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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与“诗史”的关系

发布时间:2017-05-27 编辑:茵萍‍ 手机版

  杜甫是我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一生是和他的时代,特别是安史之乱前后数十年间那“万方多难”的时代息息相关的。千余年来,杜甫向称“诗史”。晚唐孟綮《本事诗》即指出,“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但对于“诗史”含义的理解,历来论者都持一个“定论”:杜诗的大部分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和李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过程,成为开元、天宝之际的唐朝社会的一面镜子。并且,有关的论述多是语焉不详,显得简单而概括。

  笔者以为,“定论”不能定,应当对杜诗进行全面而具体的分析分析、阐述。以下便是笔者读了杜诗之后,对“诗史”含义的一些浅陋的理解,愿撮录于此与论者商榷。

  一、杜诗是安史之乱爆发前夕唐代社会的一面镜子

  安史之乱前夕的杜诗深刻地反映了唐代最高统治集团的骄奢淫逸和穷兵黩武,以及由此造成的现实生活中贫富两个阶级的尖锐对立和人民深重苦难的现实,揭示出造成严重危机的社会政治原因。

  当时,作为唐王朝最高统治者的唐玄宗李隆基,在位日久,便骄奢淫逸,纵情声色。所谓“异哉瑶池饮,日晏昆仑丘”(《同诸公登慈思寺塔》),就是针对唐玄宗、杨贵妃的荒淫糜烂生活而言的。“宫中行乐秘,少有外人知”(《宿昔》),他们在宫中干些什么呢?“斗鸡初赐锦,舞马解登床”(《斗鸡》),这是多么骇人听闻!宫中行乐还不够,唐玄宗每年还要带着杨贵妃姐妹兄弟到骊山避寒;春天来了,玄宗就带着“丽人”们穿过夹城游宴于曲江、芙蓉苑。《丽人行》诗与《乐游原歌》中所写的“青春波浪芙蓉园,白日雷霆夹城仗。阊阖晴开泆荡荡,曲江翠幕排银傍,拂水低徊舞袖翻,缘云清切歌声上”即揭露此事的。玄宗纵情声色的结果是不理朝政。他把内事交给权阉高力士,把外事交付奸相李林甫。高权势极大,李阴险奸诈,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尤其是李林甫,虽不学无术,却是一个“口有蜜,腹有剑”的阴谋家。他排挤比较开明的宰相张九龄,诬陷迫害很多正直的文臣武将。北海太守李邕,也在746年被他派党羽杖杀了。“朱门务倾夺,赤族迭罹殃”(《壮游》),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十分激烈。这种矛盾的激烈化,使许多有才能的正直之士不仅不能得到重用而发挥一技之长,还受到严重的压抑,元结《喻友》中记载:天宝六年(747)年,玄宗下诏征求有一技之长的人赴京应试,权臣李林甫妒才,将应试的人全部落选,还说“野无遗贤”。亲见了这一史实的杜甫将之记录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诗人虽然而很有才华,“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并且政治抱负也十分远大:“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然而,“青冥却垂翅,蹭蹬无纵横”,在现实面前,仍摆脱不了仕途失意的命运。诗人的忘年交郑虔,多才多艺,琴棋书画,无所不能,真正是“先生有道出羲皇,先生有才过屈宗”(《醉时歌》),还懂医药、星历、地理、兵法,写过多种著述,也只被玄宗任为“冷署”广文馆博士。与之相反,无能之辈却“衮衮登台省”,“甲第纷纷厌梁肉”时,“广文先生饭不足”(同上),应该说,杜甫、郑虔这样的艺术家的遭遇,在当时是非常富于代表性的。天宝十一载(752)李林甫死后,杨国忠为右相兼吏部尚书,大权在握,愚而自用;杨氏家族“宾从杂沓实要津”、“炙手可热势绝伦”,干尽祸国殃民的勾当(《丽人行》),这证明唐代最高统治层已完全腐败了。

  在著名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里,诗人采取史诗的艺术构思,运用典型化的艺术概括,大胆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荒淫糜烂和穷奢极欲。诗中“瑶池气郁律,羽林相摩戛。君臣留欢娱,乐动殷胶葛。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褐”是针对唐玄宗、杨贵妃每年到骊山避寒,在华清宫极声色之乐的史实所描绘的一幅绝妙讽刺画;而“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中堂有神内战,烟雾蒙玉质。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则是对唐玄宗和杨氏兄妹的奢侈挥霍的糜烂生活的尽情揭露。诗中还通过自己“非无江海志,江河送日月”与“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的极度矛盾心情,揭露了有才能有抱负的下层知识分子不抒其志,只得“沉饮聊自遣,放歌破愁绝”的黑暗现实。更难能可贵的是,诗中还真切地反映了现实生活中贫富两个阶级时立的实况:“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是何其触目惊心!而“朱门酒肉自,路有冻死骨”的骇人听闻的惨象,形象地使贫富之间“荣枯咫尺异”的现实得以印证。另外,在此之前所写的《秋雨叹》三首之第二首“禾头生耳黍穗黑,农夫田父无消息。城中斗米挨衾绸,相许宁论两相左”的事实,也披露出天灾加人祸给广大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

  造成广大人民深重苦难的原因,除了统治阶级本身为满足其奢糜腐朽生活的需要而对劳动人民压迫剥削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统治集团对外穷兵黩武。天宝十载(751)创作的《兵车行》便是深刻反映这个事实的一篇“诗史”:

  第一,罪恶的黩武战争破坏了人民的家庭生活。诗歌开头所写“耶娘妻子走相送”、“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的悲惨场面,同《资治通鉴•唐纪•玄宗天宝十载》记剑南节度史鲜于仲通侵南诏兵败后,“……杨国贵遣御史分道捕人,连枷送诣军所。……于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振野”的史实是相吻合的。

  第二,频繁的黩武战争破坏了农业生产并加重了人民的赋役负担。战争使劳动力大量表失,土地荒芜,庄稼减产,农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便是生动写照。而从“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句,又可想见人民赋役负担加重、生民涂炭的惨景。

  第三,血腥的黩武战争葬送了无数士兵的生命。“点行频”,役期久(“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伤亡大(“边庭流血成海水”)的黩武战争葬送了无数生命,使百姓竟至生出了“生男恶”的想法,其遭受的巨大苦难及心灵创伤可想而知。诗歌“先言人哭,后言鬼哭,中言内郡凋弊,民不聊生,此安史之乱所由起也。”(《杜诗详注》卷二引单福语)这个评价是十分深刻而有见地的。

  唐统治阶级的奢糜腐朽和对外穷兵黩武,既使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化,又给百姓带来了深重苦难,加剧了阶级矛盾,终于导致了安史之乱的爆发。而安史之乱前夕的杜诗,恰是通过反映这种现象来揭示安史之乱爆发的社会政治原因的“诗史”。

  二、杜诗是安史之乱及其所带来恶果的实录

  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了。安史之乱是破坏统一的分裂行动,其反动性质还可从叛军对待人民的态度看出。《资治通鉴•唐纪•肃宗至德元载》说:“贼每破一城,城中衣服、财贿、妇人皆为所掠。男子壮者使之负担,羸、病、老、幼皆以刀槊戏杀之。”杜甫是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他的诗最大程度地忠实记录了战乱给国家和人民所带来的巨大灾难,控诉了叛乱的滔天罪恶。

  安史之乱带来的巨大灾难之一,便是使国家山河破碎,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空前的浩劫,杜甫是用诗歌记录这场浩劫的“良史”。杜诗通过真实的形象描写,再现了安史之乱中的社会生活面貌,留下了一幅幅兵荒马乱和人民苦难的历史图画。

  (1)触目惊心的战争图画:“血战乾坤赤,氛迷日月黄。”(《送灵州李判官》)

  在那“天地军麾满,山河战角悲”(《遣兴》)的时代,杜诗真实地记录了安史叛军在战争中的凶残暴虐,控诉了他们的滔天罪恶。至德元载(756)十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三日,唐军与叛军交战,一败再败,死伤惨重;而打胜仗的叛军返回长安,狂歌滥饮,气焰万丈。杜甫悲愤填膺,写诗两首。一首是(《悲陈陶》),写陈陶斜战役:“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胡歌饮都市。”诗人极力突出了官军的惨败和叛军的凶横。另一首是(《悲青坂》),写青坂战役:“我军青坂在东门,天寒饮马太白窟。黄头奚儿日向西,铁骑弯弓敢驰突。山雪河水野萧瑟,青是烽烟白是骨”。诗歌揭露了叛军的耀武扬威、骄横不可一世,更描绘出一副令人惨不忍睹的画面。这两首诗是诗人蘸着“义军”鲜血而写成的“诗史”。在此之前的天宝十五载(756)六月九日的潼关战役的惨败,也在后来的诗中有明确记录:“潼关百万师,往者散何卒?遂令半秦民,残害为异物”(《北征》),“哀哉桃林战,百万化为鱼”(《潼关吏》),“桃林战”即潼关战役。这是多么令人可痛的惨景!无怪乎人们经过战场时所见的是“所遇多被伤,呻吟更流血”、“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干”(《北征》)。而乾元二年(759)三月三日九节度使60万人在邺城(相州)战役中溃败,伤亡更是不计其数,《新安史》对此作了沉痛的记载:“我军取相州,……归军星散营”。战争中死难的,都是无辜的百姓和士兵。《悲陈陶》中“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垂老别》中的老人“子孙阵亡尽”、《石壕史》中的老妇“二男新战死”,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安史之乱所导致战争,不知使多少人死于非命。杜诗作为“诗史”,即通过描写战争面画,深刻揭露了叛军对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

  (2)满目疮痍的山河破碎图:“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春望》)

  安史之乱是中华民族的空前浩劫,不仅使得生灵涂炭,而且造成了“人烟断绝,千里萧条”《旧唐书•郭子仪传》的惨象,山河大地一派破碎。“乾坤含疮痍”(《北征》)对此是很精炼的艺术概括。杜诗有许多篇章都描绘了这样的图景。昔日繁华热闹的京都长安城,战乱后纵然春回大地,却人烟稀少,呈现的是一片萧条荒芜的景象(《春望》);过去皇帝与妃子们寻欢作乐的曲江头,美丽繁华早已荡然无存,看见的只是“江头宫殿锁千门”,诺多建筑物荒废无主,那“细柳新蒲为谁绿”呢?此情此景令人不能不生故宫黍离之悲。而曾是统治者奢侈淫糜场所的玉华宫,这时是怎样的情景呢?《玉华宫》诗为之作了描绘:“溪回松风长,巷鼠窜古瓦”,“阴房鬼火青,怀道哀湍泻”,“当时侍金銮,故物独石马”,颓败凄凉的景象历历在目,使人黯然。都市是这样,农村又如何呢?诗人看到的是:“靡靡逾阡陌,人烟眇萧瑟”,“鸱枭鸣黄桑,野鼠拱乱穴”(《北征》),“废邑狐狸语,空村虎豹争”(《送郭中丞三十韵》)。《垂老别》里则画出了一幅血与火的历史画:“万国尽征戍,烽火被冈峦。积尺草木腥,流血川原丹”。而《无家别》通过一位战败的老兵回乡所见,对遭受战乱惨重破坏的荒芜田园进行了具体的描绘:“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贱子因败阵,归来寻旧蹊。欠行见空巷,日瘦气惨凄。但对狐与狸,竖毛怒我蹄。四邻何所有,一二寡老妻。”这些画面,与史书说的“居无尺椽,人无烟爨,萧条凄惨,兽游鬼哭”(《旧唐书•刘晏传》)相互印证,真正是“十年杀气盛,六合人烟稀”(《北风》)。杜诗通过对这一幅幅荒败凄惨画面的具体描绘,深刻的反映出了安史之乱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巨大灾难。

  (3)广大人民困苦生活图:“农事都已休,兵戈况骚屑”。(《喜雨》)

  安史之乱持续八年之久,使得广大人民流离失所,妻离子散,甚至家破人亡。杜诗中所记录的诗人自己的一些遭遇和感受,如“断绝人烟久,东西消息稀”(《忆弟二首》)、“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月夜忆舍弟》)、“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与“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羌村三首》其一)等等,在当时是带有普遍性而具有典型的现实意义的。而战乱中朝庭为补充兵员滥征丁夫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则在“三吏三别”组诗中得到了忠实而辛酸的记录。更重要的是,杜诗还生动凝练地反映出由于战乱,“儿童尽东征”、“蜀地无人耕”(《羌村三首》其三),所以乱后农业生产荒废,广大农民生活极端困苦。对之,唐王朝不仅不加救济、抚恤,反而由于“战伐乾坤破,疮痍府库贫”(《送陵州路使君之任》),在上元二年(761)十月,下令征收自天宝十三载(754)至上元二年农民所欠的租庸,只要百姓家中有粮食、布帛的,官府就派人夺走,叫做“白著”,不服者加以严刑。于是,战乱的破坏、赋役的繁荣,加之富商、奸商的盘剥(《述古三首》):“市人日中集,于利竟锥刀”)以及米价的不稳定(《岁晏行》:“去年米贵缺军食,今年米贱大伤农”),农民们更其贫穷、痛苦:“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杼柚茅茨空”、“况闻处处鬻男女,割慈忍爱还租庸”(《岁晏行》)。那些长期战乱剩下来的孤苦的寡妇,处境更是悲惨:“征戍诛求寡妇哭”(《虎牙行》)、“已诉征求贫到骨”(《又呈吴郎》)。这种直接揭露安史之乱导致广大人民困苦生活现实的图画,在杜诗中比比皆是。而杜甫本人贫穷流离、寄人篱下、无家安身的景况,更是富于代表性地再现了当时的现实生活面貌。

  安史之乱带来的巨大灾难之二,是造成了吐蕃统治者入侵和地方割据势力膨胀的严重恶果。作为“诗史”,杜诗充分揭示了这一点。

  内乱导致边患,这是历史规律。早在安史之乱爆发后不久(756、757、758),吐蕃就乘机蚕食唐王朝西方边境。当时杜甫在秦州,预感到吐蕃还要兴兵侵犯,曾在诗中对之提出了严厉谴责:“西戎外甥国,何得迕天威”(《秦州杂诗二十首》)其十八)。广德元年(763)七月,吐蕃大举进犯,“尽取河西、陇右之地”,十月又“入长安”,抢劫府库,掠夺百姓,洗劫一空,代宗仓皇逃往陕州(河南陕县);十二月“陷松、维、保三州及云山、新筑二城”(《资治通鉴》),杜诗《天边行》:“陇右河源不种田,胡骑羌兵入巴蜀”;《遣忧》:“隋氏留宫室,焚烧何太频”;《忆昔二首》:“犬戎直来坐御床,百官跌足随天王”;“洛阳宫殿焚烧尽,宗庙新除狐免穴”;《诸将五首》其一:“汉朝陵墓对南山,胡虏千秋尚入关。昨日玉鱼蒙葬地,早时金碗出人间”;《岁暮》:“烟尘犯雪岭,鼓角动江城。天地日流血,朝庭谁请樱”,等等,比较详尽地记录和反映了这些史实。

  长期的战乱封建朝庭大权削弱,地方割据势力膨胀,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带有某种历史必然性的。故安史之乱时杜甫便预感到“并吞与割据,极力不相让”(《剑面》)的局面已不可避免。果然在上元二年(761)四月,即有梓州(四川三台)刺史段子璋反,自称梁王;大历五年(770)四月八日夜,湖南兵马使臧介又在潭州城内叛乱,他以缺粮为肇事之借口,煽动士兵杀死刺史兼湖南都团练观察使崔罐。这两个史实分别在杜诗《戏作花卿歌》和《入衡州》中有记录和反映。一些地方割据势力,或自恃有功拥兵自重,或飞扬拔扈不愿勤王。如上元二年四月曾平定段子璋之乱的成都尹、四川节度使崔定远的牙将花敬居功自傲,竟然敢“谮用天子礼乐”,所以杜甫写了《赠花卿》诗讽刺警告他:“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又如广德元年(763)十月吐蕃攻进长安,代宗逃奔陕郡。在这“天子不在咸阳宫”的时刻,梓州“摄行大将权”的章彝却在冬季校兵大规模地狩猎:“禽兽已毙十七八,杀声落日回苍穹”,而不愿“为我回辔擒西戎”。对此,《冬狩行》所作的记录是详尽而具体的。割据的地方军阀专横残暴,胡作非为,对广大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杜诗深刻地反映和揭露了其丑恶行径。花敬定灭段子璋后,纵兵大肆抢劫,妇女带有金钏银钏的,往往被“官军”砍下手臂,《戏作花卿歌》记录了这血淋淋的罪恶。而《三绝句》的揭露更是淋漓尽致。其一云:“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其三云:“殿前兵马虽骁雄,纵暴略与羌浑同。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

  应该说,安史之乱及其导致的吐蕃的入侵和地方割据势力的膨胀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都使李唐王朝的实力大大削弱,从此一蹶不振,转盛为衰。而杜诗正是忠实而沉痛地反映和揭示了这一重大历史转折过程的一代“诗史”,也是为一去不返的盛唐气象唱的一曲无尽的挽歌。

  三、杜诗的不少篇章是唐代各种独具风貌而又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传记

  杜诗作为“诗史”,还表现在侧重写“人”,即如史学家一样,以诗的形式描写自己时代的各种独具风貌而有其典型意义的人物,为之素描、写生、作传,通过人物的经历、遭遇来展现时代、社会风貌,反映现实。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1)以组诗的形式为兵立传,塑造出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

  前后《出塞》即其代表作品。《前出塞九首》是为一个来自老百姓的淳厚、勇敢和谦逊的士兵作的传。这是一个被迫当兵的府兵,由于“杀人亦有恨,立国自有疆”的思想支配,他不满“君已富土境”后还无休止地“开边”的作法,加之一路上徒长欺压、驱通(“吏怒嗔”),因而“心绪乱已久”,但最后还是决心把生命献给国家:“丈夫誓许国”。在军中,他深切地感受了“军中异苦乐”和边将把戍卒当“奴仆”使唤的黑暗,也尝遍了筑城戍守的痛苦,虽然他很渴望立功:“功名图麒麟”、“几时树功勋”,但初战立功时,却“潜身备行列”,认为“一胜何足论”;而“从军十余年”后,因为“众人贵苟得,欲语羞雷同”之敌,虽屡建战功,却仍然穷乏如故,竟似未尝有分寸功者。诗人通过这一普通而又独具典型意义的士兵形象,不仅揭露了统治者穷兵黩武和军中的黑暗,更重要的是赞美和歌颂了下层劳动人民淳厚、勇敢、谦逊的高尚美德。《后出塞五首》中的主人公,抱着“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的动机应摹当兵,从其“买马”、“装刀”、“含笑看吴钩”可知他参军时情绪是高昂的,但一到军队就被管束起来了:“中天悬明月,令严夜寂寥。悲笳数声动,壮士惨不骄。”而主将又是那么令人失望:“古人重守边,今人重高勋”、“主将位益崇,气骄临上都:边人不敢议,议者死路衢。”所以“跃马二十年”来,不但未能报答“明主恩”,反而“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幻想的破灭,使“良家子”不得不“中夜间道归”,“脱免”了随“主将”(安禄山)从逆而导致遗臭万年的恶名。这个士兵是一个意气豪爽、大节不夺的忠义之士,在他身上充分体现了广大人民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杜诗对比是完全肯定的,前后《出塞》诗是对某种具有典型意义的下层人物的颂歌,作为“诗史”,它反映出当时广大士兵的思想精神面貌。

  (2)为自己时代颇有影响的人物作“小传”。

  这一方面的代表作是《八哀诗》。《杜诗言志》称其“分明是八首小传”;赦敬也说“《八哀诗》雄富,是传记文字之用韵者”(《杜诗详注》卷十六引)。《八哀诗》是杜甫为纪念八个他敬重或友好的人物而作的“诗史”。第一个写司空王思礼。安史之乱中,他立有平判的战功,在杜甫笔下,他是一个所向无敌、任事多效的精细、勇烈、骠悍的战将:“短小精悍姿,屹然强寇敌,贯穿百万众,出由犹咫尺。马鞍悬将首,甲外控鸣镝”、“晚达兵家流,饱闻《春秋》癖。胸襟日沉静,肃肃自有适”;第二个写司徒李光弼,他是唐王朝中兴的第一位功臣。诗歌极尽笔力写出了其大将之才,他的一举一动,都足以“褫强胡之魄,制敌人之命,安四海人心,控天下大势”;(《杜诗言志》卷九)其功力,足以“旋转乾坤,调元夺化,开国家之缔造,济宇内之艰危。”(同上)但作者认为由于受到小人排挤,其将才未能尽用:“平生白羽扇,零落蛟龙匣。雅望与英姿,恻怆愧里接。”第三个写左仆射郑国公严武。他三次镇蜀,抗击吐蕃,收复三城,诗人把他与文翁、诸葛亮相提并论:“诸葛蜀人爱,文翁儒化成。公来雪山重,公去雪山轻。”第四个太子少师、汝阳王李进;第五个秘书监李邕,两个过去给诗人很多帮助,诗人是怀着感激之情来写其高贵品质、超凡才艺及不朽声望的;第六、第七分别写的是诗人的好朋友秘书少监苏源明和著作郎贬台州司户郑虔,二人俱高才博学,而最终或老死于贫困,或因纵达不羁不合于时而殁,诗人对之表示了无限的哀悼之情。第八个右仆射相国张九龄,在诗人笔下,他是一位以天下为已任的贤臣,兴比庚公,政同黄霸,却遭贬斥,大材小用,去相位而领一郡。他被贬后,李林甫、杨国忠相继为相,唐王朝从此衰败。诗人写他,即是对开元之治的怀念。《八哀诗》中的八公,皆封建社会的高层人物,多因各种缘由而才能不得尽用于时。杜甫以史笔记之,充分揭示出那个时代这类人物的悲剧。

  (3)为心地纯洁、光明的底层人物写生。

  以崇敬态度传底层人物,写出其纯仆、崇高的品质,此老杜诗中最可珍视的一部分。《彭衙行》中的孙宰,是一位“高义薄层云”的好人。在那“谁肯艰难际,豁达露心肝”的时候,他给落难的杜甫以诚挚的帮助:“延客已曛黑,张灯启重门。暖汤濯我足,剪纸招我魂”、“众雏烂漫睡,唤起沾盘飧。‘誓将与夫子,永结为弟昆’。遂空所坐堂,安居奉我欢。”充分表露出对杜甫的深厚情谊。《信行远修水筒》一诗,写的是一个不遗余力而肯为世间最劳苦之事的仆夫,这是一个“信行者”。“云端水筒拆”了,人家请他去修,虽然“林表山石碎”、“荒险崖谷大”,他却能引此为已任,“陟云林、凌荒险,通流于四十里之外,来与厨会”,真正是“其置身托志在云霄之上矣。”(《杜诗言志》卷十)如果说以上两个人都从平凡显示了其高贵的心灵,那么“三吏三别”中《垂老别》里的老人、《新婚别》里的新娘子,则在国破家亡的紧要关头,表现出了其崇高的品质,他们是安史之乱中劳动人民的爱国形象。《垂老别》中的老人,为了国家的统一、人民的生存,献出了全部的子孙,现在都征兵征到自己头上来了:“四邻未宁静,垂老不得安。”他虽对官府滥抓丁夫不满,但大敌当前,“何乡为乐土,安敢尚盘桓”,他忧虑国家的前途和人民的命运,索性豁出老命去同叛军拼了:“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他化悲痛为力量,爱国的激情加上复仇的怒火,使他以衰老之身,愤而投杖应征,虽然“同行为辛酸”,虽然“老妻卧路啼”,虽然“明知是死别”,他还是抱定必死的决心,要上前线去同叛军厮拼。热爱祖国,仇恨敌人,忍辱负重,勇于牺牲——就是这位爱国者的英雄本色。《新婚别》中的新娘子是一个纯朴的农家女,盼望能嫁一个好丈夫,同他白头偕老。然而,新婚的第二天早晨,丈夫就被官府征召。她诅咒朝庭兵役政策的残酷,提出了“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的抗议;但是,想到大敌当前,她便压抑住最大的悲痛,喊出了“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的爱国呼声,并以自己忠贞的爱情,来坚定丈夫的意志:“对君说红妆”、“与君永相望”。忍悲含泪,顾全大局,热爱国家,忠于爱情——就是这个爱国妇女的优秀品质。可以说,老人和新妇是杜诗中最光彩照人的形象,诗人把他们载入“诗史”,为劳动人民唱出了一曲悲壮幽婉的颂歌。

  (4)为并世的某些艺术家传神。

  如王宰、曹霸之画,公孙大娘之舞等,皆一代艺术之精英,老杜皆一一用诗表而出之。使之神韵不朽,传于千古。《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既写出王宰作画不率尔从事的严肃态度:“十日画一水,五日画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迹”,又传达了五宰笔下山水画的神奇:“巴陵洞庭日本东,赤岸水与银河通,中有云气随飞龙。渔人舟子入浦溆,山水尽亚洪涛风”,把东西相望的远山远水与现实生活同神话传话钩连,其中还点缀着渔人弄舟水边,大风呼啸山林,极富有生活气息。而曹霸画人则“褒公鄂公毛发动,英姿飒爽来醋战”;画马则“斯须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的神技,通过《丹青引》诗也得以酣畅淋漓地呈现在人们眼前。“一舞剑器动四方”的公孙大娘的“剑器舞”是十分美妙的:“嚯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我们从《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中描摹的效果,便可体会到为何会使“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了,另外,诸如韦偃的画、李龟年的歌等,其神韵也可以从杜诗中领略。杜诗使诸多艺术家的神韵千古流芳不朽,真不愧为“诗史”。

  (5)为封建统治集团“取影”。

  杜诗虽然没有集中地为某几个统治者作过传,但却为各上阶层的统治者取了影。上层的有不顾“边庭流血成海水”而仍然“开边意未已”的唐玄宗;有“炙手可热势绝伦”、见人近前即欲嗔的杨国忠等等。下层的有“喧呼”“点兵”的新安吏,有半夜捉人,呼叫“一何怒”的石壕吏,还有“急索租”的县官,等等,这些人自上而下联成一体,便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封建统治集团。作为“诗史”的杜诗,通过素描取影,突出了其凶残暴虐的本质特点。

  (6)为颇堪同情的各种现实人物素描。

  《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里的孔巢父之所以认为“富贵何如草头露”,因而“掉头不肯住”,宁愿“东将入海随烟雾”、“钓竿欲拂珊瑚树”,恐怕求仙访道是假,看透现实而全身远害是真。这或许是正直的封建士大夫不屑与恶人同朝,洁清自处的唯一归宿。那个“清夜置酒临前除”的蔡侯,在旁人“苦死留”时,他却为巢父饯行,也是一个看破红尘的清醒者。此乃集二人为一幅素描者。另外还有一人一幅的,如《哀王孙》中的王孙,在安史之乱时竟困苦而至“泣路隅”,腰束“宝块青珊瑚”向人“乞为奴”;又如《佳人》所描述的佳人,由于遭遇丧乱,“兄弟遭杀戮”、“夫婿轻薄儿”喜新厌旧,将她抛弃,所以只得“幽居在空谷”,以保洁清自好。“无寒衣袖薄,日暮依修竹”,佳人那端庄静一、凄寂无聊的光景,宛然在目。这些颇堪同情的现实人物得以取形素描,使杜诗“诗史”特色更其鲜明。

  (7)时代的见证人——诗人的自我形象。

  贯穿于全部杜诗之中的最完整最动人的形象,是诗人的自我形象。从杜诗的阅读理解中,我们可以感知到杜甫这个伟大的忧国忧民的诗人的形象特点:“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北征》)、“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岁暮》)等等即此鲜明写照,甚至在生命接近尾声的时刻,他仍忧虑着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公孙仍持险,侯景未生擒。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可以说,杜甫的一生,是忧国忧民的一生,而这与他是那个“万方多难”的时代的最大最好的见证人是分不开的。《壮游》便是诗人晚年写的一篇完整的自传。诗歌从童年写起,一直写到晚年,较详尽地叙写了自己一生的生活和经历:七岁开始学诗,青年时南游吴越,北游齐赵,以后旅食京华上三大礼赋,待制集贤院,逢安史乱,营救房倌,一直到客居巴蜀。诗歌全面而完整地展示了自己的生活史。正是由于杜甫经历了那样的艰难岁月,亲眼目睹了国家的衰败,亲身感受了人民的痛苦,他才能够急国家之所急,痛人民之所痛,恨人民之所恨,成为历来封建士大夫学习的光辉典范,成为一代杰出的诗之良史。杜诗显示出来的诗人自我形象,进一步表明:奉杜诗为“诗史”,毫不过誉,就犹如奉他为“诗圣”一样。

  上述几个方面的比较具体而详尽的分析,笔者认为尚比较全面的揭示了杜诗“诗史”的真实含义,这就是:杜诗是安史之乱前后数十年唐代社会的一面镜子,它忠实而具体地反映了李唐王朝由盛变衰的历史进程;同时,杜诗又是一部那个时代各具独特风貌而又具有典型意义的各种现实人物的传记。

  由此,笔者又想到,我们在评述古代作家作品的时候,是否应该注意既重视对作家作品作全面而具体的考察、阐述,又不贸然得出“定”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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