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人格和良心散文
美国原哲学学会主席赫伯特·芬格莱特的小作品《孔子：即凡而圣》，让自己从文化的根源上终于理解了前段时间读的19世纪末中国通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在《中国人的性格》一书中说的那句话：“让我们再重复一遍，中国需要的东西不多，只是人格和良心。” 在这个广大民众权利贫困，尊严缺失，信仰机械唯物主义进化论而废除了“天道”，打到孔子废除儒家亦无“人道”，机会主义“奴才”特吃香的社会里；在这个“声色犬马”、“黑白颠倒”、“乱象丛生”、“有法不遵”的时代里，明恩溥的许多结论显得极具说服力。
中国古人早说过“性相近、习相远”这样经典的话，意思从人性角度讲，各个人种与民族之间作为人拥有的喜怒哀乐愁这些情感几乎都是相似的，包括生理上共同性，因之不管是黄种人和白种人结合，还是其他人种结合都可以生育出也许更聪明的混血儿，依然是人。不像动物，种不一样，如果交媾则肯定会生出个《封神演义》里姜子牙的坐骑四不像来。虽然性与情上人无太大的差异，但在作为文化和制度的实践理性“习”上，却又会表现出巨大的差异。
有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自中国拯救民族与个人道德等所有方面的责任在唐宋以降几乎都赋予了政治后，从这里足见孔子个人形象在教化方面的至高地位，《论语》文本被赋予了承担教化天下根本大法的权威性。从赫伯特·芬格莱特对《论语》这本书的解读里，我们发现《论语》与欧洲文明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其只给我们制定了一条大陆，那就是“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而西周的“礼”则为代表天道、人道根本大法，是社会规则规范，与性灵没关系，是“一条没有十字路口的大道”，这就意味着，自文明肇始，中国人不存在道德价值上的选择，也不存在知识上的选择，那么也就不存在发之内心的道德困境和个体上的自由意志。在孔子偷换概念后，让我们看到儒家非常的看重理想的统治者和权威作为典范的作用，由“礼”规范的中国人应该尊崇的“道”，亦缺乏一种对个体心灵的根本指涉，这也就导致了中国属于一个偶像崇拜的国家，常常把人当神崇拜，这个传统从"尧、舜、禹"就开始了，而不是一个有信仰的国家，不像欧洲文明两大支柱，神的领域属于基督，人的领域属于古希腊肯定人文主义的哲人，他们传统里把个人自己看作存在的绝对价值和理想的权威，个人的伟大任务就是要自我解放，超越“超我”的压迫。
在“礼”里也罢，在《论语》里也罢，和欧洲文明相比，都缺乏关于理性和自由的这些在欧洲文明看来的普世价值的讨论和追问，其要求遵循的“天道”，只不过意味着一个人合乎礼仪的与另一个人生活在一种特定的关系中，这相对私人来说属于一个范围更广的人际关系模式，其中一部分是公共关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这个情况下，人的神圣尊严感是在人与人的交往中产生的，不是来自于自我肯定自我认识，因此在中国才有了所谓的“脸面”这个公不公私不私的事物。
遵循“礼”来处理交往，不仅是人的社会身份体现与表达，也意味着本属于个体人的`各种品质就能得到实现，意味人际关系是人与人之间各种关系的各种具体形式，而绝非仅仅是个体之间的任何关系，这使得人只有生活在一种所谓的公共关系中才具有真正人的意义和价值，自由选择从来没有被表达过，这就否定了个体并不是一个真正或完整的人性存在，个体既不是真正人性的终极单位，也不是人的价值的终极依据，生活中至高的尊严和价值，以及生命的神圣性，都不是个体的存在本身，是在交往中获得的，相对古希腊文明，早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个体的理性和幸福乃是人性及其命运的本质。
孔子一再提倡的“仁”，也意味着属于与他人之间产生的活生生的“礼”的关系，是一个人自己对人道的完美奉献，是否要有这个关怀，这完全要由个人来决定，因为在《论语》里，从来没有内疚和忏悔的概念，以任何的道德愧疚和道德责任来作为罪过的基础在《论语》里不存在，由于缺乏这一担当，也就没有罪过与受罚、痛悔与自新、或价值、尊严，奖赏等与道德责任有关系的内容，以人为根本存在的道德任务的选择问题从来没明确地发生过，中国传统的罚与刑，也是针对“礼”这个社会规则的完整性需要的“纪律”来说的，而不是一种对人性的普遍尊重的价值观的理性反应。
由于“礼”是人与人之间动态关系的具体的人性化形式，因此私的关系与私的利益贯穿了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在人际关系的互动中，个体根据素好来体现“脸面”和实践“仁爱”，这必然意味着对人格和良知的取舍也就是所谓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也就导致易约束君子纵容小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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