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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时期的宫廷诗人
唐代 (618 -- 907) 的诗主要可为四期：初唐、盛唐、中唐、晚唐.。
盛唐诗人的分类，学术界习惯按照其创作的题材分为山水田园诗人和边塞诗人两类。这种分类法是相当粗略的，且不说李白、杜甫这样的大诗人，无法归入任何一类;即使就王维、孟浩然而言，他们又何止是山水田园诗人这样一句简单的话所能概括的呢?高适、岑参又何止是边塞诗人这样一句简单的话所能概括的呢?这种分类法不仅简单化，也是不符合实际的。
我们转而另求其他的分类法，于是找到依照其身份、地位、主要生活经历来分类的方法。这似乎更有助于阐释他们的创作生涯和创作成就。
我们将盛唐诗人分为三大类：宫廷中的诗人、在地方担任官职的诗人、在野诗人。每一大类中又可分出若干小类。关于以上的看法，袁行霈在《唐诗风神及其他》一书中已经有所阐释①，今再进一步加以探究发挥。本文先就第一大类诗人展开论述，其余各类另文论述。
宫廷中的诗人，主要包括朝廷重臣与台阁文人，当然皇帝也包括在内。在盛唐时期，从皇帝到宰相、大臣，再到台阁文人，都对诗歌创作有极大的热情，既有积极倡导，又有创作实践，而且诗歌的艺术水平相当高。他们的诗风，与初唐时期唐太宗、武则天两朝的诗风不同，对大部分盛唐诗人的心理与诗歌风格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同样体现了盛唐气象。这类诗人中有不少人曾放为外官，与第二大类诗人有交叉，他们与其他两类诗人一道，共同促进了盛唐诗坛的繁荣。但他们受生活阅历的限制，诗歌题材相对狭窄，难以达到盛唐的一流水准。
宫廷中的诗人又可按照与唐玄宗的关系由亲到疏分为三小类，第一小类是唐玄宗的兄弟、子侄、宗室，我们称之为皇族;第二小类是宰相及知贡举、知制诰、掌典选的朝廷重臣;第三小类是在台阁任职的中、下层文士。
一
唐玄宗(685-762)是第一类诗人的当然领袖，也是联结这一类诗人的枢纽。他不仅擅长诗歌，在书法、绘画、音乐、歌舞等方面也颇有才能。他现存诗六十余首，是唐代皇帝中存诗较多的。我们曾在《唐玄宗与盛唐诗坛》一文中专门讨论过他的诗②，不再赘叙。开元年间，他的创作热情很高，天宝年间，其诗歌创作仍在继续，但已非复开元盛况。
唐玄宗的兄弟、子侄、宗室等也普遍爱好诗歌，有的能诗，有的与诗人关系密切，对诗人的生活与仕途产生过重大影响。玄宗共兄弟五人，表面上看，他对兄弟们十分友爱，他有《鹡鸰颂》，《序》云：“朕之兄弟，唯有五人。比为方伯，岁一朝见。虽载崇藩屏，而有暌谈笑。是以辍牧人而各守京职，每听政之后，延入宫掖。申友于之志，咏棠棣之诗。邕邕如，怡怡如，展天伦之爱也。”《开天传信记》：“上于诸王友爱特甚，常思作长枕，与诸王同起卧。诸王有疾，上辄终日不食，终夜不寝，忧形于色，左右或开谕进食，上曰：‘弟兄，吾手足也，手足不理，吾身废矣。何暇更思美食安寝耶!’上于东都起五王宅，于上都制‘花萼相辉之楼’，盖为诸王为会集宴乐之地。”《大唐新语》卷六：“玄宗以业(薛王)孝友，特加亲爱。尝疾，上亲为祈祷，及瘳，幸其第，置酒宴乐，更为初生之欢。因赋诗曰：‘昔见漳滨卧，言将人事违。今逢庆诞日，犹谓学仙归。棠棣花重发，鸰原鸟再飞。’其恩遇如此。”唐玄宗与兄弟们诗酒唱和，亲密无间，可谓棠棣情深，比之魏文帝、唐太宗对兄弟的无情杀戮迫害，唐玄宗当然算是十分仁慈了。这固然有其真诚的一面，也符合其以孝治天下的政治理念，但同时更是一种权术。唐玄宗与其曾祖太宗一样依靠宫廷政变夺得皇位，因此，对可能影响其帝位稳定的几位兄弟不得不严加防范，首先是让他们不再到外地担任大都督、刺史等实职，全部调回京城，名义上是让兄弟们安享富贵，实际上是便于控制，其次是在放任他们享乐的同时，严禁诸王交结，并禁止他们与朝臣结纳。
唐玄宗重点防范的一是宁王，二是岐王。他们二人恰好又与盛唐诗人关系十分密切。
宁王李宪是唐玄宗的大哥，当然的皇位继承人，由于看到皇族内部斗争激烈，便急流勇退，让位给弟弟隆基，自己安享富贵荣华。玄宗对他礼让三分，经常率大臣到其山庄游览赋诗，玄宗存有写给大哥的诗六首，张说唱和的也有四首。宁王的生活极尽奢华之能事，唐人孟棨《本事诗》载：“宁王曼(宪)贵盛，宠妓数十人，皆绝艺上色。宅左有卖饼者妻，纤白明媚。王一见注目，厚遗其夫取之，宠惜逾等。环岁，因问之：‘汝复忆饼师否?’默然不对。王召饼师，使见之，其妻注视，双泪垂颊，若不胜情。时王座客十余人，皆当时文士，无不凄异。王命赋诗，王右丞维诗先成：‘莫以今时宠，宁忘昔日恩。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③这则故事的细节未必真实，但它至少从侧面揭示了如下事实：宁王的淫威、宁王与文人过从甚密、诗人王维的婉而多讽及对宁王霸道行为的无可奈何。玄宗对宁王的一举一动都极为关注。《酉阳杂俎》前集卷一二：“玄宗常伺察诸王。宁王尝夏中挥汗挽鼓，所读书乃龟兹乐谱也。上知之，喜曰：‘天子兄弟，当极醉乐耳。”’可见，作为皇亲国戚，不管怎么胡闹都可以，只要不觊觎皇位，就是好兄弟。宁王深谙其中三昧，所以安安稳稳地度过了一生。
岐王李范是玄宗的弟弟，多才多艺，喜欢交结文士，玄宗对他似乎防范更严。窦皋《述书赋》称赞岐王的文才曰：“可谓梁园笔壮，乐府文雄。累圣重光之盛业，六书一艺之精工，非所以抑圣人以绚己，服勇士以雕虫。责繁声于韶濩，征艳色于苍穹者也。”原注：“言乐府文雄者，王多能好事，有文词特为歌者所唱。”这说明岐王不仅能诗，而且其诗在当时颇为流行。从杜甫《江南逢李龟年》“岐王宅里寻常见”之句来看，当时的诗人、歌唱家在岐王府聚会是件常事。《全唐诗逸》存其断句五联，如“清冷池里冰初合，红粉楼中月未圆。”(《宴大哥宅》)“可惜韶年三日暮，风光由绕碧燕觞。”(《三月三日》)均不愧为七言佳句。唐人薛用弱《集异记》曾记载岐王通过玉真公主的门路使王维获得京兆府解头事，我们认为此事是有可能发生的④。岐王广交文士，引起了玄宗的高度关注，对其周围的文人严厉打击。《旧唐书·惠文太子范传》曰：“范好学工书，雅爱文章之士，士无贵贱，皆尽礼接待，与阎朝隐、刘庭琦、张谔、郑繇篇题唱和，又多聚书画古迹，为时所称。时上禁约王公，不令与外人交结。驸马都尉裴虚己坐与范游宴，兼私挟谶纬之书，配徙岭外。万年尉刘庭琦、太祝张谔皆坐与范饮酒赋诗，黜庭琦为雅州司户，谔为山茌丞。然上未尝间范，恩情如初，谓左右曰：‘我兄弟友爱天至，必无异意，只是趋竞之辈，强相托附耳。我终不以纤芥之故责及兄弟也。’”岐王交结文士，触犯了唐玄宗敏感的神经，裴虚己既与岐王游宴，又“私挟谶纬之书”，犯了大忌。岐王周围的文人阎朝隐、张谔、郑繇、刘庭琦多能诗，其中阎朝隐诗名颇高，但卒于开元之前。张谔曾任陈王掾，存诗十二首，其中《五日岐王宅》、《岐王美人》、《岐王山亭》、《延平门高斋亭子应岐王教》诸诗是直接与岐王有关的。郑繇登嗣圣元年(684)进士第，开元初任右拾遗、监察御史，开元六年至八年为岐王府长史，在岐王府作《失白鹰诗》，为盛唐名作，诗云：“白锦文章乱，丹霄羽翮齐。云中呼暂下，雪里放还迷。梁苑惊池鹜，陈仓拂野鸡。不知寥廓外，何处独飞栖。”刘庭琦开元时人，终雅州司户。存诗仅四首，有两首入选《国秀集》，《奉和圣制瑞雪篇》较有名。
此外，玄宗之妹玉真公主与盛唐文人过从甚密，她爱诗歌，通音乐、书法，乐于提携文士，从唐玄宗到王维、李白、高适、吴筠等都与她有诗歌方面的往还⑤。宁王之子汝阳郡王李琎“与贺知章、褚庭诲为诗酒之交”(《旧唐书·宁王宪传附李琎》)。杜甫《饮中八仙歌》“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曲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说的就是他。李祎(?-743)，吴王恪之孙，开元中，改封信安郡王。李岘(712-766)，李祎之子，高适、王维、皇甫澈都有诗赠给他。李暠(683-740)，太原景王裔孙，官至吏部尚书，这三人都有诗传世。李适之(?-747)，恒山愍王承乾之孙，杜甫《饮中八仙歌》“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即指此人，存诗三首。玄宗之子李亨(即唐肃宗)存诗三首、联句一首。玄宗的女婿张垍(张说之子，尚宁亲公主)，曾任翰林学士，深得玄宗宠爱，《旧唐书·张垍传》曰：“(张)垍，以主婿，玄宗特深恩宠，许于禁中置内宅，侍为文章，赏赐珍玩，不可胜数。”今存诗二首，杜甫《赠翰林张四学士垍》曾称赞其文翰：“紫诰仍兼绾，黄麻似六经。”杜甫《送翰林张司马南海勒碑》，也是送张垍的。《旧唐书·韦述传》记贾曾、席豫、张垍、韦述等人引萧颖士为谈客，可见张垍与文人交往比较频繁。
从以上作品和事件来看，盛唐时期以唐玄宗为代表的皇族的诗歌创作与诗歌活动非常活跃，在唐代无出其右者。唐玄宗以其文采风流，极大地带动了朝廷的诗歌创作，这样做，符合其“文治”思想，也在客观上表现了当时国力强盛、经济繁荣的背景下，歌舞升平的安乐生活，是盛唐五十年太平盛世的反映。与南朝宫体诗相比，唐玄宗的诗有了巨大变化，虽然都以宫廷为中心，但其诗不再(或者说几乎没有)以后宫女性为重点，以享乐生活为重心，而是题材广泛，格力雄壮，从宫廷扩展到了外部世界，表现了自己的治国方略、思想取向与胸怀气度，诗艺上也达到较高水平，为当时的文臣树立了榜样。与唐太宗相比，唐玄宗的诗也有很大变化。太宗诗富文采，多五言，气骨不足。明人王世贞评云：“明皇藻艳不过文皇，而骨气胜之。语象，则‘春来津树合，月落戍楼空’。语境，则‘马色分朝景，鸡声逐晓风’。语气，则‘翠屏千仞合，丹嶂五丁开’。语致，则‘岂不惜贤达，其如高尚心’。虽使燕许草创，沈宋润色，亦不过此。”(《艺苑卮言》卷四)评价较为恰当。
皇族对诗歌的这种广泛参与及热衷程度，无疑会给各阶层的文人以积极的启示，激励文人以极大的精力投入到学诗、作诗的活动中去，这对推动盛唐诗歌的高度繁荣，具有明显的作用。同时，唐玄宗引导皇族诸人醉心文学，尽情享乐，这对皇权的稳定有一定的作用。而皇族文人们，除了用诗歌咏太平之外，有时也可用于抒发自己的真实感情，如李适之的诗就是如此。皇族周围的文人，依靠这棵大树，在生活上或仕途中得到了好处，同时也有可能因与皇族关系过近而引起猜忌，并进而受到打击与迫害。
二
第二小类主要是盛唐朝廷的宰相群体(李林甫、杨国忠已另有文章论述⑥)及知贡举、知制诰、掌典选的朝廷重臣，代表人物有张说、苏颋、张九龄、孙逖等人。其中最重要的诗人是张说，唐玄宗大部分诗作张说都有和作，据《全唐诗》统计，张说的应制诗达四十六首之多，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张说与唐玄宗的亲密关系及其在朝臣中独一无二的地位。玄宗有多首诗是直接赐给张说的，如送其巡边、答其雀鼠谷诗、送其上集贤学士赐宴、“三杰诗”等，这在群臣中也是唯一的。有趣的是，张说卒后，玄宗的诗就很少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抛开君臣关系来看，张说可称为玄宗亲密的诗友。
作为文臣之首，张说在开元宫廷诗坛上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群臣奉和圣制，也多是追随张说之后的。张说较有名的应制诗如《将赴朔方军应制》：“礼乐逢明主，韬钤用老臣。恭凭神武策，远御鬼方人。供帐荣恩饯，山川喜诏巡。天文日月丽，朝赋管弦新。幼志传三略，衰材谢六钧。胆由忠作伴，心固道为邻。汉保河南地，胡清塞北尘。连年大军后，不日小康辰。剑舞轻离别，歌酣忘苦辛。从来思博望，许国不谋身。”此诗既文采斐然又言之有物，诗中感谢皇帝对自己的器重，表达了以身许国的忠心，虽慷慨激昂却从容不迫，得大臣之体，显儒将之威。这是张说应制诗中较优秀的作品。然而他的大部分应制诗都以歌颂为主，有些还不及唐玄宗原作的水平。其他人的应制诗，多为歌功颂德、歌舞升平之作，连直臣宋璟、张九龄也不例外。
苏颋(670-727)开元中与宋璟同知政事，其文名与张说相埒，《新唐书》本传曰：“自景龙后，(颋)与张说以文章显名，称望略等，故时号‘燕许大手笔’。”⑦《全唐文》存其文九卷，《全唐诗》存其诗两卷。其应制诗可以《奉和春日幸望春宫应制》为代表：“东望望春春可怜，更逢晴日柳含烟。宫中下见南山尽，城上平临北斗悬。细草遍承回辇处，飞花故落舞筵前。宸游对此欢无极，鸟哢歌声杂管弦。”张九龄曾得到张说的揄扬与推荐，长期在朝中任职，为朝廷起草诏书，历任中书舍人、集贤院副知院事、宰相等职。他是盛唐前期最出色的诗人之一，其诗风格独特，严羽《沧浪诗话》称之为“张曲江体”。他的应制诗如《奉和圣制早度蒲津关》是一首五言排律，其中间对仗的四联十分精当：“长堤春树发，高掌曙云开。龙负王舟渡，人占仙气来。河津会日月，天仗役风雷。东顾重头尽，西驰万国陪。”气象宏伟，结言端直，不愧盛唐名作。前人或评为“气象混谔，典重奇怪，无不兼有”(《批点唐诗正声》)，或赞曰“典重矣，又能清拔，可睹此公风度”(《唐诗直解》)。《奉和圣制送尚书燕国公赴朔方》，《唐诗直解》评云：“起得台阁气象。同时明皇、罗从愿、张嘉贞俱有诗，无此沉着。”
开元时期的宰相王丘、张嘉贞、韩休、源乾曜、萧嵩、李元纮等人也都能诗且与诗坛关系密切。王丘(?-743)乐于奖掖文士。《新唐书·王丘传》：“迁紫微舍人、吏部侍郎，典选，复号平允。其奖用如山阴尉孙逖、桃林尉张镜微、湖城尉张晋明、进士王泠然，皆一时茂秀。”孙逖、王泠然后来都成为盛唐诗坛有名的人物。王丘有《奉和圣制送张尚书巡边》、《奉和圣制答张说扈从南出雀鼠谷之作》等诗。张嘉贞(665-729)能诗善文，存应制诗三首，他在并州长史任上提携王翰，因而留下礼遇诗人的美名。韩休(673-739)工于文词，其诗今存四首，其中《奉和御制平胡》较精彩。源乾曜(673-739)开元中与张说、张嘉贞相继知政事，存诗四首，送张说巡边诗较为出色。萧嵩(?-749)开元初，与王丘、齐浣同为相，姚崇许其致远，存诗二首，一为送张说赴学士院诗，一为《奉和御制左丞相说右丞相璟太子少傅乾曜同日上官命宴都堂赐诗》。李元纮(?-733)，存诗三首，《绿墀怨》是一首颇有情调的闺怨诗：“征马噪金珂，嫖姚向北河。绿苔行迹少，红粉泪痕多。宝屋粘花絮，银筝覆网罗。别君如昨日，青海雁频过。”
朝廷中知贡举或知制诰的高级官员也属此类，他们是参与起草制诰、校理编纂图书的文人学士，以文笔翰墨见知于帝王，类似宋代馆阁或明清翰林院中的文士。其中有的人因此得到赏识做了朝廷的高官，有的又放了外任。他们之中有的是从地方政府中来的，有的曾贬官于地方，但就其主要经历而言是在朝中。他们本有较好的学术根柢，又得以接触朝廷的图书，所以大多有学者的身份，他们的诗歌也带有较多学者的特色。他们多半长于制、诰、疏、表一类公文的写作，其文名多得自这类文章的写作，不少人是文名大于诗名，写诗多少有一点业余为之的样子，其诗也有不少是御用诗或应酬诗。他们从初唐的宫廷诗人那里继承了不少写作的技巧，风格精细，但比初唐的宫廷诗少了一些脂粉气而多了一些刚健气⑧。
馆阁诗人的代表有贺知章、裴漼、徐坚、许景先、席豫、徐安贞和孙逖等人。
贺知章(659-744)，开元十年与徐坚、赵冬曦等入丽正书院，撰《六典》及《文纂》等。后转太常少卿。十三年，迁礼部侍郎，加集贤院学士，又充皇太子侍读。他是盛唐前期诗人，今存诗十九首。玄宗送张说巡边、送张说上集贤学士赐宴赋诗等活动，他都参与其事，并有奉和之作。天宝初年，李白入长安，贺知章曾揄扬之，呼其为“谪仙人”，使其名声大振，是诗坛的一段佳话。天宝三载，他以年老辞官入道，唐玄宗御制诗《送贺知章归四明》及序为之送行，并诏百官饯送于长乐坡，皇太子以下咸与执别，各有诗作，《会稽掇英总集》卷二载李适之、李林甫等三十余位大臣的同题五言应制诗，这既是贺知章一生的荣耀，也是盛唐诗坛的一件盛事。回乡后，贺知章作《回乡偶书》二首，是唐诗中的名作。贺知章既有名篇传世，又深得玄宗赏识，还曾与李白有亲密的关系，他的辞官还乡引起了玄宗首倡的大规模的朝臣送别唱和，极一时之盛，他存诗虽不多，但在文坛的影响力却相当大。徐坚(?-729)曾任集贤院副知事，是张说的副手，存诗九首，《奉和送金城公主适西蕃应制》比较有名。许景先⑨(677-730)，“属三九宴射，时众官既多，猥费府藏，公因是纳谏。明诏见依，朝廷嘉焉，寻除中书舍人。有诏令中书门下词臣撰睿宗皇帝集序，时中书令燕国公张说，当代词宗，遂命公为之。序成奏闻，大承优赏，专掌文诰，尤推敏速。……有制令宰臣已下祖饯于洛桥，御见赋诗以宠其事”(韩休撰《大唐故吏部侍郎高阳许公墓志铭并序》)。许景先的诗今存五首，有送张说巡边、春台望两首应制诗。裴漼(约666-736)，经张说推荐，擢为吏部尚书，存诗四首。《奉和御制平胡》以文德与武功并重，末尾说：“直将威禁暴，非用武为雄。饮至明军礼，酬勋锡武功。干戈还载戢，文德在唐风。”席豫(680-748)，“进士及第。开元中，累官至考功员外郎，典举得士，为时所称。三迁中书舍人，与韩休、许景先、徐安贞、孙逖相次掌制诰，皆有能名。……天宝初，改尚书左丞。寻检校礼部尚书，封襄阳县子。玄宗幸温泉宫，登朝元阁赋诗，群臣属和。帝以豫诗为工，手制褒美曰：‘览卿所进，实诗人之首出，作者之冠冕也。’”(《旧唐书·文苑中·席豫传》)席豫的诗今存六首，可惜为唐玄宗激赏的《登朝元阁诗》今已不存。徐安贞(生卒年不详)“尤善五言诗。尝应制举，一岁三擢甲科，人士称之。开元中，为中书舍人、集贤院学士”(《旧唐书·文苑中·徐安贞传》)。其诗及书法在当时颇负盛名。徐安贞存诗十一首，较好的有《奉和喜雪应制》。
孙逖是此类诗人中存诗较多、水平较高者，颜真卿《尚书刑部侍郎赠尚书右仆射孙逖文公集序》联系历代诗歌的发展状况，对孙逖的生平与创作作了相当全面的概括，颜真卿说雅颂之作流行，是王化兴盛的标志，《诗》亡之后，王道衰竭，此后之诗，或质胜文，或文胜质，均未得其中，宫体流行之后，诗道更加衰落，他不赞同前人提出的沈约诗“灵均已来，此未及睹”、“道丧五百年而得陈君(陈子昂)”的观点，而认为孙逖是“斌斌彪炳，郁郁相宣，膺期运以挺生，奄寰瀛而首出”的诗人，这个评价是非常高的。此文作于永泰元年(765)，以颜真卿之渊博，肯定读过张说、张九龄、孟浩然、王维、李白、高适这些盛唐大诗人的作品，而他却对孙逖之诗作出如此高的评价，从孙逖现存之诗看，显然当不起这种荣誉，这可能是颜真卿得到过孙逖的奖掖，故有过誉之嫌，又或是孙逖诗佳作多已失传，如今已难窥其全貌。但孙逖诗在当时享有盛名当无疑问。颜真卿还说孙逖学识渊博，辞赋、序文、制文均很出色，“其为诗也，必有逸韵佳对，冠绝当时，布在人口”。王丘、张说、张九龄、李邕对他都很赏识，可见他在当时文坛上确实有很大影响，同时，孙逖知贡举时，又能秉公选士，不畏权势，选出的人才后来多成为知名文士，《旧唐书·文苑中·孙逖传》：“(开元)二十一年，入为考功员外郎、集贤修撰。逖选贡士二年，多得俊才。初年则杜鸿渐至宰辅，颜真卿为尚书。后年拔李华、萧颖士、赵骅登上第，逖谓人曰：‘此三人便堪掌纶诰。’……逖掌诰八年，制敕所出，为时流叹服。议者以为自开元已来，苏颋、齐浣、苏晋、贾曾、韩休、许景先及逖，为王言之最。逖尤善思，文理精练，加之谦退不伐，人多称之。”颜真卿评其为“人文之宗师，国风之哲匠”，这也是至高无上的评价了。其诗《全唐诗》存一卷，共六十一首，其中有少数几篇五、七言古诗，其余多为律诗，以五律与五排居多，有应制诗，还有十余首与同朝官员唱和交往之作。
上述诸人中，席豫、徐安贞、许景先、孙逖均曾掌制诰，其中席豫、孙逖时间尤长，席豫、徐安贞、孙逖也都参加了唐玄宗与张说的赠答活动。
张说等大臣之间也常有类似唱和的活动，如奉旨参加某些王子、皇亲、公主、大臣家中举行的宴乐，往往会奉旨赋诗，有时也主动赋诗，大臣奉使出巡或出镇地方，留在朝中者也常常有诗相赠。这类诗与应制诗相比，可能更自由一些。大臣奉答皇帝，歌功颂德是题中之意，而且这类诗的内容、体式都有很大的局限性，朝臣们无法自由地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但这些诗从内容格调上来看比“思极闺闱之内，止乎衽席之间”的梁陈宫体要健康多了，从艺术上看，多为五律与五排，而且技巧较为纯熟，这对唐诗的发展还是有贡献的。
宰相或朝廷重臣当中有的参加编纂类书，这对他们的诗歌特点的形成有一定帮助。张说参加《三教珠英》的编写，又长期修史。开元中，朝廷设丽正院(后改为集仙院、集贤院)采集天下图书，先后以褚无量、马怀素、元行冲、张说、张九龄、李林甫等主其事，《群书四部录》、《唐六典》诸书均在此时修成。张说、苏颋是当时的文章宗师，朝野公认的“燕许大手笔”，张说“为文俊丽，用思精密”(《旧唐书·张说传》)、“为文属思精壮”(《新唐书·张说传》)。苏颋：“绪发而宫商应，言形而雅颂兴，爽律与云天并高，繁章与霞月俱亮。故能虚明独照，壮思雄飞，自我心极，为之宰匠。……繁弦间发，缛彩相辉。歌奏而白雪遂孤，赋成而黄金有贵。”(韩休《苏颋文集序》)张九龄传世的文章也很多，“学究精义，文参微旨，或有兴托，或存讽谏，后之作者所宗仰焉”(徐浩《唐尚书右丞相中书令张公神道碑》)。他们的文章对其诗风也有影响，并呈现出与盛唐其他诗人不同的特点。他们的文章多雍容典雅，鼓吹盛世，诗歌也受文章影响，主要写盛世之音，平正通达，与当时失意文人或市井文人的诗风迥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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