马嘶,还有伴着水车转动、车轮滚滚的烽火男女的欢笑声……

  我一页页地翻阅着,默唱着书中所传出的每一首歌,是上下跳跃而游弋着的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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