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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是怎样炼成的散文随笔

时间:2021-04-30 13:12:09 散文杂文 我要投稿

圣人是怎样炼成的散文随笔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

圣人是怎样炼成的散文随笔

  孔子是“天纵之将圣”吗?就其一生来看显然不是。可是子贡为什么说“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呢?答案恐怕就在上面这一句话里。了解孔子的圣人修炼之路,可以明辨什么是人生的正途。

  “志于学”是以学明志,也可以说是学以致用、学以致志。孔子的“学”有三个层次。一是糊口之学,也可认为是打底之学,即谋生手段。孔子讲“吾少也贱,故能多鄙事”(《论语·子罕》)出身不好,学点生活技艺可以糊口。“吾不试,故艺。”(《论语·子罕》)没有官职,没有俸禄,所以学习一切谋生的手艺来养活自己,这一阶段是寒门子弟不能超越的,也是起飞之前的原始积累;二是谋士之学。也就是传统的儒业,包括礼、乐、射、御、书、数等,这是走上仕途的必要准备。作为士族子弟的孔子通过自学传统儒业有了为政的资本。但这一时期孔子只作了委吏、乘田之类的小官,所以当时别人的看法是:“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论语·子罕》)三是大学。即把自己的人生目标、人生理想定义在追求学问、做学术的研究、做道义的研究和探讨上。《大学》中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钱穆先生的《孔子传》中也说明:“惟自孔子以后,而儒业始大变,孔子告子夏‘汝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可见儒业已先有。惟孔子欲其弟子为道义儒,勿仅为职业儒,其告子夏者即此意。”孔子追求的“大学”,乃是在六艺之中,找寻其道德意义,明了其渊源流变,发扬其道义精神,并由此建立人生的道德价值基础。自此而后,儒就由职业技术,进而至于学术流派,学术从此有了独立的价值和地位,追求终极真理,体现终极关怀的形而上的学问在孔子的学习实践中诞生了。

  孔子言“三十而立”,表示这一时期他已经有了独立的主张和独立的人格,有了自己的声望和地位,他是怎么“立”起来的呢?首先,他创办了私学,解放了教育,使教育走向民间。他凭着自己渊博的学识和独到的教育方法,有教无类地培养社会英才,树立起一个职业教育家的典范形象,受到了普遍的尊重。《左传》记载,连鲁国的老牌贵族孟僖子在去世之前,也遗嘱自己的两个儿子跟着孔子学习,这说明孔子立学、立教是非常成功的。其次,孔子找到了自己独特的人生道路,那就是保持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通过参悟和涵养自己来推行主张,宣传思想,传承文化,实现理想,形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的“立定”境界。第三,孔子的.政治立场也立起来了。最可贵的是他敢于表达自己的政见,从人性的角度和道德的标准来坚持自己的政治原则和政治立场,形成了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观点,如:“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论语·八佾》)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论语·八佾》)当三桓逼走昭公,孔子也出鲁走齐,途中遇到一个妇女在新坟前痛哭,经了解是她的公公、丈夫、儿子都被老虎吃了,但她仍不愿搬家,原因是这个地方“无苛政”,这个事情记载在《礼记·檀弓》里,引出了孔子一句惊天动地的教导:“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在齐国两年里,他对管仲、晏婴等政治上的大人物都独到而深刻的客观评价,对齐景公也敢于直言教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论语·季氏》)可以讲,孔子的“行仁政”思想就是在这期间形成和“立”起来的

  “不惑之年”,孔子开始以豁达平静的心态来看待世界,找到了快乐的源泉。孔子自37岁离开齐国重回鲁国,一直到他50岁重新出仕前,有十四年的时间。这是孔子一生中第一个重要的十四年。第二个十四年,是五十五岁到六十八岁,孔子在外周游列国。第一个十四年是坐而论道,第二个十四年是寻找“得君行道”理想的过程。孔子何以“不惑”?一是这段时间是他私学的蓬勃发展时期,一大批非常杰出的学生随侍左右,他们天天在一起学习、明辨,优哉游哉,其乐融融,志趣、理想皆已定型,故而不惑;二是“文化大餐”的滋养使他们“不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敏以求之”(《论语·述而》)的孔子沐浴在传统文化的雨露之中,发出了“学习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的由衷慨叹。三是人生志向的坚定使他们“不惑”。四十岁时的孔子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治长》),已经了解了自己的道德使命:“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他和弟子们都在为“以天下为己任”蓄积力量。四是他们找到了真正的快乐。快乐为做人之本,没有快乐,做人大打折扣,也谈不上“不惑”。因为不惑,所以快乐。有了快乐,不惑自消。这真是两全齐美的事。孔颜乐处,修炼出“贫而乐”的大境界。孔子认为“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乐观向上、乐观放达、心怀沧生未济远,孔子在乐观中走过了不惑之年。

  知天命,是孔子人格境界中一个很高的境界,指的是人对自身所处的自然、历史与社会环境的认同,孔子强调“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论语·宪问》)天命难违,乃是道义使然。他主张“知天命”不仅要有敬畏心(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语见《论语·季氏》),还要有进取心,即替天行道,“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孔子的天命观使得他的人生总有一种使命感,他必须走出书斋,在修身、齐家之后,继续担当治国、平天下的大任。当时的鲁国,在平息阳货叛乱、结束“陪臣执国政”之后,百废待举,求贤若渴,孔子毅然站出来,以国家、人民利益为重,参与到治理国家的政治洪流中,他先后任中都宰、小司空、大司寇,进而荣升代理丞相,在每一任上都做得有声有色,赢得了良好的政声,如果不是齐国的一场离间计,孔子的“天命之政”不会草草结束。不过,这也给了孔子更多的思考和更深的认识,他用三句话忠告世人: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尧曰》)这三句话放在了《论语》的最后一章,作为全书的总结性的话,孔子的深意是;要知天命,就是知天道,知自然,了解自己的使命;要知礼,就是知人道,知社会,知文化;要知言,就是知人物,知贤愚,知交友处仁。三句话概括起来,就是做人必须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三大关系。这是天命之年孔子阐述的儒家学说的核心所在。

  六十而耳顺,意思是说一个人到了六十岁,修养才能达到通达的境界,任何事情都不能动摇自己的心智,对世事褒贬、是非功过都能淡然处之。这正是孔子周游列国的时期,说其为一场政治漂泊或文化苦旅也不为过。孔子是如何做的呢?一是继续追求“得君行道”的理想,以做到“吾道一以贯之”的目的。这时的孔子,“内圣”已成,力求“外王”,不是追求政治待遇,唯求天下己任的实现;二是不忌恶言,在实践中追问内心、探求真理,用道义来要求自己,而用人性来观察别人。途中遇隐者责备,首先想到的是责任,是担当,是“天下有道”。三是树成了律己的最高境界:恕。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强调“恭、宽、信、敏、惠”(《论语·阳货》),打造圣人的亲和力,塑造温柔敦厚的特别气质。这时的孔子,已没有明显的人性弱点,宠辱不惊,自信宽容,人情练达。

  孔子人生的最后阶段,是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它包含着一种很深刻的辨证论的哲理,从心所欲而又能够做到不逾矩。其从心所欲大致为:热爱自然,以山水寄人文情怀。所谓“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他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如果“道不行”,则希望“乘桴浮于海”(《论语·公治长》);热爱艺术:“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论语·述而》)跟师襄子学古琴,学一个曲子,只进不止,能通过演奏音乐把作曲者的形象想象出来。整理《诗经》,三百篇孔子皆弦歌之,(《史记·孔子世家》)热爱文化:“好古,敏而求之者也。”(《论语·述而》)孔子以前数千年的文化,赖他而传;孔子以后的文化,赖他而开。孔子“述而不作”的背后,是五经六艺的继承和创新,是由“文化”而“文明”的根本转变。其不逾矩大致为:克己(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焉);自讼(见其过而内自讼,即内辩是非的过程);自省(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孔子保留了“不逾矩”的欲,克服了不当的欲,抛弃了低级的趣味,成为一个纯粹的人,做到了“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状态下的“从心所欲”和“不逾矩”的完美平衡。

  纵观孔子一生,他志于学,志于道,依于仁,据于德,立于礼,成于乐,游于艺,厚重的人生实践,清醒的人生目标,顽强的社会责任,悠远的家国情怀,铸就了他迭宕起伏的人生,也成就了他丰满的圣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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