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家聂耳小时候的故事（精选5篇）
中华民族精神的传承是需要代代相传的,它代表了国民意志品质。那么,今天就和大家聊聊第一个写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革命者聂耳先生的故事，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音乐家聂耳小时候的故事 篇1
聂耳的父亲去世较早，家境十分贫寒。小聂耳要上三年级了，在学校马上就要开学的时候，他家里还是没有交学费的钱。开学那天，小聂耳拉住妈妈的衣角说：“妈妈，我有书了。”“什么书?”“上课的书哇。”小聂耳回答，他从书包里拿出两本用香烟盒纸订得整整齐齐的本子。妈妈看着本子，鼻子一酸，泪水禁不住流了下来。
一个夏天的傍晚，聂耳听见邱师傅家里飘出了悠扬的笛声。聂耳被这悠扬的乐声所吸引，听到这样的音乐，那些恼人的事情，都飞得无影无踪了。
从此，聂耳常去听邱师傅吹笛子，听熟了，就抽空问邱师傅吹笛子的方法。邱师傅见这孩子爱学，也愿意教。过了几天，聂耳就能吹出几支简单的曲子了。
从此，聂耳迷上了音乐。有了音乐的陪伴，聂耳的生活充满了快乐。
后来，聂耳又学会了演奏二胡、三弦、月琴、风琴，他成了学校学生音乐团的组织者和指挥。
音乐家聂耳小时候的故事 篇2
聂耳的父亲聂鸿仪在昆明甬道街72号开了一家成春堂药店。 1912年2月15日，聂耳出生在药店的楼上，原名紫艺。不久，父亲死了，药店由母亲经营，殷实的聂家开始中落。在幼年聂耳的记忆里，母亲经常坐在灯下，拨拉算盘，算完账后，叹气，发愁。聂耳曾暗许心愿：今后一定要“让母亲过好日子”。他到上海后，在写给母亲的信中，屡屡提到“汇钱”之类的字眼。
母亲是聂耳最大的牵挂。从照片中看，母亲彭寂宽是比较典型的傣族妇女的长相。令人佩服的是，彭氏没有上过一天学堂，但跟着丈夫，居然能够读医书，丈夫死后还能坐堂把脉问诊，养家活口。彭氏的聪慧，显然也遗传给了儿子。聂耳是家里最小的儿子，乖巧伶俐，一支简陋的竹笛能吹得五彩缤纷，甚得亲友疼爱。
母亲能唱各种民歌，包括在昆明等地民间广泛流传的洞经调、花灯调、洋琴调，等等。动听的歌曲与歌曲里的故事让小聂耳着迷。蔡锷功成名就之时，聂耳还是黄口小儿，但他从母亲的歌里认识了蔡锷。蔡将军云南首义讨袁护国的壮举在他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习武从军曾是少年聂耳的一大志向。十六岁那年，聂耳终于憋不住了，背着家人偷偷参军，被编入十六军湖南新兵队受训，后投考黄埔军校不果，又被军队遣散，习武之念才在无奈之中打消。不得已，转而读书、演戏、作曲，但成就伟业之心未了。
在一篇《我之人生观》的中学作文中，聂耳表示，如果有可能，他不会从事宗教、哲学和科学的行当。他的理想是先上大学，然后出外游历，最好是出国，行路读书，增长见识，学术上有所建树。最后挣几个钱，与几个谈得来的朋友，找一处山清水秀的地方，读书，弹琴，度悠闲时光。他还特意表示，昆明的西山将是自己隐逸的首选。
待到年长几岁也就是中学毕业考入云南省立师范学校后，聂耳又写了篇《我之人生观》，他的学生腔明显少了，代之而起的是，希望学工科，研究点艺术，做一个“并不是鲁滨逊那种个人主义的思想”的游历家，然后“以实在考察之所得以建设新的社会”。
演艺圈的“拼命三郎”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聂耳来到上海，举目无亲，托人帮忙在“申庄”采购站找到了一份稽查员的工作。谁知“申庄”在昆明的总部云丰商行因为偷税被查封，上海的分店遂告关门。聂耳失业了。
还好，天无绝人之路，联华影业公司音乐歌舞学校刊登在《申报》上的招生启事引起聂耳的注意。每月能挣十元津贴，还管吃住，吸引力实在是太大了。聂耳忐忑不安地进了考场，因为紧张而发挥得一般，但却被主考官黎锦晖录取了。
明月歌舞剧社的前身，是黎锦晖创办的中华歌舞剧团。这是我国最早的职业性歌舞团。阵容虽然不大，但是因为拥有上海有名的“歌舞四大天王”王人美、胡笳、白丽珠、薛玲仙以及影帝金焰等名角，在上海乃至全国名噪一时。聂耳在群星璀璨的“明月”是名小提琴练习生。
音乐家聂耳小时候的故事 篇3
聂耳原名聂守信，他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家里境况困难。聂耳该上三年级了，学校马上就要开学，可是哪有钱交学费买书呢？妈妈悄悄把聂耳爸爸在世时最喜欢的八音钟卖了，学费有了着落。可书费呢？开学那天，小聂耳拉住妈妈的衣角说：“妈妈，我有书了。”他从书包里拿出两个订得整整齐齐的本子。妈妈翻开本子一看就呆住了，聂耳用香烟盒纸工工整整地抄了两本，一本国语，一本算术。
贫寒的生活丝毫没有影响他对生活的热爱。他家有一位邻居姓邱，是位木匠，闲暇时喜欢拿一枝短笛坐在门口吹，那美妙的旋律时而像天上的云彩一样悠扬舒缓，时而像森林里的小鸟一样活泼跳跃。年幼的聂守信陶醉不已，忍不住跑到邱木匠家，跟他学习吹笛子。聂守信很聪明，学得很快，在他的影响下，两个哥哥也跟着一起学。后来，他们用压岁钱买了一枝竹笛和一把二胡。从此他的家就乐声不断，常引得路人停下脚步聆听。
后来，聂守信又学会了拉二胡、弹三弦和月琴。在学校，他是学生音乐团出色的小指挥，在他家居住的胡同，他又是街坊儿童小乐团的热心组织者。中学毕业后，聂守信被云南省立师范学校录取。一天，他亲眼看见XXX当局杀害了三位革命者，还割下他们的头，挖出他们的心，暴尸示众。聂守信对此感到无比愤怒，他开始思考民族的命运，并加入了共青团。由于参加革命活动，他被当局列入黑名单，无奈离开家乡去了上海。这一年，他刚18岁。
初到上海，他在一家云南人开的商号里当伙计。一天，他在报上看到了“明月歌剧社“招收学员的广告，想到自己从邱木匠那里受到启蒙至今，一直没有机会投身艺术，便马上跑去报名。主考人是音乐家黎锦晖，他见这个年轻人身上洋溢着奋发向上的热情，又有音乐基础，立即录取了他。在歌剧社，聂守信很快就成了首席小提琴手，由于他的耳朵特别敏锐，大家就叫他“耳朵先生”，后来，他干脆改名叫聂耳。
“九？一八”事变后，国家危难，歌剧社的节目仍然是风花雪月，聂耳认为年轻人不应沉迷于靡靡之音，离开了歌剧社。不久，他结识了诗人田汉，参加了革命音乐组织。他开始为电影和戏剧创作主题曲和插曲，《大路歌》、《开路先锋》、《码头工人之歌》、《毕业歌》，一首又一首明快有力的歌曲从他心中涌出，冲击着中国人麻木怯懦的心灵。
1935年，由田汉和夏衍等人创作的电影《风云儿女》需要一首主题歌，田汉写好了歌词，负责谱曲的聂耳看到歌词后激动不已，他在自己的房间里忘我地投入了创作，时而在钢琴上弹奏，时而用手在桌子上打拍子，时而在地板上走来走去，楼下的房东太太差点把他撵出去。谱好之后，导演许幸之被那激昂有力的旋律深深打动，不过他觉得结尾不够有力，歌曲原来的结尾是“前进！前进！前进！”在他的`建议下，聂耳把它改成“前进！前进！前进进！”变得更有气势了——这就是《义勇军进行曲》。
聂耳在外漂泊多年，回到家乡时，邱木匠已经去世，想起童年时邱木匠对自己的帮助，聂耳心里非常感激。
音乐家聂耳小时候的故事 篇4
聂耳是云南玉溪人，出生于昆明。聂耳从小喜爱音乐，1918年就读于昆明师范附属小学。利用课余时间，聂耳自学了笛子、二胡、三弦和月琴等乐器，并开始担任学校“儿童乐队”的指挥。
其实聂耳的原名并不叫聂耳，而叫聂守信。那麽聂耳的名字是怎麽来的呢？那里还有一段搞笑的故事。
聂耳天生听力个性好，这也能够说是音乐家的天份吧。他不但有音乐天份，而且他又具有表演的才能，擅于模仿各种人的声音和表情．有一次在明月歌舞团的联欢会上，他不仅仅表演舞蹈，还模仿各种人讲话的声音，还有一个更精彩的节目就是表演两只耳朵分别一前一后地动，这点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他这一举动把大家逗得大笑起来。从此他就在歌舞团出了名，成了大家公认的“耳朵先生”。他的听力好，也是促成这个外号的原因之一吧。当时他自我觉得这外号很富于幽默感，干脆改名为“聂耳”了，并在自用的便笺上印上了“耳、耳、耳、耳”，他的名字便由这四个耳字组成了，这样成了习惯，人们倒把他的原名聂守信给忘了。
聂耳在创作上最注重生活的体验和感受，大家都会唱的《卖报歌》就足以证明了这一点。那是在1933年的秋天的一个傍晚，他约朋友周伯勋出去走走，他边走边对朋友说：这条路上有一位卖报的小姑娘，卖报时喊的名字很动听，想让周伯勋也听一听。当他们走到吕班路（此刻的上海重庆南路）口时，果然看到了一小姑娘走来走去，匆忙地卖着晚报，她声音清脆、响亮、有顺序地叫卖着报名和价钱。聂耳走过去买了几份报，同时跟她聊了起来，明白她父亲有病，家庭生活困难。在回家的路上聂耳沉重地说：“很想把卖报儿童的悲惨生活写出来，要请田汉或者安娥写词”。
过了几天，安娥把词写好了，聂耳找到了那位小姑娘，把歌词念给她听，然后问她有没有不适宜的地方，小姑娘想了一下说：“都挺好，但如果能把铜板儿能买几份报的话也写在里边，我就能够边唱边卖了。”聂耳回去立即和安娥商量，在歌词中添上了“七个铜板能买两份报”的句子。之后那位小姑娘真的一边唱一边卖，她的歌声使她的生意也好了起来。此刻聂耳早已去世了，但那位小姑娘还活着，已成为白发斑斑的老人了。人总是要死的，但聂耳的《卖报歌》将长存于世。
1931年4月聂耳考入黎锦晖主办的“明月歌舞剧社”，任小提琴手。1932年7月发表《中国歌舞短论》，并因批评黎氏被迫离团。1932年11月进入联华影业公司工作，参加“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并组织“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组。1933年，聂耳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4月聂耳加入百代唱片公司主持音乐部工作，同时建立百代国乐队（又名“森森国乐队”）。这也是聂耳最多产的一年。1935年初，聂耳创作了著名的《义勇军进行曲》。
“一·二八”以后，中共提出在文艺界发展党员，壮大左翼力量。年轻活跃的聂耳被列为首批培养对象。培养和联系人是上海左翼剧团联盟负责人田汉，之后介绍聂耳入党的也正是田汉。但在聂耳目前保留下来的十多万字的日记、文章、书札里，关于田汉的描述却很少，即使有，也大多是流水账式的记录，至多用“很好”这样的字眼笼统地表示一下。在田汉的眼里，聂耳最初只是一个有着不平凡经历的追求革命的贫苦学生，两人阅历、资历以及性格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但这并不妨碍田、聂二人在音乐创作中的默契合作。
1933年至1935年两年间，田汉作词，聂耳作曲，一同创作了《开矿歌》、《大路歌》、《毕业歌》、《码头工人》、《苦力歌》、《打砖歌》、《打桩歌》、《告别南洋》、《春回来了》、《慰劳歌》、《梅娘曲》、《采菱歌》、《义勇军进行曲》等十四首歌曲，几乎占了聂耳全部作品的一半。聂耳的处女作《开矿歌》是两人合作的开端。之后被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则是两人合作的巅峰。
1935年1月聂耳任联华二厂音乐部主任。1935年7月17日，年仅23岁的聂耳在日本藤泽市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
音乐家聂耳小时候的故事 篇5
1932年底，聂耳回到上海，短暂的北京之行让他充满了创作革命音乐的热情。回到上海之后，聂耳认识了田汉，两人合作创作出了很多革命作品，其中就包括享誉世界的《义勇军进行曲》。
当时，田汉是左翼戏联的负责人，还是中国共产党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成员。与聂耳相识后，田汉给了聂耳不少的鼓励和帮助，并介绍聂耳在1933年年初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聂耳，把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唯一信仰，更加热情的投入革命音乐的创作。当时中国电影事业刚刚发展，左联艺术家们拍摄了很多反映人民大众生活的进步影片，聂耳用他的小提琴，在影片中演奏音乐，用音乐表达出丰富的情感，获得了大家的一致赞扬。
1933年8月，聂耳用他心爱的小提琴，为电影《母性之光》作曲，创作了他的第一首表现人民大众斗争生活电影歌曲——《开矿歌》。这是聂耳表现劳苦大众斗争生活的音乐处女作，它开创了中国30年代革命电影歌曲的先声。
在这之后，聂耳的创作一发不可收拾，又用他心爱的小提琴，陆续创作出了《码头工人歌》、《卖报歌》、《毕业歌》和《大路歌》等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在人民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共鸣。
1934年7月，田汉决定创作一部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电影《风云儿女》，《义勇军进行曲》就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曲。这首歌的歌词，是影片中诗人辛白华所作的《万里长城》长诗的最后一首。田汉在创作歌词时，由于时间仓促，就把歌词随手写在了一张香烟衬纸上。
刚完成了电影故事和歌词，田汉就被当时的反动政府逮捕了。左翼戏联另一位负责人夏衍拿到田汉留下的剧本和那张写着歌词的香烟衬纸，把歌词抄写下来，继续完成电影准备工作。
聂耳听说这件事情以后，不顾个人安危，找到夏衍和《风云儿女》的导演许幸之，主动要求为这首歌作曲。
许幸之在 《忆聂耳》中回忆道：“聂耳那主动要求工作的作风，那种热情、坦率而诚恳的年轻音乐家的气质，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使我感到他仿佛是一团火，在我面前燃烧着，连我自己的心也被他点燃起来。”聂耳与国歌的故事。
在顺利得到作曲的任务之后，聂耳用火一般的巨大热情，很快就完成了《义勇军进行曲》的初稿。
后来，聂耳曾对许幸之说：“为创作《义勇军进行曲》，我几乎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一会儿在桌子上打拍子，一会儿坐在钢琴面前弹琴，一会儿在楼板上不停走动，一会儿又高声地唱起来。”
不久，聂耳为逃避反动政府的追捕而出国，并在国外顺利完成了《义勇军进行曲》的终稿，将曲谱寄回国内。为了使《义勇军进行曲》能够激励中华儿女奋勇抗日，不怕牺牲的勇气，聂耳在作曲过程中，将“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大炮飞机前进”修改成“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令人遗憾的是，当《义勇军进行曲》在银幕上首次响起时，聂耳却因为意外在国外去世了。但这首《义勇军进行曲》，远远超越了电影本身的影响力，成为那个时代民族革命的号角，鼓舞了无数爱国志士。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全国代表一致通过将《义勇军进行曲》定为我国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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