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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乐府民歌

时间:2022-01-17 12:28:10 国学常识 我要投稿

汉乐府民歌

  导语:民歌发源于古代,是劳动人民创作的歌谣。下面是语文迷小编收集整理的汉乐府民歌介绍,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乐府初设于秦,是当时“少府”下辖的一个专门管理乐舞演唱教习的机构。汉初,乐府并没有保留下来。到了汉武帝时,在定郊祭礼乐时重建乐府,它的职责是采集民间歌谣或文人的诗来配乐,以备朝廷祭祀或宴会时演奏之用。它搜集整理的诗歌,后世就叫“乐府诗”,或简称“乐府”。它是继《诗经》《楚辞》而起的一种新诗体。后来有不入乐的也被称为乐府或拟乐府。

  乐府是自秦代以来设立的配置乐曲、训练乐工和采集民歌的专门官署,汉乐府指由汉时乐府机关所采制的诗歌。这些诗,原本在民间流传,经由乐府保存下来,汉人叫做“歌诗”,魏晋时始称“乐府”或“汉乐府”。后世文人仿此形式所作的诗,亦称“乐府诗”。

  “乐府”是汉武帝时设立的一个官署。它的职责是采集民间歌谣或文人的诗来配乐,以备朝廷祭祀或宴会时演奏之用。它搜集整理的诗歌,后世就叫“乐府诗”,或简称“乐府”。它是继《诗经》《楚辞》而起的一种新诗体。

  汉乐府是继《诗经》之后,古代民歌的又一次大汇集,不同于《诗经》的是,它开创了诗歌现实主义的新风。汉乐府民歌中女性题材作品占重要位置,它用通俗的语言构造贴近生活的作品,由杂言渐趋向五言,采用叙事写法,刻画人物细致入微,创造人物性格鲜明,故事情节较为完整,而且能突出思想内涵着重描绘典型细节,开拓叙事诗发展成熟的新阶段,是中国诗史五言诗体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汉乐府在文学史上有极高的地位,其与诗经、楚辞可鼎足而立。

  《陌上桑》和《孔雀东南飞》都是汉乐府民歌,后者是我国古代最长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与《木兰诗》合称“乐府双璧”。汉代《孔雀东南飞》、北朝《木兰诗》和唐代韦庄《秦妇吟》并称“乐府三绝”。此外,《长歌行》中的“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也是千古流传的名句。

  西汉乐府的扩充和发展是在武帝时期,《汉书·礼乐志》云:“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 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 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乐府的职能在武 帝时进一步强化,它除了组织文人创作朝廷所用的歌诗外,还广泛搜集各地歌谣。许多民间歌谣在乐府演唱,得以流传下来。文人所创作的乐府歌诗也不再像《安世房中歌》那样仅限于享宴所用,还在祭天时演唱,乐府诗的地位明显提高。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武帝时,乐府令下设三丞。又据《汉书·礼乐志》 所言,至成帝末年,乐府人员多达八百余人,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的音乐机构。武帝到成帝期间的一百多年,是乐府的昌盛期。哀帝登基,下诏罢乐府官,大量裁减乐府人员,所留部分划归太乐令统辖,从此以后,汉代再没有乐府建制。

  东汉管理音乐的机关也分属两个系统,一个是太予乐署,行政长官是太予令,相当于西汉的太乐令,隶属于太常卿。一个是黄门鼓吹署,由承华令掌管, 隶属于少府。黄门鼓吹之名西汉就已有之,它和乐府的关系非常密切。至东汉, 由承华令掌管的黄门鼓吹署为天子享宴群臣提供歌诗,实际上发挥着西汉乐府的作用,东汉的乐府诗歌主要是由黄门鼓吹署搜集、演唱,因此得以保存。汉乐府分为:

  1、郊庙歌辞:主要是贵族文人为祭祀而作的乐歌,华丽典雅,没有什么思想内容。如《安世房中歌》十七章(楚音)、《郊祀歌》十九章等。音乐主要采用秦国音乐和楚国音乐。

  2、鼓吹曲辞:又叫短箫铙歌,是汉初从北方民族传入的北狄乐。歌辞是后来补写的,内容庞杂。主要是民间创作。

  3、相和歌辞:音乐是各地采来的俗乐,歌辞也多是“街陌谣讴”。其中有许多优秀作品,是汉乐府中的精华。

  4、杂曲歌辞:其中乐调多不知所起。因无可归类,就自成一类。里面有一部分优秀民歌。

  《汉书·艺文志》在叙述西汉乐府歌诗时写道:“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 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两汉乐府诗都是创 作主体有感而发,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激发乐府诗作者创作热情和灵感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事件,乐府诗所表现的也多是人们普遍关心的敏感问题,道出了那个时代的苦与乐、爱与恨,以及对于生与死的人生态度。

  两汉乐府诗的作者来自不同阶层,诗人的笔触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因此,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悬殊、苦乐不均在诗中得到充分的反映。相和歌辞中的《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表现的都是平民百姓的疾苦,是来自社会最底层的呻吟呼号。有的家里“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逼得男主 人公不得不拔剑而起,走上反抗道路。(《东门行》)有的是妇病连年累岁,垂危之际把孩子托付给丈夫;病妇死后,丈夫不得不沿街乞讨,遗孤在家里呼喊着母亲痛哭。(《妇病行》)还有的写孤儿受到兄嫂虐待,尝尽人间辛酸。(《孤儿行》)这些作品用白描的笔法揭示平民百姓经济上的贫穷,劳作的艰难,并且还通过人物的对话、行动、内心独白,表现他们心灵的痛苦,感情上遭受的煎熬。 《东门行》的男主人公在作出最终抉择之后,不得不割舍夫妻之爱、儿女之情, 夫妇二人的对话是生离死别的场面。《妇病行》中的病妇临终遗嘱伤心刺骨,而丈夫无力赡养遗孤的愧疚、悲哀,也渗透于字里行间。至于《孤儿行》中的孤儿, 因不堪忍受非人的待遇,竟然有生不如死的想法,小小年纪便对命运已经完全丧 失信心。两汉乐府诗在表现平民百姓疾苦时,兼顾到表现对象物质生活的饥寒交迫和精神、情感世界的严重创伤。尤其可贵的是,诗的作者对于这些在死亡线上挣扎的贫民百姓寄予深切的同情,是以恻隐之心申诉下层贫民的`不幸遭遇。

  同是收录在相和歌辞中的《鸡鸣》、《相逢行》、《长安有狭斜行》三诗, 与《东门行》等三篇作品迥然有别,它们展示的是与苦难世界完全不同的景象, 把人带进另一个天地。这三首诗基本内容相同,都是以富贵之家为表现对象;三首诗的字句也多有重复,最初当是出自同一母体。《相逢行》的作者犹如一位导游人员,两度把人引入侍郎府。第一次见到的是黄金为门,白玉为堂,堂上置洒, 作使名倡,中庭桂树,华镫煌煌。第二次见到的是鸳鸳成行,鹤鸣噰噰,两妇织绵,小妇调瑟。这首诗在渲染主人富有的同时,还点出了他的尊贵身份:“ 兄弟两三人,中子为侍郎。”这是一个既富且贵的家庭,而且宝贵程度非同寻常。 黄金为门,白玉为堂,是富埒王侯的标志,不是一般的富,而是巨富。侍郎是皇 宫的禁卫官或天子左右侍从,是皇帝信任的近臣,其特殊地位不是普通朝廷官员所能相比。《鸡鸣》和《长安有狭斜行》把表现对象的显赫地位渲染得更加充分, 或云:“兄弟四五人,皆为侍中郎”或云:“大子二千石,中子孝廉郎。小子无官职,衣冠仕洛阳。”诗中的富贵之家不只是一人居官,而是兄弟几人同时宦达; 所任官职也不限于俸禄为四百石的侍郎,而是秩达二千石的高官显宦。《相逢行》 和《长安有狭斜行》二诗,作者是用欣赏的笔调渲染富贵之家,《鸡鸣》一诗则警告豪门荡子不要胡作非为,以免触犯刑律,带有劝谏和批判的成分。上述三诗对富贵之家气象的展现,对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具有示范性,后来许多同类作品都是以此作为蓝本。黄金为门,白玉为堂,到《红楼梦》中演变成贾府的“白玉为堂金作马”。至于三妇织绵鼓瑟的段落,则被单独划分出去,名为“三妇艳”,在古代乐府诗中频繁重复出现,成为富贵之家的象征,积淀成一种具有特定含义 的符号。[1]

  表现平民疾苦和反映富贵之家奢华的乐府诗同被收录在相和歌辞中,这就形成对比鲜明、反差极大的两幅画面。一边是饥寒交迫,在死亡线上挣扎;一边是奢侈豪华,不知人间还有忧愁事。一边是连自己的妻儿都无法养活,一边是妻妾成群,锦衣玉食,而且还豢养大群水鸟。这两组乐府诗最初编排在一起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它们的客观效果是引导读者遍历天堂地狱,领略到人间贫富悬殊、苦乐不均的两极世界。

  汉代乐府诗还对男女两性之间的爱与恨作了直接的坦露和表白。爱情婚姻题材作品在两汉乐府诗中占有较大比重,这些诗篇多是来自民间,或是出自下层文人之手,因此,在表达婚恋方面的爱与恨时,都显得大胆泼辣、毫不掩饰。鼓吹曲辞收录的《上邪》系铙歌18篇之一,是女子自誓之词:“上邪!我欲与君相 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这首诗用语奇警,别开生面。先是指天为誓,表示要与自己的意中人结为终身伴侣。接着便连举五种千载不遇、极其反常的自然现象,用以表白自己对爱情的矢志不移,其中每一种自然现象在正常情况下都是不会出现的,至于五种同时出现, 则更不可能了。作品由此极大地增强了抒情的力度,内心的情感如火山爆发、如江河奔腾,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遏止。两汉乐府诗中的女子对于自己的意中人爱得真挚、热烈,可是,一旦发现对方移情别恋,中途变心,就会变爱为恨,果断地与他分手,而绝不犹豫徘徊。另一篇铙歌《有所思》反映的就是未婚女子这种由爱到恨的变化及其表现。女主人公思念的情人远在大海南,她准备了珍贵的“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想要送给对方。听到对方有二心,她就毅然决然地毁掉这份礼物,“拉杂摧烧之”,并且“当风扬其灰”,果断地表示:“从今以往,勿复相思。”她爱得热烈,恨得痛切,她的选择是痛苦的,同时又斩钉截铁,义无反顾。

  《孔雀东南飞》所写的是另一种类型的爱与恨。诗的男女主角焦仲卿和刘兰芝是一对恩爱夫妻,他们之间只有爱,没有恨。他们的婚姻是被外力活活拆散的, 焦母不喜欢兰芝,她不得不回到娘家。刘兄逼她改嫁,太守家又强迫成婚。刘兰芝和焦仲卿分手之后进一步加深了彼此的了解,他们之间的爱愈加炽热,最后双双自杀,用以反抗包办婚姻,同时也表白他们生死不渝的爱恋之情。《孔雀东南飞》的作者在叙述这一婚姻悲剧时,爱男女主人公之所爱,恨他们之所恨,倾向是非常鲜明的。

  两汉乐府诗还有像《陌上桑》和《羽林郎》这样的诗。在这两篇作品中,男女双方根本没有任何感情基础,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男方企图依靠权势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女方。于是,出现了秦罗敷巧对使君、胡姬誓死回绝羽林郎的场面。这两首诗的作者也是爱憎分明,对秦罗敷和胡姬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赞扬,嘲笑了好色无行的使君和金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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