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科考如何公平录取

　　北京国子监进士题名碑

　　眼下，2015年普通高校录取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录取能否公平公正备受关注。在中国古代，科举考试如何做到录取公平?从古籍记载来看，历代都曾制定出相应的办法和政策，如明朝按南北卷录取，清朝录取实行官民分开、商民分卷……

　　唐初科考录取比例为总人口的1/50000

　　唐文宗李昂诏令“岁取登第者三十人，苟无其人，不必充其数”

　　与现代高考性质不同，古代科举是一种功名考试，考中即可入仕当官，考试和录取要求均很严格。

　　古代科举考试分乡试、会试、殿试三级，被录取后，对应身份是举人、贡士、进士。科举录取比例比现代高考低很多，而且不同朝代或同一朝代不同年份都不一样。唐代的录取比例相对偏低。据《通典·选举三》，唐代“贡士之法，多循隋制。上郡岁三人，中郡二人，下郡一人，有才能者无常数。”唐初大郡一般在3万户以上，以每户平均5口人来说，至少有15万人，换算下来，录取比例为总人口的1/50000。

　　到唐高宗时，录取比例开始上升。特别是在武则天当政后，录取名额大幅增多，科举已成为读书人入仕的最主要路径。据《朝野佥载》：“乾封(唐高宗年号)以前选人，每年不越数千;垂拱(武则天年号)以后，每岁常至五万。”

　　曾任洋州刺史的唐代经学家赵匡在其《举选议》中称，尚书省考试录取，“大率二十人中方收一人”，录取率大概是5%。虽然此录取率比唐初增加许多，但因考生越来越多，录取率仍较低，所以出现了《通典·选举五》所说的情况：“故没齿而不登科者甚众。”

　　唐朝科举各科的录取比例并不一样。据《文献通考·选举二》：“进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经倍之，得第者十一二。”即唐朝进士科的录取率在1%至2%左右;明经科录取率较高，比进士科多了10%。

　　进士科录取名额每次仅30人左右，故唐人李山甫诗中称：“麻衣尽举一双手，桂树只生三十枝。”唐代进士录取要求严苛，宁缺毋滥。据《新唐书·选举志上》，唐文宗李昂曾诏令礼部：“岁取登第者三十人，苟无其人，不必充其数。”

　　可能正缘于不能“滥竽充数”，唐朝的录取率是科举时代中国各朝中最低的。据清徐松《登科记考》中的统计：终唐之世，贡举进士凡266次，及第进士为6642人，平均每次进士及第不到25人。

　　宋代连考15次未中者可被照顾录取

　　宋太宗赵光义直言：“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

　　在科举考试设计上，宋朝更注重录取的公平性。据《文献通考·选举考三》记载，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宋真宗赵恒曾就科举中的不公表态：“贡举谤议，前代不免。朕今召所谓势家子弟者，别坐就试。”宋代对“官二代”特有的“别试”，由此而来。

　　在公平方面，宋朝的录取政策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录取名额向平民、庶族倾斜——科举的平民化，让一般学子有了出人头地的机会;二是扩招，增加录取名额。

　　其实，宋朝建国之初的录取率也不是很高，每年被录取的进士仅一二十人。赵光义(太宗)登上大位后，大幅增加录取名额。据《续资治通鉴·宋纪九》，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录取进士109人、诸科207人，加上特奏名和诸科赐同进士出身人数，共录500人，创了纪录。

　　在这次考试前，赵光义说了这样一番话：“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可见，朝廷选拔人才的心情很急迫。当年参加应试的多达5300余人，基本上按赵光义10%左右的录取比例要求来录取。这一录取比例在当时是相当高的，当时大臣薛居正上奏书称：“取人太多，用人太骤”。

　　事实证明，赵光义的扩招是有眼光的。在太平兴国二年录取的学子中，出了好多名人、重臣。如后位至宰相高位的政治家吕蒙正，在109人进士名单中是一甲第一名，即俗话说的状元。可以讲，没有朝廷向“寒人”倾斜的录取制度，吕蒙正想出人头地很难。

　　宋朝录取人数最多的一次是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据《宋史·选举志一》记载，这一年进士诸科录取了740多人，其中特奏名900余人;此外，还赐予河北进士诸科350余人，又从落榜生中补录500余人。

　　“特奏名”是宋朝独特的录取政策，用来照顾录取老的`考生。宋初赵匡胤规定：凡应试十五举以上未被录取的，可不再经过考试，特赐本科出身，这是名副其实的“恩科”。

　　因为录取率高，宋朝大概是中国古代是最容易金榜题名的朝代。在利好刺激下，宋朝考试人口剧增。据《中国教育制度通史》上的统计数字，仅淳化二年(公元991年)，全国各地参加解试的考生就有10万之多。

　　明代为录取平衡推出南北卷制度

　　《进士题名记》记载：“拔其尤者贡于礼部，盖什之一”

　　宋代科举最大的成就是确立了考试平民化的方向，让无背景、无关系、无钱财却在古代大量存在的“三无”学子找到了通过考试出人头地的机会，并影响到了金、辽、西夏、蒙元等少数民族政权的考试录取工作。

　　在科举平民化方面，明朝继续进行了探索。明朝乡试的录取名额最初没有人数限额，据《明史·选举志二》，朱元璋于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颁布诏令，要求“不拘额数，从实充贡”。至朱高炽(仁宗)执政的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始出现名额限制。

　　明朝乡试的录取率能达到多少?据永乐十六年杨荣《进士题名记》：“拔其尤者贡于礼部，盖什之一。”按此说法，明朝乡试的录取率大约是10%，但这一录取率并不固定。景泰七年给事中张宁上疏称：“今顺天就试者一千八百余名，而中式者仅一百三十五名”，录取率为7.5%。

　　会试起初录取同样无人数限额，或多或多，由皇帝根据考生人数定夺。嘉靖五年以后，历科进士的录取名额，一般在300人左右，平均录取率应该低于10%。不同年份的录取率波动较大，如洪武四年参加会试200人，录取120人，录取率为60%;洪武二十四年参加会试660人，录取31人，录取率仅为4.7%。

　　明朝在录取政策上的一大变化和进步之处是，考虑到中国南北教育水平的实际差距，制定了“南北卷制度”。

　　此制度的出台与明初发生“春夏榜案”不无关系，其初衷是实行地区上的录取平衡，以照顾教育落后地区考生。所以，在大学士杨士奇于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甫一提出按南北两大片区录取进士的办法后，很快为朝廷所采纳。

　　南北卷制度对录取名额作出具体规定，录取比例为：南卷60%，北卷40%。到宣德年间，又分出“中卷”，全国设三大录取片区。

　　清代官民官商分卷录取

　　康熙皇帝批示：“考试事甚为要紧”“以人数多寡各分定额数取中”

　　虽然明朝科举考试分片录取使地区录取人数达到平衡，但如果具体到每一地区内的具体府县，则又完全失衡。

　　在明朝总计89次会试、殿试中，共录取进士近25000人，在1400多个府(州、县)中，有1200多个出过进士，平均每一府(州、县)17人还多。但依《中国教育制度通史》上的统计，其中有906府(州、县)的中榜人数都在平均数以下。以北京及北直隶地区来说，房山、庆云仅各出1名进士，而宛平出56人，任丘最多，达62人。南京及南直隶地区，安庆、桃园(泗阳)分别为1人、2人，而苏(长洲)、锡(无锡)、沪(华亭)分别出189人、228人、253人。

　　为此，清朝进行了一系列考试与录取制度的改革，针对明朝录取上出现的问题，把考生所在地区与家庭出身结合起来，统筹分配录取名额，分省区、分阶层录取，细划录取工作。

　　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朝廷决定按省的大小、人口多少来分配录取人数，即《钦定科场条例·乡会试中额·会试中额》所谓“按省酌定取中额数。”录取名额根据参加考试人数情况，由皇帝临时确定。

　　更受底层考生拥护的是，清朝还推行官民分开、商民分卷的录取办法，“怜恤寒畯”，以防止“官二代”、“富二代”挤占普通考生的名额，这不仅比宋朝的“别试”公平、透明多了，而且操作性亦强。

　　据《钦定科场条例·设立官卷限制》，康熙皇帝曾作批示：“考试事甚为紧要。迩来数次考试，取中者大臣官员子弟居多，贫寒之士以中者少。嗣后科举，将现在大臣官员子弟另编字号，另入考试，以人数多寡各分定额数取中。”

　　直隶各省乡试在京三品以上及大小京堂、翰詹科道、吏礼二部司官，在外督抚提镇及藩臬等官的子弟，都属于“官二代”。官民分卷录取后，起初“官二代”被录人数还是偏多，于是康熙皇帝又下令，定出具体录取名额，“官二代”的录取率在4%至5%之间，即“每二十卷取一卷”上下。

　　可以说，在古代科举考试中，清朝的录取基本上让各个阶层学子都有入仕的机会，相对来说最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