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纪六十七 起屠维作噩七月，尽上章阉茂六月，凡一年
“祖宗委任台谏，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将以折奸臣之萌也。臣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今者物论沸腾，怨讟交至，公议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兹以往，习惯成风，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纪纲一废，何事不生!臣愿陛下存纪纲者此也。”王安石见而深恶之。
辽武安州观察使耶律迪里迁长宁宫使，检括户部司乾州钱帛，逋负，立出纳经画法，公私便之。
熙宁三年辽咸雍六年
春，正月，甲午，辽主如千鹅泺。
癸丑，录唐李氏、周柴氏后。
乙卯，诏：“诸路常平、广仓给散青苗钱，本为惠恤贫乏，今虑官吏不体此意，均配抑勒，翻成骚扰。其令诸路提点刑狱官体量觉察，违者立以名闻，敢沮遏者亦如之。”
先是知通进银台司范镇言：“青苗钱者，唐衰乱之世所为。苗青在田，先估其直，收敛未毕，已趣其偿，是盗跖之法也。”右正言李常、孙觉亦言：“王广渊在河北，第一等给十五贯，第二等十贯，第三等五贯，第四等一贯五百，第五等一贯。民间喧然不以为便，而广入奏，称民间欢呼歌舞，歌颂圣德。”言者既交攻之，朝廷不得已，乃降是诏。
戊午，判尚书都省张方平出知陈州。初，方平为参知政事，帝欲用王安石，方平以为不可，寻以父忧去。服阕，以观文殿学士判尚书都省;安石言留之不便，遂有是命。及陛辞，极论新法之害，帝为之怃然。未几，召为宣徽北院使，留京师。安石深祖之，方平亦力求去，乃复出判应天府。
二月，壬戌朔，河北安抚使韩琦言：“臣准青苗诏书，务在优民，不使兼并者乘其急以邀倍息，而公家无所利其入。今每借一千，令纳一千三百，则是官自放钱取息，与初时抑兼并、济困乏之意，绝相违戾，欲民信服，不可得也。又，乡村每保须有物力人为甲头，虽云不得抑勒，而上户必不愿请，下户虽或愿请，必难催纳，将来决有行刑督责、同保均陪之患。陛下励精求治，若但躬行节俭以先天下，自然国用不乏，何必使兴利之臣，纷纷四出，以致远迩之疑哉!乞尽罢诸路提举官，依常平旧法施行。”癸亥，帝袖出琦奏，示执政曰：“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谓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亦强与之乎!”王安石勃然进曰：“苟从其欲，虽坊郭何害!”因难琦奏曰：“陛下修常平法以助民，至于收息，亦周公遗法也。如桑弘羊笼天在下货财以奉人主私用，乃可谓兴利之臣。今抑兼并，振贫弱，置官理财，非以佐私欲，安可谓兴利之臣乎?”曾公亮、陈升之皆言坊郭不当俵钱，与安石论难，久之而罢。帝终始以琦说为疑，安石遂称疾不出。
丙寅，以兵部员外郎傅尧俞同判流内铨。尧俞始除丧，至京师，王安石数召之。既见，语及新法，安石谓尧俞曰：“方今纷纷，迟君来久矣，将以待制、谏院还君。”尧俞曰：“新法世不以为便。诚如是，当极论之。平生未尝欺人，敢以实告。”安石不悦，遂有此命。
王安石称疾，求分司，翰林学士司马光为批答曰：“今士夫沸腾，黎民骚动，乃欲委还事任，退取便安。卿之私谋，固为无憾，朕之所望，将以委谁!”安石大怒，即抗章自辩。帝封还其章，手札慰安石曰：“诏中二语，失于详阅，今览之甚愧。”且命吕惠卿谕旨。安石固请罢，帝固留之。
甲戌，以河州刺史瞎欺丁术征为紫金光禄大夫、检校刑部尚书。
帝欲大用司马光，访之王安石，安石曰：“光外托劘上之名，内怀附下之实，所言尽害政之事，所与尽害政之人，而欲置之左右，使预国政，是为异论者立赤帜也。及安石在告，帝乃以光为枢密副使。光上疏力辞。且曰：“陛下诚能罢制置条例司，追还提举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虽不用臣，臣受赐多矣。”
壬午，王安石出视事，诏以韩琦奏付条例司疏驳。安石之在告也，帝谕执政罢青苗法，曾公亮、陈升之欲即奉诏，赵抃独欲俟安石出，令自罢之。安石既视事，持之益坚，人言不能入矣。
乙酉，韩琦以论青苗不见听，上疏请解河北安抚使，止领大名府一路;王安石欲沮琦，即从之。
司马光力辞枢密副使之命，章凡九上。帝使谓曰：“枢密，兵事也。官各有职，不当以它事为辞。”对曰：“臣未受命，则犹侍从也，于事无不可言者。”会王安石出视事，遂诏收珲敕诰。
是月，命张茂则、张巩相度澶、滑州以下至东流河势堤防利害，时方浚御河，韩琦言：“事有缓急，工有先后。今御河漕运通驶，未至有害，不宜减大河之役。”乃诏辍夫卒三万三千，专治东流。
三月，甲午，司马光移书王安石，请罢条例司及常平使者。开谕苦切，犹冀安石之悟而改也。且曰：“忠信之士，于公当路时，虽龃龉可憎，后必徐得其力;谄谀之人，于今诚有顺适之快，一旦失势，必有卖公以自售者。”光意盖指吕惠卿也。书凡三往反，安石答书，但言道不同而已。条例司疏驳韩琦所言，王安石令曾布为之;琦再辩列，不报。
文彦博亦言青苗之害，帝曰：“吾遣二中使亲问民间，皆云甚便。”彦博曰：“韩琦三朝宰相，不信，而信二宦者乎!”先是安石尝与入内副都知张若水、蓝元震交结，帝遣使潜察府界俵钱事，适命二人。二人使还，极言民情深愿，无抑配者，故帝信之不疑。
先是诏举选人淹滞者与京官，凡三十七人。国子直讲奉符姜潜在举中，帝闻其贤，召对延和殿，访以治道，对曰：“有《尧》、《舜》二典在，顾陛下所以致之者如何耳。”知陈留县，至数月，青苗令下，潜出钱榜其令于县门，已而徙之乡落，各三日，无应者，遂撤榜付吏曰：“民不愿矣。”钱以是独得不散。司农、开封疑潜沮格，各使其属来验，皆入令。会条例司劾祥符不散青苗钱，潜知且不免，移疾去。
己亥，御集英殿策试进干，罢诗、赋、论三题。
帝遣刘方有谕司马光以依旧供职。是日，光入对，曰：“臣自知无力于朝廷。朝廷所行，皆与臣言相反。”帝曰：“相反者何事也?”光曰：“臣言条例司不当置，又言不宜多遣使者外挠监司，又言散青苗钱害民，岂非相反?”帝曰：“言者皆云法非不善，但所遣非其人耳。”光曰：“以臣观之，法亦不善。”帝曰：“元敕不令抑勒。”光曰：“敕虽不令抑勒，而所遣使者皆讽令俵配。如开封界十七县，惟陈留姜潜张敕榜县门，听民自来请则给之，卒无一人来请。以此观之，十六县恐皆不免抑勒也。”帝敦谕再三，光再拜固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