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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世纪初理性之光以降，人类如同刚刚睁开睡眼的婴孩开始疯狂地打量这个已被祛魅的世界。人类中的杰出者力图用物理公式、数学模型、分子结构表达他们所认知的世界。他们认为经过一系列严格推导就可以得到一个正确的世界。然而，他们遇到了困难。

　　他们的困境恰恰是人类理性的困境，是理性期望的真实世界与情感期望的诚挚世界的矛盾。理性一词源于古希腊语“logos”，原意为理念。从词意发展来看，最早的“逻各斯”兼有理性的“理”与感性的“念”两重含义，即表示人们对客观真理的主观感受。随着理性的发展，主观的东西被慢慢去除，“逻各斯”更多地成为一种绝对真实的代名词。这一转变，标志着人类理念异化的开始。

　　20世纪的西方文论史，就是一部理性异化史。左派批评家与右派批评家的争论长达一个世纪，贯穿了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转变，其间各种文艺流派竞相出现：胡塞尔的现象学以及其衍生的存在主义、接受美学;四五十年代索绪尔的语言学转向;60年代终结于法国五月风暴的西马以及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这是一个需要大师的时代，并且也产生了诸如卢卡奇、巴特、德里达、福柯之类的大师。而他们所争辩与讨论的焦点，就在“理性”二字。

　　如鲁迅所说，近代理性异化最突出的两点，一是知识崇拜——“举世惟知识之崇”;二是文化地位下降——“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而这两点，都代表了真实世界对诚挚世界的压制。人的情感被忽视，全社会只在乎那些可以被在乎的东西。

　　尼采说：“人类对世界占有和征服的欲望，表现于对知识的渴望。”近代以来，人们这种征服的欲望愈发强烈。工业革命后，机器成为人类延长的双臂，改造世界的能力愈加强大，人类还缺少什么?显然就是一个绝对聪明、最有逻辑的大脑。如何获得?去寻找知识。于是，人类对于知识有了一种额外的渴求——这种渴求并不是知识带来的愉悦引起的，而是出于知识“有用”。一句名言恰能很好地体现这种对知识的畸形崇拜——“知识改变命运”。

　　正是因为知识被前所未有地提升到现在这个位置，才会出现人们对专业人士的病态服从，才会出现一“证”行天下、一“证”万事通的现象。伴随着这个过程，我们与所追求的民主自由又远了一步——因为我们不仅要服从所属政权的统治，还要屈服于一大批“话语权威”(罗兰·巴特语)。

　　知识崇拜使我们不再去体会知识带来的愉快感受，相反，我们疲于奔命，为获得(或者说占有)话语权威手中的知识，不惜被其“绑架”，成为另一个“规训主体”。而这个结果，是鲁迅先生在百年前就预见到的：“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除了知识崇拜，理性异化的另一个表现是文化日益成为经济的附庸。西方批评家对这一部分分析较多，最重要的是阿尔都塞和阿尔诺的“文化生产论”。

　　作为相对独立的政治、经济、文化本应处于互不干扰的状态，因为政治的首要法则是平等，经济的首要法则是效率，文化的首要法则是自我表达。每个领域的首要法则不同，决定了它们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然而每个国家不可能同时拥有三个合作的政权，所以只能有所取舍。而理性泛滥的今天，最重要的是如何获得利益——这最符合理性的要求。对于理性来讲，自我表达有何用?

　　于是，人们放弃内心精神世界，“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文化归于经济，文化活动也以经济利益为主。就算一些人渴望纯净的文化生活，举办一些作文比赛，渴求一些真知灼见，也难免被用来为某些商家做广告，否则哪来这么多经费。这就是文化生产，即使想要追求一些风花雪月，也不得不落得个满身铜臭。管他什么自我表达，收益减成本，总之不能亏本!

　　只是这样，所追求的“风花雪月”还是风花雪月吗?真的能抵挡“物欲来蔽”，寻自由之思想吗?还是如鲁迅先生所说：“使性灵之光，愈益就于黯淡。”

　　我这篇文章的题目来自20世纪初批评大师屈瑞林在哈佛作的长达一个多月的系列演讲，虽然题目一样，但先人的思想却已寻不见了。何为诚挚?何为真实?我们于漫漫长路上追寻的那个真实的世界，是否是最好的?如果理性带领我们走向的是乌托邦，那这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我们无须思考，只要向着机器进化就可以了。

　　可是，屈瑞林说不是，鲁迅说不是，汉娜·阿伦特说不是。哈耶克说，我们只是在通向奴役之路。最终的真实只是像《尤利西斯》中食动物下水的布鲁姆，在琐碎的日常小事中衰老，即使自己与神话中的伟大英雄有相似的经历，却也难现英雄的形象。我们对理性病态的追求，只会让我们亲眼目睹乌托邦的覆灭。

　　但我们也并非无路可走，即使我们只是布鲁姆，我们在理性中的挣扎也只是他在大街上的漫游——这并不是结束，我们终会等来我们的斯蒂芬，带我们一同对付敌手，一同回家。

　　毕竟，我们是奥德修斯的后代，是英雄子嗣。去吧，人类!去出发，去漂泊，去回归!

　　向屈瑞林大师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