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春运感想

发布时间:2017-01-23  编辑:pinda 手机版

  导语:时如流水,转瞬即逝。春运就象春节,年复一年。春节让人快乐和幸福,春运让人发愁和焦虑。

  

  【篇一】

  中国每年一度的春节人口大规模流动,给了客居大城市者观察家乡(一般为中小城市与农村)的机会。如果将全国各地的回乡见闻汇聚起来,可以形成对中国现状整体上的感性认识。当然,这种短时间的观察和交流可能流于表面或片面,但仍然是窥视中国真相的一个宝贵窗口。

  最直观的判断是,三四线城市(除直辖市、省会城市以及部分发达城市之外的所有地区级市和县城)的房产购买热潮已渐熄灭。有相当部分城市的商品房滞销,这些城市的政府与国有部门人员,大部分拥有多套相当于特供的住房(远低于市场价格的单位住宅),也有富人或动迁户大量投资住房的现象,这形成供给过剩和空置现象,虽然很多农村人口在城市置业,但这个过程已经放慢,显然需求高潮已过,空置住宅需要长期消化。在一线城市,还有大量刚需存在,但因房价过高而无法转化为有效需求;与此同时,一线城市的住宅大约有1/3左右属于投资并推动了价格上涨,形成了真实居住需求与供给间的断裂,积累泡沫。

  经历缓慢的增长之后,汽车消费迎来了高潮。在三四线城市,私人购车已相当普及并在加速,汽车正在取代地产成为新的消费点。如果说住房是必需的话,汽车消费还有“面子”因素推动。三四线城市旧城区道路规划脱胎于计划经济的自行车时代,完全不能适应汽车运行,因此交通反而比大城市更加堵塞。不过,由于大部分城市都规划和建设了宽阔的新城区,拥堵主要发生在旧城区。行驶成本低的新能源汽车适合在小城市使用,但中国政府并没有引导和迎合这种需求。中国私人汽车保有量在未来几年可能继续上升,这对中国石油供给、环境治理以及保护耕地带来挑战。

  子女教育是与住房、汽车消费并列的三大消费之一,这也是大量人口从农村到县城、县城去市区等向上流动的主要原因。由于大规模并校,农村学生上学成本上涨(午餐费和校车费),且教育质量非常低,大部分有钱人都为孩子寻找最好的学校,学区房和借读费在全国是一个普遍现象。但“读书无用论”也大有市场,因为大学生就业困难,也找不到好工作,工资收入甚至可能低于农民工和小经营者。对于教育的两极态度或许表明中国的教育质量、经济结构都存在问题。

  住房和汽车等消费使得人们日常生活品消费能力大幅降低,因为前者吸收了大部分收入和储蓄,甚至透支未来,物价的上涨加重了人们的省吃俭用,只有在节假日或家庭重要活动时才会有“面子消费”。不幸的是,三四线城市由于需求不足导致商品周转比较慢,大部分品牌商品价格远高于大城市和电商,最近几年人工和租金的上涨助推了这一趋势。因此,这些城市除了有特色的餐饮业比较繁荣之外,其他商业与服务业并不发达,为了压低商品价格,三四线城市的商品“去品牌化”(山寨货多),质量较低。

  考虑到住宅需求的相当一部分已经得到满足,而汽车也逐渐普及,如果中国经济继续增长并使国民收入持续增加,中国大部分人口的日常生活消费能力将逐步增加和释放,健康、文化娱乐、旅游、教育等也将成为消费的新增长点。中国将有可能成为一个依靠国民消费拉动的经济体,而这也正是转型的目标。

  但是,对转型能否成功持悲观态度。因为绝大部分三四线城市都不具有优势产业,经济增长几乎都是依靠建设新城、基础设施、地产开发等投资拉动,这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中国的地产业开发正随着需求减少而降温,这又影响到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进而削弱政府的投资能力。目前,大部分三四线城市政府背负巨额债务,由于基础设施与新城建设基本完成,这表明政府投资将要面临既无需求、也没能力的困境。因此,无论如何,中国投资拉动从供需双方看,均已动力衰竭。

  这将对中国经济造成深远的影响,中国以农民工为主的蓝领工资大幅上涨发生在2008年后,这不是政府有意为之的政策结果,除了人口结构发生变化之外,主要是货币放水的功劳。即为了应对国际危机,中国政府依靠信贷大规模投资吸收过剩产能,并导致劳动力供应紧张,尽管随后开始执行收缩计划,但货币政策已经被展开的政府投资“绑架”,必须渐进的以“软着陆”方式退出。

  中国很难继续依靠债务和投资推动增长了。因为中国的产能和基础设施已经全面过剩(部分城市在投资地铁),而地产业的市场空间也在收窄。尽管政府致力于有名无实的收入分配改革,但没有经济增长,何谈收入分配的调整。如果中国政府继续以宽松的货币政策与投资拉动经济,必然会制造通胀、更大的地产泡沫(人们依然会将购房作为保值储备),以及债务(金融)危机。庞大的政府隐性债务、民间愈加混乱的集资、房地产泡沫等几乎是大多数城市的现状,政府是否有勇气、有能力让经济软着陆还是一个疑问。

  一个被忽略的事实是,中国各地过去数年造新城(包括开发区)运动是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之一,由于政府将权力部门向新区搬迁,也带来大规模的公共设施配置与资源的转移。这个过程提供了大量以建筑为主的就业岗位(短工性质)以及各种衍生的市场需求。与此同时,新城占用大量耕地以及住房拆迁,让郊区农民得到占用(拆迁)费暴富。但是,这种增长带来的就业和收入增加是不可持续的,甚至是一次性的。一旦完成建设周期,将没有其他产业替代来提供就业。

  更让人忧虑的是,“造城运动”人为地制造了两个世界——破落的老区和现代化的新区。尽管老区暂时保留着商业的繁荣,但随着公共优势资源向新城转移,老区将逐步沦落为“贫民窑”,甚至荒芜。而那些到处圈占的开发区最终也可能被遗弃。这是因为,中国近些年制造业成本的上涨,让污染严重且能偷工减料的小作坊和小工厂有了低成本生存的空间,这些企业大都是三四线城市开发区的客户,也是当地经济增长的工业支柱。毫无疑问,广泛的污染存在于三四线城市和乡村,大部分人的回乡见闻中,普遍惊骇的是癌症患者急剧增加,这显然与污染有关,医疗费用的大幅增加将使得增长变得没有意义。中国必须逐步关闭这些早该淘汰的重污染企业,否则经济转型与环境治理根本无从谈起,这将对三四线城市的经济造成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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