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第二十六
册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纣，浸微浸灭浸明浸昌之道，虚心以改”臣闻众少成多，积小致臣，故圣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显。是以尧发於诸侯，舜兴乎深山，非一日而显也，盖有渐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发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故尽小者大，慎微者著。《诗》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胡尧兢兢日行其道，而舜业业日致其孝，善积而名显，德章而身尊，以其浸明浸昌之道也。积善在身，犹长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积恶在身，犹火之销膏，而人不见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纣之可为悼惧者也。夫善恶之相从，如景乡之应形声也。故桀、纣暴谩，谗贼并进，贤知隐伏，恶日显，国日乱，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终陵夷而大坏。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渐至，故桀、纣虽亡道，然犹享国十馀年，此其浸微浸灭之道也。
册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臣闻夫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谓之道。道者万世之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故政有眊而不行，举其偏者以补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将以救溢扶衰，所遭之变然也。故孔子曰“亡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其馀尽循尧道，何更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继之救，当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独不言所损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繇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
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欲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举贤良方正之士，论议考问，将欲兴仁谊之林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闻，诵所学，道师之言，廑能勿失耳。若乃论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辅佐之职，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窃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以大治，上下和睦，习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奸邪，民亡盗贼，囹圄空虚，德润草木，泽被四海，凤皇来集，麒麟来游，以古准今，壹何不相逮之远也。安所缪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与。有所诡於天之理与。试迹之於古，返之於天，党可得见乎。
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於力，不动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也。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务此而亡已，以迫蹴民，民日削月浸，浸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不上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为制，大夫之所当循以为行也。故公仪子相鲁，之其家见织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禄，又夺园夫红女利乎”古之贤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从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缓於谊而急於利，亡推让之风而有争田之讼。故诗人疾而刺之，曰“节彼南山，惟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尔好谊，则民乡仁而俗善。尔好利，则民好邪而俗败。由是观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视效，远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近者视而放之，远者望而效之，岂可以居贤人之位而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负且乘，致寇至”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着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其患祸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当君子之行，则舍公仪休之相鲁，亡可为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