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竹木简与帛书
日本出土写有《诗经》注释的木简
日本兵库县丰冈市教育委员会２０日宣布，该市日前出土了写有中国古代文学经典《诗经》注释的平安时代木简。据日本媒体报道，木简是在位于丰冈市日高町的祢布森遗迹出土的。据考证，这里是公元９世纪初平安时代初期日本地方行政区但马国的国府。丰冈市教育委员会从今年４月开始对这一遗迹进行发掘，共出土了２０３件木简和木简残片。其中一块长３９．５厘米、宽１０．９厘米、厚７毫米的木简正面有用墨书写的“凄寒风也谷风曰东风健儿长”字样，背面写有“君子”的字样。据报道，“凄寒风也”是对《诗经》中“凄其以风”一句的注释，而“谷风曰东风”则是对“习习谷风，以阴以雨”一句的注释。但“健儿长”没有在《诗经》中找到对应诗句，可能是指日本奈良时代到平安时代国家在地方驻扎的军事组织“健儿”，也可能是指木简的主人。报道说，这些注释可能是古代地方官吏将课文抄在木简上用于学习的。９世纪前半期，日本编纂了很多中国的汉诗集。木简上的注释表明，当时在京城（平安京）的汉诗流行风潮也影响到了地方。奈良文物研究所史料室室长渡边晃宏说，这些木简是研究当时日本地方和中央关系以及地方官员工作情况的珍贵史料。
竹木简帛书的鉴定与辨伪
纸张问世以前，书写文字的材料除去甲骨、青铜器(以及一些货币上的文字)、石刻、陶瓦器等以外，主要的便是竹木简与帛书。
竹木简是我国最早的书籍，在甲骨文、金文盛行的商周时代就应该有了。之所以说应该，是因为根据《尚书》所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并看到甲骨文中“册”字明显是以绳索编串起来的简册的缘故，商周两代的史官职掌记事及管理典册，故名曰“作册”。只是在考古发掘中尚未发现当时的简册遗物。目前所发现的简，主要是战国至东汉末年(公元前五世纪末至公元二世纪)的遗物，自东汉以后，由于纸的逐步推广，简被取代，直至魏晋才基本绝迹，前后盛行达千余年。
战国时代的简，已出土的有湖南长沙五里牌、仰天湖、杨家湾，河南信阳长台关，湖北江陵望山、藤店、天星观及随县擂鼓墩等地的竹简。秦简有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墓出土的10种，包括《秦律十八种》、《语书》、《日书》等，内容很丰富。1986年，在甘肃天水放马滩一秦墓中又发现了共计460支秦代竹简，时代较睡虎地稍早。汉代的简，较著名的有长沙马王堆1号、3号两墓出土的医术内容的竹木简。另有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1号西汉墓出土的4942支竹简，内容多为兵书，其中有久已亡佚的《孙膑兵法》；武威磨咀子、旱滩坡等东汉墓葬中发现竹木简六百余支。最值得一提的，是在甘肃破城子旧居延汉简出土遗址一带，又新发现简牍19000多支，系解放后出土简牍最多的地区。晋简发现很少，在吐鲁番TAM53号墓及南昌东湖区永外街M1号晋墓中有零星几支。
竹木简的发现较早，自汉武帝末年已有，这是从古文献记载中得知的。据《汉书?艺文志》等书记载，武帝末年，鲁共王破孔宅，得古文竹简一批，这种文字当时人已不识。后经孔安国鉴定，知其中内容有《尚书》、《礼记》等数十种经典。但其中的《尚书》不久又亡佚了。至东晋，有个叫梅陨的把它献了出来，据称还附有孔安国作的传。但经过后人考证，认为此书的古文部分(即按竹简所作的释文)和孔传均系伪造，现已成定论，这是目前所知最大的伪造竹简事件。到了近代，外国人如瑞典的斯文赫定(Sven Hedin)、英籍人斯坦因(Aurel Stein)、俄国的柯斯洛夫、日本的桔瑞超和大谷光瑞等先后到我国西北边陲掘取文物，获得大量简牍资料并据以研究、发表。1926年，北平中国学术协会与斯文赫定合组西北科学考察团，赴蒙、甘、宁、新疆等地考察，于数年内得到大批简牍。这些发掘调查活动目的明确，方法科学，故而从总的情况讲，简牍方面尚未有伪作发现。
再谈帛书。帛书又称绍书，是古代用墨书写在丝帛上的典籍资料，若在丝帛上作画9则称帛画。帛书起源可上溯至春秋时期，下限是南北朝，从那以后即被纸全面取代。从实物上看，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一件帛书，是1942(一说1934)年出土于长沙子弹库的战国楚帛书。这件国宝系盗掘出土，出土不久即落入曾在长沙雅礼中学任教的美国人考克斯(John Hadley Cox，一译柯强)之手，后带至美国，又几度易手，现藏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有摹本。该帛书所出之墓葬于1973年得以发掘，证实确系楚墓，并又出土了两幅迄今所见最早的帛画。1973年年底，在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了大批(经拼缀复原，计有28件)帛书，内容大部分是汉以后失传已久的佚书，如《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帛书除少数几件因研究之需而有摹本外，一般均为由科学发掘获得的真品，在鉴定方面无大问题，似亦谈不上专门去做辨伪一类的工作。
柞木简介：分布于陕西秦岭以南和长江以南各省
学名：Xylosma japonicum (Walp.)A.Gray
英文名：Xylosma
科名：大风子科 Flacourtiaceae
花期：5月，果熟期9月
分布：分布于陕西秦岭以南和长江以南各省。
简介：灌木或小乔木，高2―15米；有刺。叶革质，卵形至长椭圆状卵形，长4―8厘米，宽3―4厘米，顶端渐尖或微钝，基部圆形或宽楔形，边缘有细锯齿，两面无毛。总状花序腋生，长1―2厘米，有细柔毛；花淡黄色或绿黄色，形小，有短柄；萼片近圆形；雄花的雄蕊多数，花丝较萼片长数倍；雌花的花柱极短，柱头稍肥厚。浆果球形，成熟时黑色，直径3―5毫米；有种子2―3。
应用：叶入药，能散瘀消肿，治跌打扭伤，骨折脱臼等；树皮烧末冲水服，治黄疸病、鼠瘘、难产，并有催生利窍作用。
竹木简帛书的鉴定与辨伪
纸张问世以前，书写文字的材料除去甲骨、青铜器(以及一些货币上的文字)、石刻、陶瓦器等以外，主要的便是竹木简与帛书。
竹木简是我国最早的书籍，在甲骨文、金文盛行的商周时代就应该有了。之所以说应该，是因为根据《尚书》所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并看到甲骨文中“册”字明显是以绳索编串起来的简册的缘故，商周两代的史官职掌记事及管理典册，故名曰“作册”。只是在考古发掘中尚未发现当时的简册遗物。目前所发现的简，主要是战国至东汉末年(公元前五世纪末至公元二世纪)的遗物，自东汉以后，由于纸的逐步推广，简被取代，直至魏晋才基本绝迹，前后盛行达千余年。
战国时代的简，已出土的有湖南长沙五里牌、仰天湖、杨家湾，河南信阳长台关，湖北江陵望山、藤店、天星观及随县擂鼓墩等地的竹简。秦简有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墓出土的10种，包括《秦律十八种》、《语书》、《日书》等，内容很丰富。1986年，在甘肃天水放马滩一秦墓中又发现了共计460支秦代竹简，时代较睡虎地稍早。汉代的简，较著名的有长沙马王堆1号、3号两墓出土的医术内容的竹木简。另有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1号西汉墓出土的4942支竹简，内容多为兵书，其中有久已亡佚的《孙膑兵法》；武威磨咀子、旱滩坡等东汉墓葬中发现竹木简六百余支。最值得一提的，是在甘肃破城子旧居延汉简出土遗址一带，又新发现简牍19000多支，系解放后出土简牍最多的地区。晋简发现很少，在吐鲁番TAM53号墓及南昌东湖区永外街M1号晋墓中有零星几支。
竹木简的发现较早，自汉武帝末年已有，这是从古文献记载中得知的.。据《汉书·艺文志》等书记载，武帝末年，鲁共王破孔宅，得古文竹简一批，这种文字当时人已不识。后经孔安国鉴定，知其中内容有《尚书》、《礼记》等数十种经典。但其中的《尚书》不久又亡佚了。至东晋，有个叫梅陨的把它献了出来，据称还附有孔安国作的传。但经过后人考证，认为此书的古文部分(即按竹简所作的释文)和孔传均系伪造，现已成定论，这是目前所知最大的伪造竹简事件。到了近代，外国人如瑞典的斯文赫定(Sven Hedin)、英籍人斯坦因(Aurel Stein)、俄国的柯斯洛夫、日本的桔瑞超和大谷光瑞等先后到我国西北边陲掘取文物，获得大量简牍资料并据以研究、发表。1926年，北平中国学术协会与斯文赫定合组西北科学考察团，赴蒙、甘、宁、新疆等地考察，于数年内得到大批简牍。这些发掘调查活动目的明确，方法科学，故而从总的情况讲，简牍方面尚未有伪作发现。
再谈帛书。帛书又称绍书，是古代用墨书写在丝帛上的典籍资料，若在丝帛上作画9则称帛画。帛书起源可上溯至春秋时期，下限是南北朝，从那以后即被纸全面取代。从实物上看，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一件帛书，是1942(一说1934)年出土于长沙子弹库的战国楚帛书。这件国宝系盗掘出土，出土不久即落入曾在长沙雅礼中学任教的美国人考克斯(John Hadley Cox，一译柯强)之手，后带至美国，又几度易手，现藏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有摹本。该帛书所出之墓葬于1973年得以发掘，证实确系楚墓，并又出土了两幅迄今所见最早的帛画。1973年年底，在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了大批(经拼缀复原，计有28件)帛书，内容大部分是汉以后失传已久的佚书，如《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帛书除少数几件因研究之需而有摹本外，一般均为由科学发掘获得的真品，在鉴定方面无大问题，似亦谈不上专门去做辨伪一类的工作。
什么是木简？它对汉字书写的重要性是什么？
汉代的书法有两大系统，一是碑刻文字，一是简牍墨迹，它们都是在纸未发明以前或未大量使用以前的书籍文献。由于材料不同，书写的工具不同、内容不同，形制不同及书写者的身份不同，因而表现出各自不同的艺术风格。汉简书写的文字内容或是书信记事，或是公文报告，因而不拘形迹，草率急就者居多。汉简受简面狭长、字迹小的限制。但章法布局仍能匠心独运，错落有致，随意挥洒。汉简的文字，篆、隶、真、行、草（章草）各体具有。汉简在书写思想上没有受到那么多的束缚，因此，表现出丰富的创造力，最终成为由篆隶向行楷转化的过渡性书体——汉简。 在《居延汉简》、《武威汉代医简》中有大量的墨迹出现，这可以和敦煌的《敦煌汉纸墨迹》相比较。体势近楷书、行书等各种书体。从竹木简所看到的书法艺术，是研究秦汉书法的第一手资料。
碑与帖的区别
"碑"的称谓最早起于汉。据清代《说文》学家王筠的考证，最早的碑有三种用途，即，宫中之碑，竖立于宫前以测日影；祠庙之碑，立于宗庙中以栓牲畜；墓冢之碑，天子、诸侯和大夫下葬时用于牵引棺木入墓穴。由于这些实用的目的，最早的三种碑上都是没有文字图案的。其中最后一种原来用木头制成，后改用石头，而它却正是后代所谓碑的真正祖先。最后一种碑既然是为下葬所设，后来就在碑石上书写以至镌刻死者的功德，以使之流传于后世，于是发展成后来有文字的碑。
"帖"最早指书写在帛或纸上的墨迹原作。后来写得优秀的墨迹难以广传，于是把它们刻在木头、石头上，可以多次拓制，广为流传，这样，就把刻于木石上的这些原来的墨迹作品及其拓本统称"帖"。
刻碑盛行于东汉，到了魏晋南北朝，由于某些时候朝廷明令禁碑，碑石缩小，且放于墓室之中，于是形成了墓志。
认真概括起来，碑帖有以下几方面的区别：
1.制作目的不同 最初的碑没有文字，后来为托顽金之坚以期永垂后世，在碑上增加了文字，并且从最初的随意刻划到庄重严整，一丝不苟，其主要目的是追述世系、记叙生平、歌功颂德，而不是传扬书法，所以书者可以是名家，也可以不是名家。唐以前的碑碣多不署书者姓名，可以看出碑是重内容而轻书写的。刻帖的目的是传播书法，是为书法研习者提供历代名家法书的复制品，所以，书法的优劣是它的选择标准。只要是名家的书作精品，即便是只言片语的一张便条，也照样收入，很少顾及内容。
2.书体不同 碑的历史悠久，所用书体在隋以前都是庄重肃穆的篆、隶、楷书。直至唐太宗御笔亲洒，才开始有行书入碑。草书刻碑除武则天《升天太子碑》外，绝少有之。而刻帖一事始自赵宋，多数是诗文简札，所以行、草书及小楷居多。
3.形制不同 碑是竖立在地面上的石刻，多数是长方形，也有圆顶、尖顶的，虽然有一面字的，但也有两面，以至于四面刻字的。丰碑巨碣动辄丈余高，气势宏伟。帖因为多取材于简札、书信、手卷，故高度一般在一尺上下，长则一尺至三四尺不等，呈横式，多为石板状，只在正面刻字。另外，帖有木刻的，碑则绝少。
4.制作方法不同 南朝梁以前，碑一般是书丹上石，即由书写者用朱笔直接把字写在磨平的碑石上，再经镌刻。刻碑者往往可以因循刀法的方便而使字的笔画有风格上的变化，即与原书丹之字略有出入；还有碑刻甚至未经书丹而直接奏刀。其字融入了刻工的艺术情趣，有极浓的金石味道，非毛笔书写所能体现，实际上是书者与刻者的共同创造。而刻帖都是摹勒上石，就是先将墨迹上的字用透明的纸以墨摹下来，然后用朱色从背面依字勾勒；再拓印上石，最后刻，比碑多出两道工续。虽然程序复杂，但刻帖要求忠于原作，尽力毕肖，每道工续均不得搀入已意，所以精品帖本可以达到乱真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