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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乡农事散记之送粮散文随笔

时间:2021-04-30 15:28:10 散文杂文 我要投稿

水乡农事散记之送粮散文随笔

  “送粮”一词源自近代,流行的时间不足百年,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地的农民推着独轮小车冒着炮火往前线送粮叫送军粮,全国解放后,分得了土地的农民送粮到国家粮库叫送公粮,也称缴公粮(解放初期对农民实行的是实物地租形式,将应缴的农业税折算成粮食)。在人民公社的那段特殊时期里,农民生产出来的粮食除了一小部分留作口粮,其余的全都要交售给国家,那时对入库的粮食质量要求很苛刻,生产队每年都要在这方面化不少人工,因此,送粮也就成了当时的一项农事。

水乡农事散记之送粮散文随笔

  每当小麦登场时节,生产队的干部都盼望着能有连续几个晴好天气,因为收下来的小麦除了每人分四、五十斤作夏接秋的口粮再留一些作种子,其余的要全部送到国家粮库。如果在梅雨到来之前小麦未能晒干入库,窝在场屋里的小麦就会重新返潮。那些日子,公社天天在广播中播报各个大队夏粮入库的进度,很显然,粮食入库进度就是当时衡量干部政绩的一项重要指标。送粮的上一天晚上,晒干扬净的小麦就要夯运装船,那时全是散装,编织袋好像还没有问世,麻袋也紧缺,就连国家大批量调运粮食也大都是散装。在我们那里,人工短途搬运粮食是用一种叫“芭斗”的柳编容器,标准的大芭斗装满了稻谷能盛140斤(即为一石),如果装的是小麦,就能有200斤左右,那时的男劳力个个会夯芭斗,夯时左手叉腰,右手握着芭斗一侧的铁环,上肩时专门有一人配合着将芭斗抬放到肩上,虽然负重一百几十斤,但夯的人还都能健走如飞,即便是走在很狭窄的上船挑板上也能如履平地。那时,夯芭斗也不全是男劳力的专利,有些健壮的农妇也会夯,记得有一次在场上夯粮,生产队会计与一个农妇打赌,说只要她能将一芭斗小麦夯到她自己家中,芭斗里的小麦就送给她家。玩笑开得有点儿大了,那可是四个人的夏季口粮,会计万万没想到当两个男劳力将满满一芭斗小麦抬放到她肩上时,她二话没说就夯着快步往家中奔去,她的家离场头有三百多米,就是男人她不一定能夯到家,后来会计立即派了两个男劳力赶上去将她在半路上拦了下来。

  送粮是男劳力们一年中难得有几回的美差,因为是能吃到几顿队里无偿提供的美餐。因此,每次安排送粮人选时都要尽量做到一碗水端平。不过,与队干部处得好的人每年总会多被安排几回。对于队里的那些富农子女就是少安排回把两回他也不敢犟嘴。如果劳力们发现某一个人经常得到额外的照顾,就会受到大家的忌妒,甚至还会怀疑他的婆娘与队干部有一腿。

  至今依然记得有一次送小麦的事,那是上世纪60年代后期的一个夏天,那年我当生产副队长。那天拂晓,我和七、八个男劳力行着两条装满小麦的船就出发了,船上的一万五、六千斤小麦是上一天晚上夯上船的。其所以要起早出发是因为要尽可能早些赶到粮站码头抢档排队。粮站离我们庄子有将近20华里的水路,因为是重载,摇橹加带篙也要三个小时才能赶到。那天正好遇到不大不小的逆风,男劳力们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奋力摇橹、撑船。虽然他们个个都空着肚子,但似乎还都精力旺盛,他们知道,只要到了粮站码头就能用小麦到街上换烧饼吃。赶到那里时,太阳已经丈把多高了,码头上人声鼎沸,等待检样的粮船沿着河岸排了足有三百米长的队。我们还是来晚了,很后悔没能起得更早些,

  因为看样子一时半会儿轮不到我们检样。只好先将队里带来的几百斤菜籽抬到粮站里面去换菜油,栽在谷场上的油菜每年每人也能分到斤把多菜油。一大缸香气扑鼻的菜油抬上船时,船上有人已经用小麦换了好几十个烧饼回来了,于是大家便迫不及待地狼呑虎咽。那种烧饼其实就是烤熟了的面圪垯,上面既没有一粒芝麻,也没加一点油、糖、不过对于饥肠骨碌的人来说却是难得的美味,就是现在的宫廷桃酥也没法与之相比。他们一边用烧饼蘸菜油幸福地享受着,一边大口地喝着河水。虽然那时的河水要比现在原生态些,不过在那么多粮船的搅动下也并不清澈,甚至还有点柴油的气味。大可不必担心他们会闹出肠胃方面的疾病,因为久经考验,习惯成自然。

  临近中午时才轮到我们检样,此时等待检样的粮船已经不多了,约有三分之二的船通过了验收开始过磅上粮,因为含水量偏高需要回去重新晾晒的也不少。没通过验收的粮船上的带队干部显得有些沮丧,劳力们是无所谓的,反正他们可以拿到一天的工分,还能用小麦换米换肉大吃一顿。检样员是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人,他的外公是我们庄上人,算起来与我还沾点亲,他的外公是我的远房表叔,他不认识我,我也没作自我介绍,他那时一脸的严肃,即使介绍了也不会认我这个八杆了打不着的亲戚。检样的过程十分简单,用一根米把长的管状的取样器插进船舱,取出舱中上、中、下的样品,然后分别将几粒麦粒丢进嘴里用门牙咬,必须要有八成以上的麦粒咬时听到响声才能够到标准,如果得到通过就会当即开出合格的收样单,有了那张像“圣纸”般的单子就可以过磅入库。很遗憾,我们没能拿到那张单子,说是还差两个太阳。那天天气很好,虽然还算不上骄阳似火,但晒小麦还是挺管事的,正好看到粮站旁边空着一大片当地生产队的谷场,于是就决定在这里就地晾晒,毕竟能省下许多往返行船的工夫。大家就七手八脚地夯粮上岸摊晒,并且抽出一个人到镇上跟当地农民借米借锅子煮饭。

  中午饭是很丰盛的,八个人煮了12斤米饭,每人平到一斤半米,绝对可以放开肚皮了。菜很简单,七、八斤猪肉烧了一大锅。这户人家是队里多年的关系户,每次送粮都到他家煮饭,为了接待送粮的人,家里特地砌了大灶。米和肉都是这户人家先垫的,当时的潜规则就是最后给他百儿八十斤粮食,因此,当地的农民都能在送粮的季节里发点小财。那天,十二斤米饭没能吃掉,估计每人吃了一斤多一点的米饭,因为两、三个小时前才吃过那么多的烧饼,那可是硬铮货,一时半会消化不了。不过,那一大锅肉可一点儿没剩下,除了盛了一大碗给房东家,最后连肉汤都泡了饭。饱餐过后,个个脸上写满了幸福,那年头就是过春节也难得有如此奢侈,一家老小,顶多也只舍得买二斤肉。

  那天饭后我在粮站里找到了那个收样员的'住所,正好遇到他拿着检样的家什要去码头,我向他说了许多好话,并且亮出了表叔的“身份”,有点儿出乎意外,他竟然就将收样单子开给了我。谢天谢地,尘埃落定,喜出往外。于是我们说又七手八脚地将晾晒了两、三个小时的小麦往船上收。轮到我们上粮的时候,正好那个露天粮屯到了快要封顶的阶段,遇到这种情况是够倒霉的,粮屯高度有四、五米,夯粮的人要走好几节长跳板才能爬上去。虽然来了八个壮劳力,但真正夯粮的只有五个人,因为要有一个人在船上扒舱装芭斗,一个人把肩(即帮助夯粮的人把芭斗送上肩膀),我还必须守在磅称旁边卸肩、添称、上肩。尽管芭斗不是太满,每次限量一百斤,但因为距离不近又要爬高,夯粮的人个个都弄得汗流浃背。他们下身只穿一条被汗水浸湿了的短裤,肩上披一块披肩,脸上因为腾不出手擦汗,布满了灰尘和污渍。那天回到家中时已经接近午夜,在回来的路上大家都喝了很多的河水。

  那时曾有一个问题困扰了农民好多年,就是国家屯积了那么多的粮食,为什么对生产粮食的农民的口粮却限制得那么苛刻?使得中国农民过了多少年半饥半饱的日子。前些时候,不经意间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文章披露当时的共和国档案,说在大跃进后的二年中全国饿死了上千万人,其时国家粮库还有887亿斤的粮食库存!也就是说那些可怜的人是守着887亿斤粮食饿死的。好在噩梦早已远去,那个年代的是非功过还是留待后人去评说吧。

  自从分田到户后,粮食连年大幅增产。粮食多了,压在农民头上二十多年的统购统销政策也随之废止。种粮的农民才真正成了粮食的主人。近几年,国家又陆续出台多项惠农政策,更加激励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现在他们需要卖粮时只要打个电话给粮食经济人,车子马上就到了家门口。每当看到他们与粮商讨价还价时的情境,总会令人想起往昔送粮时的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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