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纪十起玄黓执徐，尽强圉作噩四月，凡五年有奇
上得疾，累年不愈，后侍奉，昼夜不离侧。常系毒药于衣带，曰："若有不讳，义不独生!"后素有气疾，前年从上幸九成宫，柴绍等中夕告变，上擐甲出阁问状，后扶疾以从，左右止之，后曰："上既震惊，吾何心自安!"由是疾遂甚。太子言于后曰："医药备尽而疾不瘳，请奏赦罪人及度人入道，庶获冥福。"后曰："死生有命，非智力所移。若为善有福，则吾不为恶;如其不然，妄求何益!赦者国之大事，不可数下。道、释异端之教，蠹国病民，皆上素所不为，奈何以吾一妇人使上为所不为乎?必行汝言，吾不如速死!"太子不敢奏，私以语房玄龄，玄龄白上，上哀之，欲为之赦，后固止之。
及疾笃，与上诀。时房玄龄以谴归第，后言于上曰："玄龄事陛下久，小心慎密，奇谋秘计，未尝宣泄，苟无大故，愿勿弃之。妾之本宗，因缘葭莩，以致禄位，既非德举，易致颠危，欲使其子孙保全，慎勿处之权要，但以外戚奉朝请足矣。妾生无益于人，不可以死害人，愿勿以丘垄劳费天下，但因山为坟，器用瓦木而已。仍愿陛下亲君子，远小人，纳忠谏，屏谗慝，省作役，止游畋，妾虽没于九泉，诚无所恨!儿女辈不必令来，见其悲哀，徒乱人意。"因取衣中毒药以示上曰："妾于陛下不豫之日，誓以死从乘舆，不能当吕后之地耳。"己卯，崩于立政殿。
后尝采自古妇人得失事，为《女则》三十卷，又尝著论驳汉明德马后以不能抑退外亲，使当朝贵盛，徒戒其车如流水马如龙，是开其祸败之源而防其末流也。及崩，宫司并《女则》奏之，上览之悲恸，以示近臣曰："皇后此书，足以垂范百世!朕非不知天命而为无益之悲，但入宫不复闻规谏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怀耳!"乃召房玄龄，使复其位。
秋，八月，丙子，上谓群臣曰："朕开直言之路，以利国也，而比来上封事者多讦人细事，自今复有为是者，朕当以谗人罪之。"
冬，十一月，庚午，葬文德皇后于昭陵。将军段志玄、宇文士及分统士众出肃章门。帝夜使宫官至二人所，士及开营内之;志玄闭门不纳，曰："军门不可夜开。"使者曰："此有手敕。"志玄曰："夜中不辨真伪。"竟留使者至明。帝闻而叹曰："真将军也!"
帝复为文刻之石，称"皇后节俭，遗言薄葬，以为'盗贼之心，止求珍货，既无珍货，复何所求。'朕之本志，亦复如此。王者以天下为家，何必物在陵中，乃为己有。今因九嵕山为陵，凿石之工才百馀人，数十日而毕。不藏金玉，人马、器皿，皆用土木，形具而已，庶几奸盗息心，存没无累。当使百世子孙奉以为法。"
上念后不已，于苑中作层观以望昭陵，尝引魏征同登，使视之。征熟视之曰："臣昏眊，不能见。"上指示之，征曰："臣以为陛下望献陵若昭陵，则臣固见之矣。"上泣，为之毁观。
十二月，戊寅，朱俱波、甘棠遣使入贡。朱俱波在葱岭之北，去瓜州三千八百里。甘棠在大海南。上曰："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然朕不能无惧，昔秦始皇威振胡、越，二世而亡，唯诸公匡其不逮耳。"
魏王泰有宠于上，或言三品以上多轻魏王。上怒，引三品以上，作色让之曰："隋文帝时，一品以下皆为诸王所顿踬，彼岂非天子儿邪!朕但不听诸子纵横耳，闻三品以上皆轻之，我若纵之，岂不能折辱公辈乎!"房玄龄等皆惶惧流汗拜谢。魏征独正色曰："臣窃计当今群臣，心无敢轻魏王者。在礼，臣、子一也。《春秋》：王人虽微，序于诸侯之上。三品以上皆公卿，陛下所尊礼，若纪纲大坏，固所不论;圣明在上，魏王必无顿辱群臣之理。隋文帝骄其诸子，使多行无礼，卒皆夷灭，又足法乎?"上悦，曰："理到之语，不得不服。朕以私爱忘公义，向者之忿，自谓不疑，及闻征言，方知理屈。人主发言何得容易乎!"
上曰："法令不可数变，数变则烦，官长不能尽记;又前后差违，吏得以为奸。自今变法，皆宜详慎而行之。"
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上言："宣、饶二州银大发采之，岁可得数百万缗。"上曰："朕贵为天子，所乏者非财也，但恨无嘉言可以利民耳。与其多得数百万缗，何如得一贤才!卿未尝进一贤，退一不肖，而专言税银之利。昔尧、舜抵璧于山，投珠于谷，汉之桓、灵乃聚钱为私藏，卿欲以桓、灵俟我邪!"是日。黜万纪，使还家。
是岁，更命统军为折冲都尉，别将为果毅都尉。凡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关内二百六十一，皆隶诸卫及东宫六率。凡上府兵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三百人为团，团有校尉;五十人为队，队有正;十人为火，火有长。每人兵甲粮装各有数，皆自备，输之库，有征行则给之。年二十为兵，六十而免。其能骑射者为越骑，其馀为步兵。每岁季冬，折冲都尉帅其属教战，当给马者官予其直市之。凡当宿卫者番上，兵部以远近给番，远疏、近数，皆一月而更。
贞观十一年丁酉，公元六三七年
春，正月，徙郐王元裕为邓王，谯王元名为舒王。
辛卯，以吴王恪为安州都督，晋王治为并州都督，纪王慎为秦州都督。将之官，上赐书戒敕曰："吾欲遗汝珍玩，恐益骄奢，不如得此一言耳。"
上作飞山宫。庚子，特进魏征上疏，以为："炀帝恃其富强，不虞后患，穷奢极欲，使百姓困穷，以至身死人手，社稷为墟。陛下拨乱返正，宜思隋之所以失，我之所以得，撤其峻宇，安于卑宫;若因基而增广，袭旧而加饰，此则以乱易乱，殃咎必至，难得易失，可不念哉!
房玄龄等先受诏定律令，以为："旧法，兄弟异居，荫不相及，而谋反连坐皆死;祖孙有荫，而止应配流。据礼论情，深为未惬。今定律，祖孙与兄弟缘坐者俱配役。"从之。自是比古死刑，除其太半，天下称赖焉。玄龄等定律五百条，立刑名二十等，比隋律减大辟九十二条，减流入徙者七十一条，凡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又定令一千五百九十馀条。武德旧制，释奠于太学，以周公为先圣，孔子配飨;玄龄等建议停祭周公，以孔子为先圣，颜回配飨。又删武德以来敕格，定留七百条，至是颁行之。又定枷、杻、钳、锁、杖、笞，皆有长短广狭之制。
自张蕴古之死，法官以出罪为戒;时有失入者，又不加罪。上尝问大理卿刘德威曰："近日刑网稍密，何也?"对曰："此在主上，不在群臣，人主好宽则宽，好急则急。律文：失入减三等，失出减五等。今失入无辜，失出更获大罪，是以吏各自免，竞就深文，非有教使之然，畏罪故耳。陛下倘一断以律，则此风立变矣。"上悦，从之。由是断狱平允。
上以汉世豫作山陵，免子孙苍猝劳费，又志在俭葬，恐子孙从欲奢靡;二月，丁巳，自为终制，因山为陵，容棺而已。
甲子，上行幸洛阳宫。
上至显仁宫，官吏以缺储偫，有被谴者。魏征谏曰："陛下以储偫谴官吏，臣恐承风相扇，异日民不聊生，殆非行幸之本意也。昔炀帝讽郡县献食，视其丰俭以为赏罚，故海内叛之。此陛下所亲见，奈何欲效之乎!"上惊曰："非公不闻此言。"因谓长孙无忌等曰："朕昔过此，买饭而食，僦舍而宿;今供顿如此，岂得犹嫌不足乎!"
三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庚子，上宴洛阳宫西宛，泛积翠池，顾谓侍臣曰："炀帝作此宫苑，结怨于民，今悉为我有，正由宇文述、虞世基、裴蕴之徒内为谄谀、外蔽聪明故也，可不戒哉!"
房玄龄、魏征上所定《新礼》一百三十八篇;丙午，诏行之。
以礼部尚书王珪为魏王泰师，上谓泰曰："汝事珪当如事我。"泰见珪，辄先拜，珪亦以师道自居。子敬直尚南平公主。先是，公主下嫁，皆不以妇礼事舅姑，珪曰："今主上钦明，动循礼法，吾受公主谒见，岂为身荣，所以成国家之美耳。"乃与其妻就席坐，令公主执笲，行盥馈之礼。是后公主始行妇礼，自珪始。
群臣复请封禅，上使秘书监颜师古等议其礼，房玄龄裁定之。
夏，四月，己卯，魏征上疏，以为："人主善始者多，克终者寡，岂取之易而守之难乎?盖以殷忧则竭诚以尽下，安逸则骄恣而轻物;尽下则胡、越同心，轻物则六亲离德，虽震之以威怒，亦皆貌从而心不服故也。人主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将兴缮则思知止，处高危则思谦降，临满盈则思挹损，遇逸乐则思撙节，在宴安则思后患，防壅蔽则思延纳，疾谗邪则思正己，行爵赏则思因喜而僣，施刑罚则思因怒而滥，兼是十思，而选贤任能，固可以无为而治，又何必劳神苦体以代百司之任哉!"
《资治通鉴》 宋·司马光
拓展
历史故事：司马光写《资治通鉴》
王安石罢相以后，宋神宗还把王安石定下的新法维持了将近十年。公元1085年，宋神宗病死，年才十岁的太子赵煦（音ｘù）即位，就是宋哲宗。哲宗年幼，由他祖母高太后临朝。高太后是一向反对新法的。她一临朝，就把反对新法最激烈的司马光召到东京担任宰相。
司马光是当时最有名望的大臣，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他的名声，从他幼小的时候已经开始传开了。他七岁那年，就开始专心读书。不论是大伏暑天，或者数九寒冬，他总捧着书不放，有时候连吃饭喝水都忘了。他不但读书用功，而且很机灵。有一次，他跟小伙伴们在后院子里玩耍。院子里有一口大水缸，有个小孩爬到缸沿上，一不小心，掉到缸里。缸大水深，眼看那孩子快要没顶了。别的孩子们一见出了事，吓得一面哭喊，一面往外跑，找大人来救。司马光不慌不忙，顺手从地上拾起一块大石块，使尽力气朝水缸砸去。“砰”的一声，水缸破了，缸里的水流了出来，被淹在水里的小孩也得救了。
这件偶然的事情，使幼小的司马光出了名。东京和洛阳有人把这件事画成图画，广泛流传。
宋神宗在位的时候，司马光担任翰林学士。司马光和王安石本来是要好的朋友，后来王安石主张改革，司马光思想保守，两个人就谈不到一块儿去了。
王安石做了宰相以后，提出的一件件改革措施，司马光没有一件不反对。有一次，司马光向宋神宗提出要求取消青苗法，同时，以老朋友的资格，写了一封信，责备王安石侵犯其他官员的职权，惹是生非，搜刮财富，还拒不接受别人的意见。
王安石写了一封回信，对司马光的四条责难针锋相对地作了反驳。信里说：我受皇上的命令，改革法制，怎能说我侵犯别人职权；为国家办事，怎能说我惹是生非；为天下理财，怎能说是搜刮财富；驳斥错误的言论，怎能说拒绝意见。
司马光接到回信，气得要命。但是眼看王安石有皇帝撑腰，也无可奈何。最后，他辞去朝廷职务，离开京城，到了洛阳，表示不愿过问政事，关起门来写书了。
原来，司马光对历史很有研究，他认为治理国家的人，一定要通晓从古以来的历史，从历史中吸取兴盛、衰亡的经验教训。他又觉得，从上古到五代，历史书实在太多，做皇帝的人没有那么多时间看。于是，他很早就动手编写一本从战国到五代的史书。宋英宗在位的时候，他把一部分稿子献给朝廷。宋英宗觉得这本书对巩固王朝统治有好处，十分赞赏这项工作，专门为他设立一个编写机构，叫他继续编下去。
宋神宗即位以后，司马光又把编好的一部分献给宋神宗。
宋神宗并不信司马光的政治主张，但是对司马光编书却十分支持。他把自己年轻时候收藏的二千四百卷书都送给司马光，要他好好完成这部着作。还亲自为这本书起了个书名，叫《资治通鉴》（“资治”就是能帮助皇帝治理天下的`意思）。
司马光罢官回到洛阳之后，就专心写《资治通鉴》，一共花了十九年时间，才把这部着作完成。这部书按历史年代编写，从战国时期公元前403年到五代时期公元959年，记载了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
为了写这一部巨大篇幅的著作，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们收集和整理了大量资料，除了采用历代的正史之外，还参看各种历史着作三百多种。据说，这部书写成的时候，原稿足足堆放了两间屋子。由于它的材料丰富、剪裁恰当和考证严格，加上文字精练生动，所以成为我国史学史上最有价值的著作之一。它对于后来的人研究历史，提供了比较完备的资料。
在整整十九年时间里，司马光把全部精力放在这部着作上面，每天工作到深夜。到《资治通鉴》完成的时候，他的身体已经十分衰弱，眼睛昏花，牙齿大多脱落了。由于他在史学方面作出了贡献，他被认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史学家。
司马光在洛阳写了十多年书，但是因为他反对新法出了名，一些保守的官员都很记挂他。他虽然口口声声说不谈政治，但是许多人还把他当作“真宰相”看待，连普通百姓也知道洛阳住着一个司马相公。
斑太后临朝执政，把司马光召回朝廷，司马光已经是又老又病了。但是，他反对王安石新法却丝毫不肯放松。他一当上宰相，第一件大事就是废除新法。有人劝阻他说，神宗刚刚去世，马上把他的政治措施改掉，总不大好吧！司马光气呼呼地说：“先皇帝立的法度，好的自然不要去改动，像王安石搞的那一套，却是害民的事，为什么不能改？再说，现在高太后执政，高太后是神宗的母亲，做母亲的改动儿子的主张，有什么不可以？”
就这样，他不顾许多官员的反对，到了第二年（公元1086年），就把王安石建立的新法一古脑儿废除了。王安石听到这个消息，当然十分生气，不久就郁郁不乐地死去。而司马光的病也越来越重，在同年九月咽了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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