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对韩国现代化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韩国现代化的影响

　　儒家思想，是先秦诸子百家学说之一，儒学具有开放包容的特性，儒学具有经世致用的特性，周公及三代礼乐，乃后起儒学之先导，周礼制定之地洛邑成周，乃中国儒学之祖庭。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儒家思想对韩国现代化的影响，欢迎阅读与收藏。

　　儒家思想对韩国现代化的影响

　　“汉江奇迹”的产生并非偶然，朴正熙政府的正确引导是其重要的因素。中国学者在对韩国经济发展及现代化的研究中，从韩国人与儒家思想的关系，深刻揭示“汉江奇迹”背后的思想基础。那么，儒家思想是如何影响韩国现代化的呢？

　　1948年韩国立国之时，街景凋敝，一片残破。此后十余年，出于赢得冷战意识形态竞争的考虑，美国为韩国的经济振兴大量“输血”，但并未收到立竿见影之效。然而，当上世纪60年代美援逐渐撤出后，韩国的经济却开始起飞，创造了35年间年平均增长率近10%的 “汉江奇迹”。惊叹之余，人们不禁试图探寻韩国崛起的原动力。一时间，儒家文化与韩国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

　　儒学何时传入朝鲜半岛，目前并无定说。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公元3世纪以后随着官方儒学教育机构的出现，儒家思想在朝鲜逐步得到传播，政府派往中国研习儒学的留学生亦日渐增多。788年，新罗仿效中国实行科举制，熟读儒家经典成为希望为官入仕者的进身之阶。 1392年建立的李氏王朝进一步推行尊儒抑佛的政策，程朱理学迅速升级为朝鲜的治国方略。

　　1961年5月16日凌晨，汉江边上出现了一批全副武装的军人，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接管了国家权力。朴正熙政权治下的韩国选择的是一条 “指导下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主要特征为少数政治精英和技术官僚垄断决策权，国家通过指令性计划广泛干预经济。令人深思的是，曾以血的代价轰轰烈烈地推翻李承晚独裁集团的广大学生、知识分子乃至普通市民，为什么此时却默默地接受了朴正熙的威权政治呢？主要原因之一在于李承晚之后的张勉政权，其“民主=无政府主义”统治下一盘散沙式的社会状态，让韩国民众更加深刻地意识到了儒家倡导的秩序的重要性。孔孟之道的核心理念为“三纲”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五伦”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力主 “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李朝的500年间，朝鲜统治者就是依据这样的信念自上而下治国治民，进而实现长治久安的。而后，虽有日本宗主国观念的广泛散播和西方民主观念的潮水般涌入，却均未能从根本上撼动儒家思想的主流价值观地位。

　　如果说，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为韩国经济的持续稳步增长提供了外部保障，那么有目共睹的教育进步，则是 “汉江奇迹”的内部动力来源。儒家堪称敬学尚贤的典范， “有教无类”、 “学而优则仕”等主张便是明证。在韩国，这种久远的教育观渐渐内化为朴素的 “卖掉黄牛也要送孩子上学”的尊师重教之风，并最终成就了教育事业的腾飞。朴正熙上台后，积极推行教育先行的发展战略。在他统治期间，韩国初高中的数量几乎翻了一番，高等教育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至1965年，教育开支在政府预算中所占比例已超过15%，仅次于国防预算。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为了把过去的人口负担转化为今后的人力资源，培养出大量的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韩国政府十分重视职业教育： 1963年，依据 《大韩民国教育法》 “优先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原则，颁布了 《产业教育振兴法》，明确规定中央和地方政府有义务推动职业技术教育事业的发展； 1967年， 《职业培训法》出台，职业培训活动迅速走向制度化； 1973年， 《产业教育振兴法》修正案问世，引入了新的产学研合作机制； 1976年，颁布 《职业培训基本法》，逐渐将职业培训的对象由技工和教师扩展到其他各行各业和不同人群。通过上述举措，韩国廉价高素质劳动力比较优势逐渐形成。

　　在韩国人的日常经济生活中，同样可以感受到儒家思想的点点滴滴：孔子崇尚 “一箪食，一瓢饮”、 “食无求饱，居无求安”的节俭生活。这种节欲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韩国人的理财之道，引导他们将闲置资金存入银行，而由此带来的高储蓄率是韩国经济维持长期高速增长所需资金的重要保证。韩国威权政权有力地掌控着市场经济发展的宏观方向，微观经济活动的规范性则更多地依靠单个行为体的自我约束。正是在此处，儒家的义利观发挥了不可替代的规制作用。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道德评价标准，有效地抵制了资本积累初期的非法敛财的冲动。由于大多数商人恪守着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原则，韩国经济得以较为有序地运行。

　　在韩国成长为 “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历程中，劳资关系相对和谐，这也与儒家思想有关。孔孟始终强调君子应有仁爱之心，不仅要 “亲亲”，更要 “泛爱众”。朴正熙巧妙地将儒家的仁爱说与企业经营结合起来，认为应在企业主与员工之间营造家庭般的气氛，发扬亲如兄弟的友爱精神，建立起和睦的工作关系。很多经营者响应朴正熙的号召，着力凸显企业主与员工间友好相处的重要性。比如，创立于1947年的LG集团坚持倡导企业内部的 “人和”与 “团结”，劳资纠纷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上。

　　1997年，一场史无前例的金融危机席卷亚洲，韩国是受冲击最大的国家之一。在此期间，很多人激烈地批评儒家思想助长了政治上的威权统治和商业上的家族经营，认为应彻底予以抛弃。这种观点有其一定的依据，但批评者决不能对危机爆发后韩国公众自愿捐赠200多吨黄金和倾其所有购买国货的爱国行动视而不见，此举与儒家思想提倡的集体主义不无关系。同样，更不能因为金融危机的爆发而完全否定儒家思想曾对韩国“起飞”起到的推动作用。马颖、周剑麟两位学者几年前曾撰文指出，“对具有韩国特点的现代化产生最持久影响的传统文化观念是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可谓一语中的。

　　近现代韩国的儒学观

　　韩国儒学思想的萌芽最早可以追溯到檀君神话，这是关于韩国民族起源的神话。三国（高句丽、百济、新罗）时期，汉字的使用开始普及，各国开始记录国史，并逐渐实现思想的体系化。三国君主逐渐认识到儒学在治国理政方面的重要作用，并使之与本土固有思想实现结合。668年新罗统一三国后，儒学在政治与生活伦理上的作用进一步强化。丽末鲜初（高丽末期朝鲜初期）为韩国从思想上开启了儒学一统天下之门。

　　朝鲜王朝500余年的统治无疑奠定了儒学的官方权威地位，但近代被日本殖民统治的命运却使得儒学的前途黯然无光。当时的知识分子甚至提出了“儒学亡国论”，认为朝鲜儒学太专注于“空理空谈”而忽视于经世致用的实践，所以是导致国家灭亡的元凶。近代学者朴殷植曾将儒学的弊端归结为“分裂的朋党政治；因循守旧而不革新的传统；空谈礼仪而不重视经济的虚荣；重视个人道德修养而忽视国家问题”，等等。

　　尽管如此，在近代开港不过一个世纪的时间内，曾经是韩国弱项的科学技术一跃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韩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也在此基础上一举迈进世界前列。不仅如此，韩国还成功实现了有步骤的民主主义，这就使得韩国经济界和学界纷纷在思考“我们为什么会成功”。最后，他们找到了东亚经济发展的文化要因，即“儒家资本主义论”。其核心要点是：儒家文化传统对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人力资源的培养起到了重要作用；儒家式的政治秩序和社会传统使得国家政策得以有效贯彻执行，并在强有力的资源动员和调动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儒家的家族共同体主义、重视诚信道德等传统伦理对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韩国现代史上，上世纪90年代对儒学的研究和讨论特别活跃，这与取得“汉江奇迹”之后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密切相关。学界对儒学的关注程度说明了其在韩国社会的复兴。再往前追溯，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高度、压缩性的成长使得韩国最终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这就为反思传统文化建立了良好的契机。解放后50余年的时间里，韩国通过不断的民主化斗争，于1993年结束了军部统治，建立了文人政府，实现了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两个进程。这种自豪感使得韩国人开始将关注方向从过去的西方文明转移到探讨韩国文化中来。20世纪90年代中期学术界兴起“东亚论”的理由就在此。1997年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暴露出东亚经济模式的局限性。与此同时，所谓的“亚洲价值”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韩国学者金景日所著《只有消灭孔子，国家才能存活》一书与肤浅的商业主义相结合，在社会上掀起一股“孔子论争”，于是儒学被视为经济危机的主凶以及导致当今社会发生病变的毒瘤。学界也有人提出要从儒学中另谋出路的反论，即“儒学对策论”。

　　可见，现代韩国社会对儒学的认识是两面的，即“光辉与阴影并存”“批判与力挺并存”。韩国学者认为，儒学本身就具有积极和消极的双重性：它既是经济发展的动因，又是经济危机的主犯；它既是权威主义的封建伦理，又是可以与民权、正义等现代民主并存的政治伦理，也是可以弥补西方自由主义缺陷的对策；它既是束缚女性的桎梏，又为我们提供了两性相伴伦理的理论依据。

　　尽管有上述评价，但韩国学界仍在尝试儒学与民主主义、资本主义、家族主义等相结合的问题。当然，这种尝试也具有一定局限性。有人批判说，这些只能限于或者止步于讨论而已，因为“东亚论”“亚洲价值”“儒家资本主义论”等都是基于或引用西方的理论来研究东方。还有人主张要对“共同体主义”进行再诠释。因为立足于家族纽带基础上的儒家共同体主义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动因，也是因学缘、地缘、血缘等关系网络而阻碍经济发展的人情主义的主犯。即便如此，这种共同体主义一定程度上也是克服西方个人主义弊端的对策。

　　当前韩国儒学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受上述影响，当今韩国社会对儒学的认识也存在积极与消极的两面性。积极因素主要体现在：它创造了朝鲜时期500余年辉煌的历史文化，正是这些才使得韩国的文化遗产和文化商品在世界广受欢迎；重视道德和正义的朝鲜儒生们所具有的儒雅教养和朴素意识是韩国人精神力量的源泉；韩流的成功、韩国文学地位的提升以及韩国文化产业的发达离不开儒学追求真善美的伦理价值；韩国社会高涨的教育热正是在儒学重视人才的环境下形成的，这与韩国快速发展为尖端技术强国密切相关。

　　消极认识主要体现在：儒学男尊女卑的男权主义思想一直是压迫现代女性的桎梏，特别是很多家庭妇女对此怨言颇深；长幼有序的位阶秩序以及排名意识非常压抑年轻人的心理及成长空间，导致他们回避质疑或提出真实意见；大企业家族式的经营理念以及职场以权谋私等问题都来源于传统儒学的陋习等。

　　相较于古代历史上曾在政治、思想、文化等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学，当前韩国儒学的发展面临诸多方面的问题与挑战，主要如下：

　　首先，信奉儒教的人口比例在逐渐下降。统计显示，近年来不仅儒教人口在总体宗教人口中的比重最低，而且人数也在逐年减少，2015年仅为1995年的1/3。2015年韩国儒教人口总数占据总人口（按5000万计算）的比例仅为0.151%。这一趋势不免会令人产生韩国儒教信徒会随着时间而消失的担忧。尽管儒学作为一种生活理念仍在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但相比于其他宗教，大部分韩国人越来越羞于表达自己是儒教的忠实信奉者，这与韩国传统意义上儒学的墨守成规以及回避创新有着很大关联。

　　其次，家族主义思想走向淡化。家族主义是推动韩国近代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上世纪60年代，随着产业经济的发展，西方的个人主义正式进入韩国并逐步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特别是近些年韩国经济不景气、生活及教育成本大幅上涨以及失业率居高不下，不婚不育、晚婚少育以及老龄化现象越来越突出，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棘手问题。《纽约时报》评论指出，在经济和人口的双重挑战下，韩国家庭所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孤独死亡”的案例明显增加，传统的家庭结构正在发生改变，以儒家为基础的“养儿防老”观念在现实中执行越来越难。这会极大降低以家庭道德为基础的儒学的社会影响力。

　　最后，传统乡校、书院等教育设施也呈现不足的状态。目前在韩国约有234所乡校和581所书院。乡校迄今仍然发挥着地方儒学教育中心的作用。每年成均馆与儒林会遴选5所示范乡校，并推荐韩国政府重点资助。韩国传统书院基本保存完好，并且于2019年7月以“韩国新儒家书院”为名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尽管如此，不可否认的是，与目前韩国国内教会约70000所、寺庙约17100所、圣堂约1756所的数字相比，234所乡校的数量实在是寥寥无几。以韩国总人口5000万为基准，相当于约每124000人使用一所乡校。不仅如此，目前韩国传统书院基本处于政府保护下并作为文化遗产来维护或展示，并没有重新恢复或激活其新的社会教育职能。

　　今后韩国儒学的发展前景

　　作为受儒学影响最深的东亚国家之一，韩国今后儒学的发展可谓任重道远。如前所述，在思想自由、文化多元的韩国社会，儒教人口减少、家族主义淡薄、财力和人力不足、传统书院等教育资源的稀缺等问题都严重制约着儒学的发展。

　　照此发展，预计到2025年，韩国儒教人口的数字将停留在5万人左右。老龄化问题的加重也更加凸显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而且预计今后拥有坚定意志和极大兴趣来投入儒学发展和振兴的人才也将非常稀缺，人才队伍及脉络传承就显得愈发紧迫。为此，韩国成均馆于2017年4月制定了《儒教与成均馆中长期发展规划》，并提出了“动员一切力量，改变所有可以改变的”作为行动口号，同时强调“变化是生存的必要条件”。这份规划重点提出了改革中央组织与地方组织的必要性，主要从改善印象、高效运营、可持续发展三个方面来进行，力争最大程度上发挥成均馆的主导作用，进而实现韩国儒学的复兴。其中还特别提到了中国儒学和传统文化的复兴，认为韩国儒学应该借此东风，加大与中国的文化交流，为自身发展提供更好契机。

　　韩国政府也意识到这一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除了在财政上大力支持儒学外，还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如以缩短工作时间、增加上班族娱乐休闲为主要内容的“work and life balance（工作与生活平衡）”。这项措施不仅会促进各种文化消费，而且很大程度上将会增加父母与子女等家庭成员的相处时间，对强化家族纽带具有推动作用。不仅如此，政府还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来鼓励生育、应对老龄化问题等。同时，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文化财厅与地方自治团体联手于2017年开始实施如下内容：积极支持书院与乡校的振兴事业；重点打造兼具历史厚重感与现实生动感的乡校和书院；努力探索书院与乡校的现代化经营模式；大力资助优秀的书院和乡校振兴项目等。

　　综上可见，当下韩国儒学的振兴和发展刻不容缓，韩国社会也为此付出了积极努力。特别是韩流文化在全球的成功让韩国在文化方面有着强烈的自尊心和自豪感，一系列文化古迹的申遗成功又激励了韩国发展传统文化的信心和决心。尽管儒学在近代曾遭遇曲折，但对大部分韩国人而言，不管儒学是否为宗教，其传统理念（仁义礼智信等）依然是人们日常生活践行的伦理规范。当前，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对韩国儒学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机遇。中韩文化交流对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至关重要，儒学正是加强两国文化交流的精神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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