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拆除的两层小楼散文
逢贵站在宜昌学院街与中书街交汇处的那排高大的法国梧桐树下，透过被密密麻麻的枝叶分解成斑斑点点的午后阳光，望着那栋即将在这一次大规模的城市拆迁中消失的T字路口的上侧拐角处挂着楚园春广告牌的两层小楼久久不肯离去，那里曾经是他的快乐老家，不过在很久很久以前他就已经失去了这里的所有一切。
那栋两层小楼是他家的祖屋，解放初期是板壁房，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生活条件好了改建成砖瓦平房，到了七十年代因为儿子结婚家里要添人进口，就得将平房升格为楼房。好在逢贵的老爹是远近闻名的泥瓦匠，四个儿子中有两个子承父业，都有一身瓦工好手艺。老大在社会上有一帮朋友，一呼百应；老二是个工长，老三一张如簧之舌十分了得，老四还认得好几个干部子弟，开工的时候自然热闹非凡，不说有多少工匠一起站在脚手架上忙碌，就是新的楼房上梁盖瓦的那一天就不知放了多少鞭炮。
当时还在学院街的公安局和还在中书街的法院与谭家都仅仅一箭之遥，自然听得见那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一些警车就在鞭炮的硝烟里钻来钻去，可都只当没看见，既没有谁跳下车，横眉怒对的将一张整改通知书和几张罚款收据一起递过来，也没有网格员不知从哪里钻出来，说社区主任请事主到居委会喝茶；更没有戴着钢盔、手提大锤、开着大铲车的城管执法队气势汹汹赶来，不由分辨先拆了再说。宜昌有句俗话：“政策是死的，方法是活的。”
那栋实际上就是一层半（二楼只能算是阁楼）的两层小楼恰好就在学院街与中书街的丁字路口，就似乎和另一侧的那栋平房形成了一个犄角之状，虽然道路并没有因此变窄，可在人的视角上就有些喇叭口收紧的感觉。所以车辆不管是从中书街开到学院街，还是由学院街拐进中书街，司机们都得小心谨慎；加上那栋小楼靠中书街的那堵墙的夹角有些妨碍司机的视线，所以经常有车会在那里发生刮擦事故。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相交的某一年某一天中午，逢贵一家人就在那栋房的堂屋里围着一口大锅热气腾腾的边喝酒边吃老大刚从长江里钓来的那种后来卖成天价的江鲶，突听门外一声巨响，房屋一阵四下摇晃，甚至有尘土淅淅而下，大家吓得要命，以为半截砖砌成的房屋要坍塌了，扔掉筷子夺路而逃，胆战心惊的站在学院街上等待着那栋小楼轰然倒塌，激起很大的尘灰，结果却屁事都没有发生，余悸犹存的四下张望，才发现一辆解放牌货车没收好的后厢板挂钩硬生生的在小楼外墙上划出了深深的一道沟痕。
没多久，邮电局为了适应飞跃增加的大量新的固定电话用户的需求，对中心城区的电话线路进行了全面更换，其中需要在学院街与中书街的拐角处、也就是那栋两层小楼外墙上架设一个铁三角架，逢贵和一大帮人好烟好茶的款待那些施工人员，建议他们在街道拐角处、也就是那栋小楼的墙脚处“栽（宜昌话，竖的意思）”一根电线杆，技术人员也来现场勘察过，认为建议很好，没两天就在紧挨着墙角之处立起了一根刷过沥青的杉木电杆，就是没想到那是那家人为自己的那堵墙设计的防撞桩。
可做梦也没想到，没过多久的一个晚上，逢贵和他的好友念时还有一帮人正围坐在一台宜昌电视机厂生产的12寸飞浪黑白电视机前一边喝酒一边看当时风靡一时的香港电视连续剧，又听得大门外“轰隆”一声巨响，虽然没有上次那样的地动山摇，可所有的人同样吓得要命，拔腿跑得飞快。出门一看就傻了眼：市局（宜昌人习惯这样称呼公安局）交警大队那个膀大腰圆的“黑皮牙膏”骑着一辆长江750三轮摩托路过此处，不知是没留神还是喝了酒，反正莫名其妙的把车撞到对面的那栋平房的`侧墙上，恼羞成怒的站在那里骂人呢。所有人都装作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似的，回屋抽烟喝酒继续看电视。
后来，逢贵的老爹先走了，再过了一些年，谭妈妈患病了，那个时候看病已开始要自掏腰包，一家四兄弟都是工薪阶层，各家的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经过好几次商量，就决定把自家的那栋小楼给卖了，母亲的治疗最要紧。他母亲后来曾经不止一次的对那个前去他们的新居探望她的念时很自责的说不该为自己的病卖掉祖业，那个男人叼着烟开玩笑的对她说过：“房子重要还是人重要？说不定，您的病看好了房子却被拆了呢！”
逢贵的母亲走了不知多少年了，那栋已经变得十分破旧、即将面临拆迁的两层小楼却依然还在。虽然时过境迁，虽然物是人非，虽然昔日位于老城中央繁华的学院街早就变成了一个露天集贸市场，中书街也早就失去了明清王朝的辉煌，可逢贵家那栋小楼承载了他们家的多少故事，也记录了多少属于他的那些年轻时期的朋友们的青春记忆。
对了，那根电线杆现在还在，而且还是杉木的、涂了沥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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