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与杜甫》读后感
不记得是第几次读《李白与杜甫》这本书了。从前印象很不好。为的郭沫若挖空心思地贬低和糟践杜甫，看了叫人生气。我又向来鄙薄郭沫若的为人。因此，总是带着抵触的心理来读。这一回算是耐着性子，又从头至尾读了一遍。对于《关于杜甫》部分，还是极反感。
窃以为这本书的后半部，完全不必写。除了标榜阶级立场之外，看不出郭沫若在杜诗研究方面下过任何功夫。郭沫若写杜甫，通篇都是一种“找茬”的调调；读之令人生厌。我们若想从郭沫若对杜甫的具体论断里有所受益，注定是缘木求鱼。但若换一个思路，将郭沫若对杜甫的论述，当作特定时代文学批判的一个典型案例来解读，则足以窥一斑而知全豹，于学术史的了解大有裨益。研究20世纪学术史者，不可不读该书，尤不可不细读该书《关于杜甫》部分。郭沫若挖空心思诋毁杜甫，亦时时见出其天性之黠慧，若能抛价值判断于一旁，读者自可从中找乐。
但说句良心话，该书的《关于李白》部分，确实写得好。古往今来的李白研究，并无几人能出其右。我每次读，都要为之拍案叫绝。
郭沫若的文史功底和才气真是罕见。郭沫若尤其擅长直觉式判断，往往不待繁琐考证，一眼即能看出问题。郭沫若论王羲之《兰亭集序》有可能是伪作，说帖中“癸丑”二字写得过扁，分明是后来添上去的`。我最佩服他这种直觉式断论的本事。非兼得天才与学力之长，不能作此直觉式判断。郭沫若论李白，亦颇多此种判断。譬如他说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中“奔流咸秦”的“咸秦”二字是“碎叶”之讹；又据魏颢《李翰林集序》“生子曰颇黎”，论断世传李白子名“伯禽”，实乃“伯离”之误。这些判断，皆前贤所未能道。虽然不免有臆测的嫌疑，但足以备一家之说。郭沫若论李白，处处见出大家风范。诸多判断，看似出于直觉，却又与史实若合符节。
《关于李白》部分，“李白在政治活动中的第二次大失败”这一章，写得最为精彩。永王事件，错综复杂。读两《唐书》及《资治通鉴》，往往如堕五里云中，难得真相。郭沫若却将玄宗“制置”、肃宗称帝、永王东巡三者之间的时间差算得极准；将玄宗、肃宗、永王父子兄弟三人各自算盘，剖析得细致入微。此一部分剖析事件原委，可谓单刀直入，直奔主题；所下判断，真如老吏断狱，精悍绝伦。故足以发千古之覆。我每读此章，必大呼痛快。郭沫若作为大史学家的政治洞察力，不是一般的文史研究者所能具备的。这大概与其一生从政、谙熟政治斗争有关。
“李白在长流夜郎前后”这一部分，亦精彩。郭沫若分析李白下狱及流放夜郎前后心理变化，极为妥贴。较之一般的人物传记，郭沫若在还原诗词作品的情境方面，亦见出他作为大文学家的敏感。他在行文中，随意插叙《早发白帝城》《上三峡》两首诗，说明李白遇赦前后心境的不同，令人叹为观止。
学术研究，往往因袭者多而发明者少。郭沫若论李白，于史料左右逢源，而其论断又是这等醒透痛快。是以可贵。
说到文章的写法，郭沫若《关于李白》也具有典范价值。同样是写李白，他绝不像李长之那样缺乏深度，但也绝不是陈寅恪那样纯粹论文写法。郭沫若用纯粹的白话来写作，语言生动，表达到位，不愧为现代文的大手笔。
郭沫若博闻强记，随手援引的资料，也很有趣。原来陆游对李白和杜甫的功名思想，都很有些看不惯呢。陆游批评李白，说：“以布衣得翰林供奉，此何足道！遂云‘当时笑我微贱者，却来请谒为交欢’，宜其终身坎坷也。陆游又写过一首《秋兴》诗批评杜甫：”功名不垂世，富贵但堪伤。底事杜陵老，时时矜省郎？“读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亦可满足猎奇心理，此亦一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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